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与日俱增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被迫调整和自觉调整两种力量正在汇集，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倒逼机制和正逼机制。
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人口红利持续衰减，劳动力供求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其中结构性矛盾逐步上升，就业难、用工荒并存现象长期化。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
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的结果是，原有传统产业（特别是一般加工制造业）向综合成本低的内陆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目前这一势头已相当明显，如重庆、安徽等地的许多产业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耐克等国际品牌逐步把制造工厂更多迁至越南等国。这种情况将驱使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否则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减速。
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空前提高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过去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环境问题也快速积累，并集中爆发出来。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公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敏感程度提高。同时，由于环境管理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日渐完备，特别是媒体监督报道力度加大，环境问题对公众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捷。
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明显上升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较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更有物质基础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就是要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从经济层面讲，就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这正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代际之间的消费倾向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目前在城市中出现的所谓“月光族”和“啃老族”，前者指工资月月花光，后者指自己的收入不足，消费花钱还要靠老人补助，这都是新一代年轻人消费倾向高的表现。新一代农民工也是如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大相径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更高一些。在消费结构上，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温饱型转向享受和发展型。常言道：形势比人强。人口新老交替这一自然规律可能会使中国人消费倾向低的状况有明显改观。
东部沿海地区遭遇增长困惑和转型压力
近年来，由于要素成本全面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等，东部地区过去那种以高度消耗资源、高度依赖出口市场、处于产业链低端，以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当前东部沿海许多地区正在基本完成工业化，需要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现实是，一些城市房价上去了，但产业结构没上去。许多东部地区已经到了只有调整、转型、创新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调整转型越快，发展的空间才能越大，发展的速度才能越快。
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
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趋势，如1990-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25岁上升到35岁，而同期美国从33岁上升到37岁，日本从37岁上升到45岁。在过去40年中，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日本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快。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来自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上升
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前列，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将持续存在，且有增无减。这在客观上会促使我们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在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赢得自身的发展权利和发展空间。
确保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压力。近年来，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需要在“节流”和“开源”方面下更大功夫，取得更大成效。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原有的世界经济循环模式被打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亟待解决，再平衡是客观趋势，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必然是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而又举足轻重的大国经济，需要像参加一场新的大型舞会一样找到自己新的定位和节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是我们适应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借再平衡名义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那样只会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得不偿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压力。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万美元并不太难，但此后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的困难可能会明显加大。我们需要应对多重挑战，其中十分关键的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成创新型国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正是未来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