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专家话语，另一方面不可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对生活的经验感受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也是专家话语不能置换的

专业分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表现在媒体中，就是越来越多的媒体有着强大的专家学者队伍为后盾，甚至直接把专家学者推上前台，以示自己的“知识正确”。我本人也属于专家党的一员，爱掺和媒体的分析报道评论，也极爱向媒体推荐作者：某专家适合分析交通问题，某学者对信仰有研究，某人评论读经现象最好；我自己以身作则，常在媒体邀约文章时，会断然推辞：高考问题没研究过，科技政策不属于我的关注范围，足球我不懂，等等。

这是一个专家学者的时代。借助于专家学者的分析，借助于他们对信息背景的交待，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时，在社会大量而分散的信息和重大的事件面前，大众显得是无知的、盲目的。简单地说，此时专家学者的判断就成了人们的选择。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对于没有音乐听力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都没有意义。专家学者就是人民大众的听力。

当代中国人确实对专家学者抱持着相当大的尊重和敬意。人们期待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学有所用，学以致用，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繁荣。因为人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自己的局限甚至自己的无知，人们愿意把衣食住行乃至社会重大命题等等交给专家处理。人们觉得，面对历史演进至今的人类生活，离开专家学者的引导，人们将无所适从。专家指导我们如何吃饭、穿衣，如何面对日益污染的食品，如何选择五花八门的房屋装修，如何看球赛，如何理解巴以冲突，如何看待美国民主的危机，如何想象俄罗斯的恐怖事件；甚至由于历史感的丧失，专家学者告诉我们一个无处不在的有着“潜规则”的历史，给我们解释一个戏说前朝或走向共和的正剧的历史。所有现代人类经验的一切，需要专家学者的介入。

专家学者的众声喧哗因此成就了转型时代的“公共空间”。但由于我国转型期的漫长复杂，这个“公共空间”是异常特殊的。最重要者，莫过于它的公共性是可疑的，是断裂的。社会空间的脆弱，媒体的共谋或势利，专家的非人民性、非现代性或非人性，使得专家也会失语。一批专家的登场是以另外一批专家的失语为代价的，公共空间的热闹也常会带来寂静的冷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垄断这一空间时，人文学者不仅失语，而且失落；当法学政治学话语显露霸权底气时，经济专家们也陷入沉默之中；民族主义话语高涨时，无人撄其锋锐，多作壁上观；当文化保守主义登场独唱时，无人喝彩；宪政派话语争雄时，无人表态。虽然，这种沉默多是短暂的现象，转型期的人人腹诽，常在沉默失语过后，争先恐后地揉身而上，以示自己有知有势有权，以显示自己是聪明的、“政治正确”的、有头有脸的、真理正义在握的。因此，在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里，不仅一人开口，万人噤声，还有着众声喧嚣，还有着运动民众之后的疲软。

这种现象最早为媒体从业人员感受到了，他们经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以惯常的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来解释，但愈解释愈漏洞百出。至少，我给朋友们推荐合适的专家学者，就日益步入困境。说一句大白话，如果一个问题你今天认为只有十个人够格来谈，那么明天就会以为只有五个人够格来谈，后天就没人有资格了。如果我们把大众的生活等同于专业相加，明天就会把专业等同于大众生活，后天就是专家等同于大众。再以后，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就不能落实，反而只能接受几条干瘦的名词概念。用王小波的话，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本来是丰富的蔬菜，明天专家学者能让我们以为生活就是胡萝卜，后天他们会说生活里只有胡萝卜缨子。

我要说的是，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专家话语，另一方面不可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对生活的经验感受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也是专家话语不能置换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时代，用得上康有为的话，“人人有议之权，人人有救之责。”当年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承继了一个“文人办报”的传统，他对媒体记者的看法也让今天一味强调专家话语的我们不免惭愧，他对另一位报人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张季鸾还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