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新加坡,离共产主义最近的地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0 次 更新时间:2012-05-10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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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  

提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和谐,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也很牢固,因此不少亚洲尚处威权体制的国家,总会把新加坡想象成下一站。但这个“下一站”本身也遇到了问题——政府与执政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也在提供着几乎堪称完美的公共服务,但仍然有感到不满的人,慈父可以提供住房、蔬菜和粮食,却永远无法垄断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

大部分刚到新加坡的人们都会称赞这个城市的建设者,这里几乎是大都市建设的模范,城市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马路上也很少堵车,保障性住宅与商品房错落有致,公园里一起玩耍的华人、马来人、白人、黑人小孩无时不在彰显其国际化程度。你很容易想起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965年才独立的新加坡,仍然保持着经济活力,人均GDP已超过4万美元,位列亚洲第一。华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这也让新加坡成为港澳台以外,大陆最为熟知的地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和谐,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也很牢固,因此不少亚洲尚处威权体制的国家,总会把新加坡想象成下一站。

但这个“下一站”本身也遇到了问题,国家的管理者和民众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下一站——政府与执政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也在提供着几乎堪称完美的公共服务,但仍然有感到不满的人,慈父可以提供住房、蔬菜和粮食,却永远无法垄断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在去年的新加坡国会选举中,得票率仍然高达六成,但创下历史新低的新加坡执政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民众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

“组屋”:“居者有其屋”不动摇

大部分新加坡的留学生与外来白领会租住“组屋”里的一个房间来开始其新的生活。“组屋”是新加坡的“保障性住宅”,由政府建造。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高度自治的领土时,政府便开启了“居者有其屋”计划,通过建屋发展局(HDB)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公共住房,目前有超过80%的人居住在“组屋”内。与“组屋”相对应的是商品房,那里是企业家、公司高管、高级学者、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居住的地方。

“组屋”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不会集中于郊区。新加坡的组屋一般都是按卫星镇方式分布,以市区河口为中心,围绕地铁或公交车站遍布整个新加坡。组屋地区能看到同样庞大的北京天通苑、回龙观等保障性住房小区截然不同的景象——组屋大多是长走廊、宿舍式的设计,上百小高层容纳了超过十万人口,但小区却井井有条,健身房、学校、公园、体育场、商场等各种设施齐全。

甚至组屋里还有社区食堂(food court),口味不见得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食物种类很多样性,每个窗口提供不同口味的东西,中餐、印度系,西式食物等。

虽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但组屋的建设足以和任何国家的商品房媲美。政府不仅建造组屋,还是最大的“物业公司”——社区会定期进行防蚊虫的消毒等措施,会提前贴公告,措辞十分客气,若因为对消毒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雾气感到迷惘和担忧,可以致电通知上的负责人电话,对方会解释原理,消除你的顾虑。

而且组屋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都是小户型,笔者在新加坡租住过的两套组屋都很宽敞,并且房间都有4个左右。由于房间比较充裕,许多当地人会把其中的闲置房间租给留学生与在新工作的外国人住。不必惊讶,社会保障性住宅可以出租是新加坡公共住宅的另外一个特色,只要主人还在里面居住,就有权出租剩余房间。为了避免违法,房东哪怕不住,也会将一个房间锁住。

购买组屋要满足五个条件: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只能购买组屋二手房,但没有收入限制);年龄至少21岁;必须组成家庭、家庭月收入低于1万元新币(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此前这个数据是8000元新币,根据年人均收入不断调整);此前不能拥有私房。组屋在住满5年后可转售。

如果你是35岁以上的剩男剩女,可以购买任何类型和地段的转手组屋。如家庭月收入在一定上限下,有机会获得一定的公积金购房津贴。对于无力购房的总收入低于2000元新币的新加坡公民,则可以以低廉的价格租赁组屋。比如,家庭收入在800元新币以下的居民申请的一室一厅,每月的房租最低仅约合人民币130元。

组屋有大有小,提供了多种选择。而且政府会以补贴的形式来弥补购房者的贫富差距——假设你购买的是一室一厅,面积45平方米的房子,平均售价为50万元人民币的话,补贴20万元。相应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售价为75万元人民币的话,会补贴17.5万元新币……而超过100平方米的组屋则不补贴。

随着近年来新加坡常住人口的增长,组屋申购已开始实行抽签方式决定,但抽中的概率显然比在北京和上海排队上车牌要高。

若从住房角度来看,与面临裸婚、蜗居的北上广深,甚至是香港和台北青年相比,新加坡年轻人无比的幸福。“和我一起来买组屋吧”是当下越来越多新加坡年轻人求婚时的流行语。最新的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均月收入达到3070元新币,组屋的价格是每平方米3000元新币至5000元新币不等。购买政府组屋,只要付20%,就可拿钥匙。一套100平方米的组屋,假设售价为150万元人民币,买房者支付3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住房。而每个月的月供,几乎两人的公积金就足够还款。

由于新增的永久居民不断涌入,因此二手组屋的价格比新建组屋来得贵。永久居民只能购买转售的组屋,而外国人只能购买商品房,因此二者的价格在近年大幅增长。对外国人来说,要体会到新加坡人幸福的住房政策则很难,由于他们是“限购”对象,因此只能租住组屋与商品房,租金近年来已经一路飙升。一些组屋的大主卧,单间租价已经超过5000元人民币。但哪怕如此,长期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购房依然会比上海和香港等城市来得轻松,与新加坡的高收入相比,高企的商品房房价也在可以承担的范围内,而且新加坡的银行利息会低很多,有内地媒体算了笔账,一套总价为550万元人民币的商品房,新加坡按揭20年买套房,比国内少付320万元人民币利息。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的降温措施已使组屋和私宅价格涨幅放缓。2007年至今,新加坡政府又推广了新一轮的“家居改进计划”,增加经济实用的组屋数量,效果显著。尽管全球经济尚未全部复苏,但过去几年,新加坡政府仍然投入46亿元新币用于组屋翻新计划,以确保“居者有其屋”的国策不会动摇。

没有维稳压力,但有前进动力

新加坡是亚洲政治口号最少的地方,但这个城市各种肤色的居民,整体上却是亚洲最有秩序和道德修养的居民——狮城没有《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媒体也缺乏国际视野(倒是很有中国视野,中国是新加坡华文媒体广阔的市场和报道对象),没有特稿与调查报道,甚至意见领袖都少得可怜,总是让人怀疑这里的人已经失去讨论政治的兴趣。

但无论从物质文明以及政府公共服务、“世界各民族大团结”、基尼指数较低等方方面面看,新加坡的确是华人社会里离共产主义最近的地方。

政府提供类似组屋这样的公共服务成为维系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感的重要工具。新加坡的公共服务不仅仅只是“组屋”,还覆盖到方方面面。如城市交通,虽然新加坡有许多富豪,中产阶级阵容庞大,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私人小汽车,市区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高达71%,高峰时段市区机动车平均速度达30公里/小时。

这与新加坡政府大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公共交通体系有关,新加坡的客运轨道总长度达83公里,地铁与公交车并不会十分拥挤,舒适得像旅游大巴。横穿新加坡的出租车费用只需要150元人民币(从机场到湖畔站),与新加坡人的收入相比,这样的出租车价格十分便宜。而购买私家车的人基本上也是购买商品房的人,高收入群体有钱享受更好的商品房与私家车,但也失去享受廉价公共服务的机会,而且他们面临着高企的车价和昂贵的财产维系成本——在新加坡,一辆基本版的0.8L排量的手动挡奇瑞QQ价格为8.7万新加坡元,折合成人民币约44万元,当然车身价格并不高,44万元中,大量费用用于缴纳车证和各种税,养车远比养老婆贵。

政府几乎主导了一切,虽然执政党一直没有更换,但其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害怕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是源源不断优质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时刻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高薪养廉的公务员制度一直让新加坡的腐败指数排在全球倒数。

由于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独大、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因此新加坡模式总会引来许多学习者,包括中国。中国的许多市长的海外培训经历是在新加坡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度过。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新加坡政治制度一党独大的表象下,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而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也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更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 ,只是执政党垄断了媒体等资源,加上过去的政绩,选举时容易获得巨大优势。

然而,这个被期待为社会发展的下一站的国度本身也面临着转型困境。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会如此的严厉,当你不小心咀嚼口香糖时,或者带着打开的榴莲上交通工具时,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甚至这个城市的警察还保留着冷兵器时代惩罚犯人的武器——鞭子。新加坡人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堪称一流,但是在政府管理了一切后,也失去了强烈的公共意识,甚至会变得无趣,新加坡没有上海外滩和北京三里屯那么有味道,没有可以让文艺青年装深沉的南锣鼓巷、798和豆瓣。

维系社会稳定的绳索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一旦政府内部出现问题,不再被信任,任何细节都会成为导火索。2011年5月,新加坡新一届国会选举,反对党工人党寻得突破缺口,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

当你在选举期间,听到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时,这个国家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与过去不同的是,在民意压力下,此次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几乎没有受到执政党利用公器给予的打压 ,双方辩论焦点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公共问题,被称为是“君子游戏”。而新加坡的政治人物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过去那些拥有非凡个人领导能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以及刻板严肃的强人型领袖相比,和善与务实了许多。反对党的崛起让执政党面临巨大的压力,或许新加坡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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