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心和热议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有60多处提到改革，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先后20多次提到改革。而且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这篇谈话是中国改革再起航的宣言书。无论是作为宏观的改革，还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重点领域还是关键环节的改革、无论是国内改革还是对外改革，正在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最强音和人们的普遍共识。您对进一步改革是如何看待的？（改革是我们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答：关心改革、主张改革，在我看来是广大民众总体上对于党和政府抱有希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保持乐观态度的一种体现。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一个人对于一个社会彻底失去了信心，那么他要么揭竿而起、采取极端行动，要么黯然失声，在默默承受中等待时机。
所以，对于主张改革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现在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改革，寄希望于改革，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们从过去的改革历程中看到了改革所能带来的切切实实的好处，改革使得人们看到了继续奋斗的希望。在我看来，1978年中国实行了三次具有标志意义的改革，一次是1980年代初期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引起的市场经济改革,第三次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第一次改革中心在农村经济体制，其功绩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得中国顺利地由贫困迈入温饱阶段；第二次改革中心是城市经济体制，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走出了长期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徘徊的局面，为中国国内经济生活全面迈入市场经济的轨道，推动中国提前实现了小康社会；第三次改革的中心在国际贸易，它使得中国完全融入到国际市场的潮流当中，使得中国在此后的十年间GDP反了两番 ,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以说,每经过一次重大的改革,中国的社会进步就向前大大地跨越一步,这是大家之所以热衷于改革的根本原因.。
第二，目前中国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解决，所以人们才寄希望于改革。目前困扰中国人的普遍的话题不外乎这几点：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房价居高不下问题、就业难问题、社会稳定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但是有的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效果并不明显，或者达不到民众的预期目的，甚至离我们党政部门的要求还有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由自主地呼唤进一步的改革，希望依靠这种办法来彻底地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第三，改革的命题本身具有合法性。面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大家有很多种解决方案，最极端的当然是采取与现有的体制、制度对抗的办法，消极的办法就是在忍受中默默地等待。经受过30多年改革开放风风雨雨历练的中国人民已经相对成熟了理性了，他们既不想默默忍受，也不愿个体地、小范围地实行破坏性极大、又不合法、具有极大危险后果的激进行动。在这种背景下，讨论改革、呼唤改革是最具有可行性、危害最小的改变现状的一种方案。这种现象的广泛性反映了我国公民的理性程度的提高，也在一个侧面折射出30多年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
既然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其势不可阻挡， 为何改革的步子似乎步履维艰呢？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 如何确定，要改那些内容 ，采取何种方式方法和步骤，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改革进程表、时间表。
2、改革30多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可忽视的是，经济高增长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多年依赖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指出，不进行深层次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这一判断说明什么？（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面临的问题的确不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很严重。国家统计局2004年就公布我们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5，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现在有的研究机构认为我们的基尼系数接近0.5，跟拉美国家差不多了。有数据显示，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占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要说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连正常的社会秩序可能都不能保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能感受到，大家都不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骂娘、发牢骚，可为何贫富分化现象却愈演愈烈呢？简单地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来形容恐怕不合适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出了问题，不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肯定没有出路。
我国外贸出口依存度1980年为7%，2000年为23.1%，2006年为67%，从2008年后不断下降，但2011年仍然为50%多一点。这个当然反映了我们不断开放的好形势，显现了我们日益融入到国际社会的程度，但同时也看到任何事物物极必反，一来说明我们自己的内生能力不足，二来一遇上国际上风吹草动，我们就自然会发生连锁反应，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若长期高度依赖外贸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肯定无法保证可持续性，后果肯定是严重的。这几年，我们已经对此作了调整，但与发达国家的30%左右的外贸依存度相比还是高了，尤其是我们的出口产品中低技术含量占的比重过大（40%左右），很影响我们科学发展战略的实现。这方面的现状必须要采取应对的措施，必须要改革，虽然我不知道怎样改，我们很多非专业人士也不知道如何改革，但我们的政府必须要知道，必须要改革，决不能让问题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补漏。
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世界有目共睹。有关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
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3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近百个城市严重缺水，每年因缺水而减少的产值达1200亿元;7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50%的城市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全国有1/4城市垃圾粪便不能日产日清；2/3的城市人口暴露在较高的噪声环境中；全国受盐碱化威胁的耕地约有1亿亩，受沙漠化威胁的农田近6千万亩； 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的土壤约50亿吨；遭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达1亿多亩........2010年，我们的煤炭产量占世界的48%，钢铁占44.7%，水泥占56%，这些产业哪一个不是高污染的产业？哪一个不对环境会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现在有人说，我们我们的空气不安全，我们的食品不安全，我们的吃水不安全，我们的地下不安全.......这话说得可能有点危言耸听 ，但不是没有道理，从一些地区来看，从发展趋势来看，的确符合一定的事实。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我们不实行大力的改革，我们要想遏制住和不断地减轻其危害程度，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存在着盘根错节的负者关系，决不是小打小闹可以解决的。
3、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我国的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期”，“深水区”和“攻坚期”指的是什么？
改革“ 深水区”是个形象的说法，是相对于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而言的。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基本走的是先易后难的“渐进式”道路，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不争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这种策略的体现。这种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当时传统的框框条条很多的情况下，不去搞一个具有总体规划的、尽善尽美的改革，而是绕开雷区，首先关注大家总体都关心的温饱问题，从经济领域开始，从农村开始，由下而上、由外而内，以搞活经济、增加财富为目的，这样做就最大地凝聚了共识，减少了阻力，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我们常常引用“帕累托改进”来解释我们改革成功的原因，即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的情况下，让其他人获得利益，并能让大家共赢。
但是改革进行了30年后，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标之后，人们发现先富起来的人并不都愿意让其他人也富裕起来，现在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而且。现在的问题远远不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涉及到企业产权制度、农村产权制度、金融制度、政治体制问题，远远不是边走边干那样摸索地寻找出路的方法，需要我们要有一套系统地宏观的战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在采取具体的改革步骤之前一定要仔细了解我们所要渡过的这条改革大河的水文地貌，这就决不是靠改革初期简单地利用广大农民和市民的积极性，对于他们的做法加以简单的提高和推广就能见效的，决不能简单地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必须要通盘考虑、系统运筹，谋篇布局。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早就有所预料。他指出，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起来前少，可能还会更多一些。今天的现状，完全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 对于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谨慎万端，认为其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可轻举妄动，需要通盘考虑。 而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形势都比过去要复杂得多，不仅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都很复杂。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如此巨大，融入到国际化的程度又是如此之深，国内阶层分化不断加重，信息网络如此发达，民众诉求越来越高、内容也越来丰富，面对如此的格局，我们的的改革难道不是进入了深水区？
所谓“攻坚期”，是指现阶段继续改革的艰巨性。现在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很多都是过去改革中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比较容易改革的内容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基本都改掉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硬骨头。而且，由于整个经济规模的大幅度上升，整个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得涉及其中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社会地位和人数都比过去要重要和众多，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所谓“攻坚期”，也是指现阶段继续改革可能存在的风险性。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既不是穷国，也不是富国，而是由穷向富转变的国家，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阶段。我们光有胆量去“攻坚”是不行的，弄不好会出乱子；我们还要有智慧，只有胆识具备，才能实现“攻坚”。
所谓“攻坚期”，主要是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是完善民主、健全法制，体现公平正义，说到底需要政治体制，否则那些具体的旧体制无法被彻底革除。
在攻坚期的改革需要一揽子的全面系统的计划，决不能像１９８０年代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专“拣软柿子”吃。那样的话，肯定会乱了方阵。所以，面对这种改革，我们需要顶层设计， 对于妨碍社会发展的顽症系统地加以攻克，决不能搞零打碎敲、布锅式的改革。
所谓“攻坚期”，其实也是机遇期。现在社会呼吁改革的声音如此之高，使得我们改革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种社会共识；我们经济和社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给了我们的深入改革以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旦等到人们对于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信任了，一旦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一旦我们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再来被迫改革，那恐怕我们就缺乏足够的主动权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甚至民间都在谈论“顶层设计”，就是强调要在改革的问题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不能拖延，不能患得患失，不能只扫门前雪，不能以后人“为壑”，不能只想着在自己的任期内平安无事而把所有难题交给下一任。“顶层设计”同时也要求人们要全面系统地规划改革的步骤、方法、内容、重点，要做到胸中有数，虽然需要探索，但不能一天一个主意，更不能零打碎敲。现在我们的改革需要按照系统工程的要求来认真加以谋划。
4、 从改革30多年的历程来看，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总会引起一些非议。当前继续深化改革，您认为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谈到改革，我就想到徳里达难题。这个所谓的难题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家德里达提出的，他认为：“法国的政党和政界人士希望借助于司法和政治来解决他们本身并不想改变或不能改变的状况。”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往往当权者不是不知道改革，而是缺乏真心实意的态度，为何这样呢？其实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改革。中国目前改革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别的，也就是德里达难题的一个逻辑——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我们现在对于改革的方向未必不清楚，对于一些问题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办法也不是没有，但就是缺乏真正付诸实施的决心和勇气。比如，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这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做法。早在19世纪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就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富分化的方法，如土地增价归公，对于解决当今中国的房价过高难道没有借鉴意义？现在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诸如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 ，这些措施为何迟迟难以实施？不能说不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有关。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名为国企，实为利益集团所垄断，管理层年薪几十万、 数百万比比皆是，上千万的也有耳闻?我不反对按劳分配，我坚决反对大锅饭，但国企的管理者其他员工靠着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为何能拿那么多的工资？为何一些股份制公司股票持续下跌、股民纷纷跳水，可是 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却安然无恙地拿着高薪？毫无疑问，我们的国企被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了、控制了，名为国企，政府管不了它、人民更无从管起。
现在我们的各个领域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倾向。虽然这种现象不是现在的中国所独有的，外国和过去国际社会也同样存在，但现在我们中国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的确需要格外地关注。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提前预防下一步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坚定我们的改革信心和决心是很有帮助的。
5、有舆论认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邓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在您看来，当前继续改革的风险有哪些？（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
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党内有领导人曾经提出过：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许不改革。这个观点与你所说的论点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改革的结果好坏是方法问题，搞不搞改革是原则问题。方法错了可以再探索，总会有成功的时候；但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从来的改革都会要得罪旧有势力和遭受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从来的改革措施一开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在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甚至失败的危险也是可能的。对这一点，我们要尽量事先准备的充分一些，最大化地防止负面问题的产生。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在改革问题上消极等待、固步自封。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固步自封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党代会为何每次都要修改党章，就是形势发生变化了需要我们做出相应的变化嘛。这个难道不是改革？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一度对于知识分子入党采取的是半关闭大门的态度，对于他们入党很不积极，对于已有的知识分子党员甚至还不断怀疑。到了抗战时期，我们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结果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到我们党内，成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1978年以来，我们在改革的征途上出现过不少的小弯道、小风波、小事件，甚至个别的时候、个别的领域还出现过倒退，但在改革的大局上我们党的最高层领导人信念坚定、态度明确：决不后退！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条；谁反对十三大确定的政治路线，谁就下台；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江泽民同志指出，对于改革开放的路线要
一“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二要“全面执行”；胡锦涛认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这个决断是我们党总结自身领导中国建设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的结果。
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我们的经济才能始终保持活力，我们的物质财富才能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民生问题才能获得基础保证；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我们政府才能更加高效廉洁，我们的党才能获得人民群众不断的信任任何支持，我们的国家才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我们就不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干扰，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我们改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培育出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势的现代公民。一个缺乏现代国际责任和人文关怀的民族，即使经济上再富裕，也有可能对于本国家和世界造成危害的；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我们的视野才能不断地开阔，我们的胸怀才能不断地开阔，我们才能不会被一时的胜利所陶醉，才能始终保持积极理性的精神状态；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我们才能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斗志，才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保持坚定的信念。
所以，在改革问题上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博的精神基础，以及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而这些基础不经过改革不断出现各种不适宜的制度、体制，是不能能实现的。
当然，在改革中，我们需要慎重对待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措施，不能过急、过快，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考虑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意愿，不能只顾自己的动机。没有人民的觉悟、不顺应人民的意愿，你就获不得民众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那样的话，什么样优秀的领导也不能孤立地把良好的改革方案推行下去。
6、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这么重要？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有了清醒的认识。1980年的“8.18”讲话，他在最高领导层中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 。当时他提出的重点是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封建残余思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基本思路是建立民主和法制。但是随后的波兰事件使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顾虑，而当时方兴未艾的经济发展局面也冲淡了我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到1986年，面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局面，邓小平又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议程，而且态度之坚决、次数之频繁，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党内高层领导。有人统计，从1986——1987，邓小平76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最中心的环节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虽然在政改上没有完全达到邓小平的期望，但还是采取了一些个别的举措，比如确定公务员制度。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最大进步就是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和村民自治制度，这对于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很明显已有的政治改革的成果已经不能继续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和谐发展了。我们虽然有那么多的法律，但是执行困难。公平执法不易；我们的村民自治制度虽然确立，但村委里面的党政关系如何处理、贿选、恶人治村等现象困扰着我们；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式上很健全，但人大的监督职能明显不足，人大代表产生的程序、人大代表的身份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中32.24%是干部（还不包括军队），各地的人大代表基本也都是如此，甚至干部的比重更高。这样的人大如何有效监督政府？一个县主要由各乡镇长、党委书记及各委 主任、各局局长组长的人大，如何监督县长？而受不到有效的监督的政府，其掌握的财政收入越多，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就是大家普遍熟悉的“端起碗筷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所在。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反而老百姓牢骚变多了。有些干部可能不理解，觉得我们的政府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怎么还有人不满意？他们甚至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个别人士的煽动和挑拨所致，的确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的存在。但是，当着这情绪成为一种相当的思潮后，就说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那就是民主性不够，公开性不够！因为你的权力运作公开性不够，相对富裕和开化程度高的民众就会对政府的公平性、公正性感到怀疑，而一个个贪污事件的暴露，更使得民众无法相信官员个人道德的纯洁性。所以，我们现在仇富、仇官的心理在民间很普遍。坦率地说，我是不赞成这种心态的，它是非理性的、非建设性的，是一种极端民粹主义的体现。它容易导致社会的分裂，会导致各个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的冲突和对立，最终会将社会撕裂。温家宝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担心的确不是多余的，我觉得他知道“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国外有个“两个文革”说的论点，认为一个“文革”是毛泽东出于党内权力斗争而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一个是来自下层民众的以反特权现象、争取民主的运动。对于这个论点，我不完全认可。但有一点我觉得有道理，那就是当时的确老百姓对于当时党内、政府内一些干部所享有的一些特权现象、不民主现象不满，否则，毛泽东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那场大火烧遍全国，最后连他自己想灭都灭不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倾向的民粹主义是很浓厚的，它有合理的一面，也的确具有不够理性的成分，我们不能不简单地批判它，事实上也是无法靠批判就能消除的，只能靠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更新才能解决；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它的的自然消失，我们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化解它，尤其防止一些人利用这中社会心理来煽动社会运动，违背法制要求，导致社会动荡，那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前途堪忧！或者说，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成功，我们的赶超现代化战略不可能实现。我们很可能重蹈拉美模式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