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4月25日一期刊登迈克尔·舒曼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亚洲式资本主义能否拯救西方？》，全文如下：
正如您可以想象，亚洲人民现在感到十分得意。为什么不这样呢？在美国和欧洲陷入债务、失业和竞争力衰弱的困境的时候，大多数亚洲国家看来却蒸蒸日上，其经济体显然轻而易举地经受住了此次经济滑坡的考验，其公司在世界舞台上地位越来越显赫。因此无怪乎，许多亚洲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制度要比美欧制度优越——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最终警醒并予以关注。几十年来，亚洲听到了西方有关自由资本主义奇迹的种种说教，并从中受益匪浅。而现在，许多亚洲人则认为，是西方向亚洲学习的时候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最近在发表在《金融时报》网站上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论点。他认为，亚洲式资本主义是解决西方困境的办法：
“对于西方在与亚洲共享资本主义方面的慷慨大方，现在是亚洲人投桃报李的时候了。应当邀请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思想领袖们访问日本与韩国、台湾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工业联合企业和服务业。可能有几项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这些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它们能否真正让西方经济时来运转？尽管马凯硕胸有成竹，但是这些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
我应当指出，一种观念并没有十分新颖的内涵，这就是，西方未来的经济繁荣的秘密可以在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发现。有关这一点的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就是埃兹拉·福格尔1979年的经典专著《日本第一》。该书所宣扬的论点是，美国必须向崛起中的日本学习，以确保其经济竞争力。而对亚洲生活方式的兴趣作为消除西方弊病的方法，则超越了经济政策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到，在蔡美儿的观点所引起的关注中，美国的家长们对于亚洲的“虎妈”教育子女的成功方式可以稍加了解。西方的教育家羡慕看来培养出了考试分数较高的学生的亚洲学校制度。美籍华人篮球明星林书豪被尊崇为有关亚洲的勤劳与坚持不懈的价值观所创造的奇迹的典范。
我在亚洲的不同地区生活了16年，我也认为，世界其余国家能够从崛起中的东方学到很多东西。仍然陷于赤贫的各国应当向东亚学习，以找到出路。正在寻找方向的西方政治家可能会通过阅读孔子的《论语》受益匪浅。
但是，西方资本家的情况如何呢？
首先，我们必须界定亚洲资本主义是什么。许多分析家错误地认为，每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亚洲国家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但是，有少数普遍的相似之处：（1）亚州的政策制定者不相信，自由市场总会产生最佳结果，他们要比西方政策制定者更加愿意进行直接的干预来改变市场的发展方向（例如通过产业政策或者控制利率或汇率）；（2）亚洲各国政府一贯回避实行西方所流行的覆盖面很广的福利计划（尽管这种情况正在改变）；（3）所有亚洲经济体都一门心思搞出口；（4）亚洲的政策倾向于偏好工业而非服务业，投资而非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这一“亚洲”资本主义怎样才能拯救西方？马凯硕认为，西方需要在政府干预经济方面采取亚洲的注重结果的态度。他说，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减轻一种倾向，即认为市场解决问题要胜于政府，而更加愿意把国家看作取得经济结果方面的一种潜在的积极力量：
“（西方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好东西，而不是看作改善人类福利的一种务实的工具。艾伦·格林斯潘大概是这种意识形态信念的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相信市场总是最聪明……由于格林斯潘先生……认为，市场上的交易商要比政府监管机构聪明，所以他未能对其加以强有力的管制……但是，没有任何亚洲国家的社会，甚至包括日本社会，沦为这种意识形态信念的猎物。亚洲人而是认为，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在没有良好的治理情况下兴旺发展……，资本主义要想运转良好，各国政府就必须起到十分重要的管制与监管作用。”
为了让马凯硕的论点站得住脚，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比较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是不是亚洲各国经济超越西方经济的原因？我认为，很难争论说，亚洲一般的金融市场监管人员要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那帮人能干。在中国，政策制定者对金融部门严加管制，国家的指导看来威胁到银行部门的健康。仅仅亚洲的监管人员往往更为婆婆妈妈，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加胜任自己的工作，或者取得较好的结果。更加难以证明的是，亚洲经济体目前之所以十分成功，是因为其官僚更加急于插手。亚洲的金融部门之所以躲过了雷曼兄弟公司危机过后的混乱，是因为亚洲银行一般避免了炒作使美欧的许多金融机构垮台的不良资产。这并非比较精明的监管，而是比较精明与健全的银行业的结果。在整个亚洲地区，我与之交谈的商人们对自己的生意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监管障碍的抱怨程度，要远远超过对亚洲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据说提供帮助的手的意见。换言之，在我看来，很难把亚洲最近的成功归功于国家的加强监管。
亚洲的经济崛起范围比较广泛的情况也是如此。马凯硕从大局的角度参与了有关如何整治资本主义的这场大辩论。解决办法是加强政府监管来防止资本主义的过分行为，还是减少政府干预来使市场得以自我调节？马凯硕的看法显然是，亚洲的经验表明，国家干预主义是发展方向。
然而在我看来，许多分析家夸大了亚洲的增长事迹中的政府的作用。正如我在自己2009年出版的《奇迹：亚洲寻求财富的史诗般的故事》一书中花费很大篇幅所阐明，该地区崛起的真正原因一直是私营企业、自由贸易和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诚然，干预主义的国家帮助启动了经济增长，某些产业政策帮助推动了少数具体的部门。但是，最终，国家往往造成的灾难与取得的成功一样多。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危机可以追溯到官僚主义的干预。正如我最近说过，中国的国家对经济的操纵也正在给“中央王国”造成一场危机。事实上，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一直是背离过去的国家主导下的政策，而采取比较自由的金融市场和比较开放的贸易。亚洲正在利用市场力量来矫正国家体系所造成的扭曲，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不相信，西方各国政府应当效法亚洲国家政府的操纵与控制资本主义的趋势。
马凯硕所阐明的另外一项观点涉及亚洲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他认为，亚洲资本主义在保护工人和促进平等方面做得比较出色：
“亚洲各国政府制订了激励计划来促进投资与就业，从而克服了失业。西方国家政府对此不屑一顾，称之为‘产业政策’，视之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异端邪说。当西方工人受苦的时候，资本家反驳说：‘市场是最明智的。’也许，西方向亚洲学习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制度在生存问题上的挑战的时候已经到来。”
实际上，很难证明，亚洲资本主义在处理自由市场的不良后果方面要胜过西方式资本主义。对美国和亚洲各国的收入差距的比较结果好坏参半。中国和新加坡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美国的大致相同，香港的不平等程度较高，而在韩国和日本，不平等程度则低得多。其次，亚洲各国政府尚未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网络。失业救济金等福利计划往往微乎其微，从而把负担转嫁给公司和家庭。中国正在竭尽全力建立适当的医疗保健与养老金制度。
然而，亚洲资本主义一直十分注重创造就业。在这方面，西方也能够向亚洲学到很多东西。当情况变得糟糕时，亚洲企业的第一项冲动不是大量临时解雇工人，把对他们的责任转嫁给整个社会。尽管美国人对大政府提出种种不满意见，但是大公司也并非绝对乐于通过把多余的工人抛给国家来提高公司利润。在亚洲，人们就是认为，大量解雇职工是不得体的。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性的，但是也可以争论说这是出色的经济学。在（30年代的）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公司和政府一起研究如何制订各种计划使工人保住工作。更多的雇员意味着更多的人花钱，以及一种抗衡全球需求崩溃的力量。在长期里，亚洲公司通过向职工显示出更大的忠诚，所得到的回报也是更大的忠诚，因而比较注重企业内部的人才培养。而美国公司在无休止地追求提高股东报酬率过程中，忘记了创造这种报酬率的人才的重要性。而亚洲公司却没有忘记。
西方可以向亚洲资本主义学习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援。扶植工商业并不仅仅意味着为首席执行官提供税收减免。这还意味着提供企业兴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我在这里所谈的是基础设施和教育。如果找不到人才来办事，或者如果您半天时间滞留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就很难做成生意。在我看来，亚洲国家政府近年来对改善学校、公路和机场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政府。
现在可以谈一谈亚洲资本主义能够帮助西方的主要方面。正如马凯硕所明智地指出，亚洲国家政府倾向于把实用主义和解决问题摆在优先于意识形态的位置。当然，（像在日本一样）这一过程并非完美。但是，从十分普遍的角度来讲，亚洲的政策制定者更加愿意进行实验，反对传统观念，或者把经济学的基础教科书抛在一边，以寻求经济增长和增加收入。在美国，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阻碍了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办的事情。一种顽固派的观点，即政府对经济束手无策，阻止了新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必要投资。如果华尔街银行家不愿更好地自律，那么他们就要邀请政府来为他们做这件事情。
也许，亚洲资本主义能够拯救西方——如果这意味着放弃政治上的争吵不休和意识形态上的哗众取宠，而做好创造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一切工作的话。
（尹宏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