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的边缘……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实施紧急状态。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1991年6月17日
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不存在危机……有人就是喜欢在总统和总理之间拨弄事非。
米哈伊尔·戈尔已乔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 1991年6月21日
我们（民主主义者）已瓦解了这个国家，但还未能将它重新组织起来。
加夫里尔·波波尔 1991年7月
1991年春夏，苏美关系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海湾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与苏联遗留的主要问题上来。两国外交部长每月会晤数次，两位总统几乎每周都在电话上进行谈话。我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会见一位或几位苏联高级官员——如果不是总统、总理或是外交部长，那么至少也是他们的高级助理。
尽管戈尔巴乔夫竭力阻止由美国一家领导的海湾战争，但他还是恪守他在赫尔辛基对布什的许诺：与美国合作，结束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虽然戈尔巴乔夫好几次都快要下令或允许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但当我们声明这将会使我们的合作面临危险时，他都改变了主意。对此华盛顿一方面心怀感激，同时对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地位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但是，还有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苏联军方还在对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协定推倭义务。谈判人员对战略武器协定的条款争论不休；尽管一年来已经就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是不断出现。最近的一个争论是关于减少弹头装载问题——是否同意及在什么条件下减少多弹头导弹负荷数量，使其低于过去试验的最高数目。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没有通过保证自由移民权利的法律（尽管实际上希望移居国外的公民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1990年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的贸易协定尚未递交国会审议。
布什对莫斯科的访问原来订在1991年2月，但由于海湾战争而推迟，新的时间安排尚未确定。总统希望访问莫斯科时签署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协定，但他知道，即使战略武器问题得以解决，在苏联还没有完全履行一年前签订的常规武器协定的情况下，这么做将是不明智的。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变得焦躁起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布什推迟访问苏联感到不舒朋。他没有预料到他在4月份提出的请求用于购买小麦的15亿美元信贷保证迟迟得不到批准；而对于他是否会被邀请参加7月份的七国首脑会议也没有把握。在国内，他也因“天真地支持西方利益，而不为苏联谋求同等的利益”而遭到政敌们的指责。
乔治不再爱我了！
1990年11月19日，在巴黎签署的被专家们称为CFE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是标志着冷战结束的几个事件之一。它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欧洲的军队和武器，而且在许多地区对军队人数作了最高限制。为了实现最终达到均等的原则，苏联同意接受不按比例的裁军。
然而，条约签署后不久，就有苏联最高指挥部试图违反其中某些规定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些（包括乌拉尔东部军队的突然移动）违反了协议的精神，其他的（不包括海军步兵部队——苏联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称呼）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违背了协议。戈尔巴乔夫无力保证苏联军事力量完全遵守协议是导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原因之一。
由于苏联的违约行为，美国及其盟国拒绝批准这一条约。有关纠正苏联行动的谈判从冬天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春天，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苏联逐渐开始让步，但也只是一次让一小点儿。这是葛罗米柯战术的又一次重演。
但到了5月，只剩几个问题尚未解决。我受命去见戈尔巴乔夫，敦促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时间定在1991年5月7日，星期二。
戈尔巴乔夫会见我时只有切尔尼亚耶夫在场。他仔细地听取了白宫要我转达的几个问题。鉴于苏联外交部无力保证苏联军队遵守协议，我们建议戈尔巴乔夫派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塞耶夫将军去华盛顿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深知尽快解决有关欧洲裁军的一些遗留问题并使条约能早日生效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他已经就解决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但他还是同意了派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
然后，他把事先准备的发言稿搁到一边，从桌子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开始用伤心的语调滔滔不绝他讲起来，并不时地沉浸于这种悲痛之中，这种做法常常能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这时候去看手表是不礼貌的，但我肯定他持续了至少15分钟，更有可能是20分钟。
他说，令他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什总统在“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在一系列问题上用的是批评的语气。此外，他已得知他请求购买小麦的信贷遭到否决，还有其他一些贸易障碍的报告。例如，尽管里根和布什都向他保证过没有出口限制，而一年前他在访问明尼阿波利斯时，也亲自签署了有关的合同，然而美国还是拒绝出口能提高苏联核电站安全性能的计算机设备。他对我们为什么不把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能看成是共同的利益感到不理解。此外，他还获知一项开辟商业航线的协议合作工程在办理许可证时出了问题。
他在喋喋不休的谈话中，提到了我刚刚宣布的离任计划。“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呢？”他带些夸张的口气问，并补充说，我们已“卓有成效”地合作了好几年，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决定结束我的大使生涯。“也许是你认为这条船快沉了？”他盯住我，随即又用一个突然的微笑化解了紧张气氛。
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解释道，布什总统并没有放弃对改革的支持，如果偶尔在华盛顿听到了批评的声音，那只是对诸如苏联违反了欧洲裁军协议一类的具体行为而言。至于经济关系，据我所知，关于购买小麦贷款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请他理解布什总统在做出任何积极的决定之前必须面对许多的法律和技术性问题，尤其是我们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提供贷款的可靠性，而这是法律所要求的。
我提到“信贷可靠性”再次激发了他的情绪，他抱怨说，布什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应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而他的批评者们正利用他的这个讲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讲话来反对他。
我指出他是在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牵强地联系在一起。我将离任纯属个人原因，在致力于研究苏联事务八年后，我感到我应该做些别的事情了，来一位新大使对我们大使馆也有好处。我认为布什总统仍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苏联的改革和他本人，而他则应该认识到，只要他坚持维护他的集权式的行政体制，我们要支持他就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我们希望看到取消中央部门的垄断体制，而实际上，它们在新“内阁”中得到了维护。我说：“如何组织你的政府当然是你的事情，但我们无法帮助你让你的现行体制运作起来。我们不知该做些什么，况且，我们对操作你们这样的体制也毫无经验。”
关于小麦贷款问题，我说我们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同时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改进苏联国内食品的分配结构。我用我们在1985年初次见面时，他对浪费问题的看法来提醒他，并指出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我对用不断举债的办法来填补犹如无底洞的腐败的国家部门是否明智提出了个人的疑问。这笔贷款必须在三年内偿清，而苏联正需要资金来进行经济改革，这无疑将是新增添的负担。
顺着话题，我提出了移民法案的通过问题（我听支持法案的人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说，在最高苏维埃，除非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它给予有力支持，否则它将无法通过）。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经常是冗长的，但他通常也是一个好听众，若有他手下的人在场则例外。我可能讲了和他一样长的时间，但他一直耐心地听我说完，不时地做点笔记。然后，就我的观点再谈他的看法。
关于中央经济部门，他说当然得取消它们，但还不能马上行动，否则会引起混乱。因此，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试探，以便合理地向市场体制过渡。他说，新化学工业部部长已经制订出取消该部门的方案。
关于移民法案，他说对其花费和实施方式有些担心，但他对法案将被通过表示乐观。我指出现在法案的条文为行政当局推行它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我希望这不要被用来作为再一次拖延的借口。
我们一致同意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他的观点，我还向他保证布什总统仍保持着与他的工作伙伴关系。
然而第二天，当戈尔巴乔夫接见报业大王鲁伯特·穆德赫时，他仍处于狂怒状态。实际上，他在公共场合里比在前一天会见我时更沉迷于尖刻的评论。在记者们面前，他也无所顾忌，居然暗示说布什政府正在冒险挑起一场新的冷战。
戈尔巴乔夫的话引起了布什总统的注意，正如两年前在得到类似的模糊信息后所表现的一样，他迅速作出反应，保证将继续维持两国目前的关系。正巧布什总统计划在5月8日接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领导——立陶宛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总统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总理埃德加·萨维萨尔和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我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报告在头一天送到，戈尔巴乔夫接见穆德赫时的公开讲话在8日早上也送到了，它们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似乎忘记了他的来访者的身份，他利用这次接见极力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简直是既不合情理，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在他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之前，布什就告诉记者他要把他与戈尔巴乔夫的“紧密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关系”公之于众，戈尔巴乔夫的成就是“巨大的”。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来寻求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完全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在会晤中，布什的话几乎成了一种侮辱。他们误解为布什很可能已经加入了他们所害怕的那种交易，即倘若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走自己的路，美国对它们的困境也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月份，华盛顿发出的严正声明消除了他们大多数的疑虑，但此刻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的疑虑被再次唤起。
并不是说布什总统应该利用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会见的机会来批评戈尔巴乔夫，这既不合适，又毫无用处。即使私下告诉他们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正在阻止强硬派对他们使用暴力也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妥，但在他们的访问中，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他们的自由的承诺上。
应该找一个不同的、不相关的场合来向戈尔巴乔夫证明他的顾虑毫无根据、甚至是自我的。
戈尔巴乔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来自华盛顿的批评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例如，他允许对国内动乱进行镇压、无力应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其他地区的暴力活动，对他的将军们违反庄严的条约被动无措，以及对高级官员们对西方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容忍……布什总统也可以列出一个单子，它将比戈尔巴乔夫的单子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布什没有必要强调什么“保证”，或好像自己是缺理的一方似的。然而，他明显同情他这位苦闷的同事，他的反应方式向戈尔巴乔夫暗示出：无论何时戈尔巴乔夫需要布什的帮助，他只需要抱怨说乔治的热情已经冷却，这就足够了。
然而，布什并没有把他的反应只局限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访期间的公开讲话中，他还更加得体地立即致函戈尔巴乔夫，安抚他表现出来的忧虑。5月11日，星期六，他拨通了给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向他保证他并没有拒绝贷款请求，但还有一些法律技术环节需要打通。同时，他还将派遣农业部副部长理查德·克劳德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考察用何种办法美国能够帮助改进粮食的分配方式。话虽不多，但足以表达良好的意愿，戈尔巴乔夫同意在代表团抵达后接见他们。
周末，当我把总统的信函交给切尔尼亚耶夫时，我也试图对戈尔巴乔夫的其他一些抱怨作了解释。我们的商务参赞吉姆·梅并未发现近期对电脑设备出口许可证有过拒绝，但他确实知道在支付款项未达成协议之前，向核电站出口他们订购的电脑设备的确被延误了。我给切尔尼亚耶夫写了封信说明这个情况，并告诉他，“有人让你们的总统相信是我们在阻挠这些电脑设备的装运，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你们的官僚没有按时支付清单，还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切尔尼亚耶夫轻笑着咕味着类似“全世界都一样”的话，向我保证他会向戈尔巴乔夫讲明这个情况，并还保证在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之前把话带到，以便在他出发前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
与欧洲裁军条约有关的问题本身虽然相对较小，但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苏联军队已经在摩尔曼斯克和克里米亚半岛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装备，并想突破协议规定的最高限制。他们还坚持认为护卫战略导弹基地的军队的装备不应包括在内。然而，协议并没有规定这些例外。
5月20日，莫伊塞耶夫带着一些新建议来到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直接磋商。在讨论过程中，他说这些部队的使命与其说是保卫外部安全，不如说是确保国内安全；它们将被用于平息内乱，而不是对抗西方的冲突。美国人对防御导弹基地表示同情，但认为应该严格将谈判达成的限制性条件应用于海军陆战队，因为这毕竟在条约中有明文规定。
莫伊塞耶夫的访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苏关系，但美国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不过，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他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实际上，协议是在6月1日贝克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在里斯本会晤时达成的。6月14日，所有参加了欧洲裁军谈判的大使们汇聚维也纳，对条约有争议的解释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布什总统可以带着欧洲裁军协议到参议院请求通过了。
数周后，布什总统才对信贷保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同时，克劳德代表团如约来访莫斯科，和苏联农业官员商讨了几项实验计划。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团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热情地对计划表示赞同，但当克劳德说需要有关对苏贷款可靠性的更加详尽的材料时，他又被激怒了。
“我们总是按时付清贷款，”他愤怒他说，“我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再多问简直就是侮辱！”克劳德解释说，我们的法律要求在决定贷款可靠性时有数据加以证明，这绝不是侮辱，但戈尔巴乔夫拒绝听这种解释。
无论何时，只要戈尔巴乔夫因受挫而发火时，脱口而出的都是当时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也不管是否与本题有关。当时，他说布什被身边的“反苏顾问们”所包围，他们尽向他灌输错误的信息。他甚至点了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盖茨的名，他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并被布什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
说到这时，我也被激怒了。如果说有人因得到错误信息而应该抱怨的话，那应是我们。不只一次地，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他指出，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向他汇报的显然都是假情况。就我所知，美国情报机构和盖茨本人从未向总统说过谎。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可能不同，但他们只是诚实地向总统呈报他们的看法，而不是虚假的事实。我决不能让戈尔巴乔夫为所欲为地释放他的主观臆断。
在他的指责被译成英语转达给我们的代表之前，我用俄语插话说：“你所说的既不正确，也不公正。盖茨的反苏情绪与克留奇科夫的反美情绪相比要弱得多！”
戈尔巴乔夫咕哝着说他对盖茨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我们对克留奇科夫有我们的看法一样。然后，他把话题重新转移到请求贷款上来。“我本人已向布什总统申请了贷款，”他说，“如果他批准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批准，那是他的事。”
6月11日，我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关于购买小麦的15亿美元贷款请求得到批准。
寻求支持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所承偌的他们间的友好关系的持久性感到忧虑，部分原因在于克格勃的报告扭曲了事实，无论如何，即使不怀疑美国总统本人的忠诚，他也还是有理由担忧的。到1991年春天，苏联经济明显走向崩溃，所有的解救办法都含有一剂可能致命的政治毒药。而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有一位“解围之神”到来，要是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朋友们汇集起来，动员一场巨大的国际援救行动该多好！他们毕竟曾为挽救弹丸之地科威特而倾注了几十亿的援助，并拿生命作出代价。可以肯定，为了让一个致命的威胁转变成一个合作伙伴，提供这笔甚至更多的援助是值得的。此外，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至少在私下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保证过对自己的永久支持。在一年里，区区200—300亿美元的援助只不过是他们削减国防预算所节省开支的一小部分，而这就能保住他的职位，况且，这笔节省的款项还是由于他的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参加定于7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强国的首脑们的下一次七国会议。他确实期待着接到邀请，成为那个特别俱乐部的第八个成员。4月和5月份，戈尔巴乔夫经常通过私人电话来试探七国成员是否有邀请他去伦敦的可能性。
当我在5月初通过私人途径了解到这些时，我不禁焦虑起来。我并非怀疑他能接到邀请——七国中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愿意得罪他，或是由于公开拒绝而增加他的国内问题，而是现实根本不会有可能让他满载着承诺或是七国集团的完整的成员资格而归。
七国集团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和政治困难，使得对苏联的援助成为艰难的事情。美国预算赤字不断增加，近期实行了一项有争议的增税政策，而总统正面临着来年的竞选，在这个时候，任何额外的对外援助都无异于自杀行为；德国此时正开始动用庞大的资源财富，让东部国土赶上西方的水平；日本仍然坚持在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之前归还南千岛群岛，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显然还不足以可以割让土地，尤其是在“失去”东欧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其余的各个国家都有充足的理由只提供很少的帮助。
此外，苏联还没有采取改革步骤，以便有效地使用外国援助。戈尔巴乔夫想要的诸如大笔贷款、对稳定货币的支持、对债务的重新安排只能是苟延残喘。这些措施有的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给改革带来更多困难。为了使外国援助有意义，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套有成功可能的可行性方案。
我还担心戈尔巴乔夫介入七国集团可能在苏联公众中产生负面效应，除非是以极周到的措辞向公众作出解释。必须在公众中留下这样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会议是因为他接到了邀请，而不是由于他自己邀请了自己：他参加会议是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而不是去争取对苏联的援助。否则，他将因为乞求援助，或者因为所得款项太少以至被否决而遭到指责。但问题是，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在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时，表现出极端地不老练。
5月份，我和苏联外交部讨论了这些问题，建议他们等待邀请来到而不是四处张扬，同时起草一份比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更有说服力的方案。我还鼓励他们突出强调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的原因在于苏联正在进入世界经济，以期其他主要大国能听到苏联的观点。实际上，如果有新的合作措施出现，这将成为好的新闻，但应避免使公众将这次访问的最初目的理解为寻求外援。
我的建议被置若罔闻。到5月中旬，新闻中开始出现有关戈尔巴乔夫正在坐等邀请的报道。然后，在5月22日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雷奥蒂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本人告诉记者：“对苏联至关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七国会议上表明苏联的观点。”并明确指出他希望得到巨大的对苏联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我又有理由乐观。我得到的第一个暗示来自5月7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向我抱怨布什的热情在冷却的同一天，我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大的拜访。有消息说实施现实改革方案可能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我提出的这次会面是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委员会新成员的礼节性拜访，并希望同他讨论突出的军备控制问题。
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相当宽敞，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样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至少是有意要给安全委员会一种权力的象征。用华盛顿的话说，这就如同在白宫西翼得到了一间带窗户的办公室。当我提到一些当前的安全问题时，普里马科夫说他主管的并非安全问题而是世界经济问题。然后，他说他首要的任务是制定一种战略，将苏联引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七国集团等世界经济机构。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对美国政策也是牢骚满腹，我用同样的话作了回答。
我告诉他，我必须找到一位认为“反危机方案”有可行性的外国经济学家，我还要问戈尔巴乔夫在去伦敦之前——假定邀请很快就要发出，这种可能性很大——是否对修改这一方案再作考虑。普里马科夫回答说，他的确正在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说他本人已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一起为世界经济论坛准备了一篇文章，深入的工作将由此展开。
4天后，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交谈中告诉布什，他已令亚夫林斯基制订一套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将派他和普里马科夫一起去华盛顿向布什及其他人作简要的报告。布什立刻同意了。
机会之窗？
亚夫林斯基重新参加改革计划是个好消息。在戈尔巴乔夫否决了“500天计划”以及亚夫林斯基得知也不允许俄罗斯独自推行改革计划后，在1990年底，他辞去了俄罗斯副总理的职务。从那以后，他在莫斯科负责一家经济机构。就我的印象而言，在众多的计划和方案中，他的主意对于苏联经济发展市场条件是最有实际价值的。
第二周刚开始，我就去拜访亚夫林斯基。他说他深信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了。亚夫林斯基参加了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五次对帕夫洛夫的“反危机方案”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告诉参会的每个人，他所交谈过的每个外国领导人，包括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都说这个方案行不通。然后，他还补充一点：“甚至连美国大使都对我说这个方案不妥，而他对这个国家是相当了解的。”（我心里想，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我更惊讶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方式威胁自己的高级官员，即使是他们活该，他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忠诚呢？）
总之，亚夫林斯基可以肯定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了帕夫洛夫计划的缺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亲自对他保证过他的支持；他本人则声明，如果他的想法不能最终被采纳，他将不愿再做努力。
亚夫林斯基同时认为“500天计划”的某些部分不再有效。此外，他承认以前的计划政治现实性不够。他打算下周到哈佛大学与格雷厄姆·阿里森教授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将如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电话中安排的那样，在华盛顿与普里马科夫一道与美国官员举行会晤。
我向他解释，我担心有这样的可能，即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与七国领导人会晤可能被公众误解为其初衷是为了请求援助。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但觉得伦敦会晤的前景是戈尔巴乔夫考虑新的改革方案的主要动力，因此，他希望借此作为刺激。
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制订一个可使西方确信苏联正在削减军工企业规模、认真地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又可缓和与各共和国紧张关系的方案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一个现实的方案来吸引西方的支持，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对信贷表示怀疑，除非它们与具体的改革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信贷并非首要问题，对此，我百分之百地赞同。“钱当然能起作用，”他说，“但将其放在第3位、第15位或是第25位还有待观察。”其意思是说，任何物质帮助都只能是苏联本身的有序而协调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格雷厄姆·阿里森是亚夫林斯基在哈佛时的伙伴，那星期也在莫斯科，我趁此机会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当我参加哈佛的一次美一苏关系讨论会时，我们曾见过面，此后只是偶尔联系。他对苏联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客观预测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阿里森说，亚夫林斯基在他们合作的报告中将准备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他和他在哈佛的同事们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个方案在考虑政治因素方面比“500天计划”更全面一些，阿里森尤其感到，伴随着发展民主机构和提高经济财政管理的开放性的努力，需要向共和国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转移。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和我一致，但我指出，首要的问题是寻求某种机制来解决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收缩而招致的社会问题。当前向民用工业转变的计划无法实施，政府不能只是简单地关闭国防工厂，而把上百万的工人抛向街头，这是一种冒险。我建议他们考虑类似美国军人法案的办法来解决国防工业的问题：用失业救济和再培训方案作为过渡。虽然这需要昂贵的开支，但比维持无用的国防工厂所耗费用还是要少一些。
5月19日，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到马萨诸塞州汇合，研究被亚夫林斯基称为“机会之窗”和阿里森称为“大交易”的方案。我明白并赞同“大交易”后面的逻辑（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与合作的方向，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但我更喜欢俄罗斯的标题。“机会之窗”向各个派别暗示，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对我而言，这是比协调冲突利益更好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交易”一词暗示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一含义。无论如何，实质性的东西总比标题更重要，而所有政党似乎都明白如果它们要得到西方帮助，就得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但他们深信，戈尔巴乔夫将支持这个方案。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显然希望他的西方朋友们能帮他摆脱困境，但同时他的公开讲话也开始闪现出现实主义的火花。在我会见亚夫林斯基的当天晚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当天在内阁讲话的电视新闻摘要。在列举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经济数据后，他说，外国人不会为他们挽救这种形势，苏联必须“自救”。“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即使投入1000亿美元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补充说。然而，他在私下里对其外国朋友们不断使用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他也加强了对外国庞大援助方案的游说活动。玛格丽特·撤切尔是他说服的主要对象之一。
5月底，撒切尔夫人以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客人身份来到莫斯科。尽管几年前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私下会见里根时，我曾为他们作过记录，但我没有指望她在莫斯科期间还会记得我或者想见我。因此，当我的英国同事罗德里克·布莱斯威特爵士打电话告诉我说，撒切尔夫人希望与我商讨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时，我着实感到意外。由于她将和戈尔巴乔夫夫妇共进晚餐，布莱斯威特建议我与他的家人共同进餐，以便撒切尔夫人赴过戈尔巴乔夫的晚宴回来后能立刻见到我。我为这个机会而感到高兴，除了因为有机会听到这位前首相的看法外，还因为我知道布莱斯威特夫妇也是苏联问题最热心的观察家，与他们共度这个晚上将是非常值得的。
撒切尔夫人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穿过莫斯科河回到这家英国人的府邸，当时刚过10点，她在罗德里克的书房里加入了我们的讨论。通过书房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雄伟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和里面的建筑，它们在探照灯的强光下显得壮丽辉煌。然而，这种宁静只是表面的景象，一场政治漩涡正在得到精心保护的古老城墙里面发生。
手中端着餐后饮料坐定后，她直接进入正题。“请为我的老朋友乔治带个口信，”她说，“我们需要帮助米哈伊尔。当然，你们美国人不能也不应该独揽此事，但乔治将在其中起到领导人的作用，如同他在解放科威特时所做的一样。”
她顿了顿，然后开始解释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几年前，我和里根就已经告诉世界这里在发生什么事，”她继续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帮助我们结束了冷战，如果我们不能携手帮助他，“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晚上与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交谈使她相信，尽管他可能认为现在就公布还为时尚早，但他已就恢复私有制做好了准备。不过，她也同样感到，目前他的政治地位发发可危。
她敦促应当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并且不要让他空手而归。她认为所有的盟国都应尽力而为，而不是在美国强迫大家“尽义务”的压力下才行动。她知道德国已经许诺提供〔巨额援助，但她认为德国人应当承担得更多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为德国的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日本，应当劝说他们先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等苏联更加稳定一些之后再说。如果戈尔巴乔夫现在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可能会被赶下台，无论是日本还是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都不愿冒这个风险。
我向她保证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她的意见，并对她关于苏联改革重要性的看法表示赞同。我相信布什总统会在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制订一套有效改革方案的实际困难。不幸的事实是，戈尔已乔夫还未采纳与外援相配套的政策：预算赤字失控；目前尚无可行计划将社会服务业从国营企业中分离出来；私营企业得不到保护；大部分经济还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另外还缺乏建立市场体制所必需机构的战略。在这个时候向这个国家倾注资金援助，不但不会带来好处，可能还会带来许多坏处。
“你讲话像个外交官！”她对我怒目而视，“只是为无所事事而找理由。你为什么不能像政治家一样考虑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决定来帮助这个转变过程，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然后，她语调稍事缓和他说，戈尔巴乔夫的话是对的，他指出帮助苏联转轨需要布什在保卫科威特时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只有美国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她最后说，“请一定把我的话带给我的朋友乔治。”
我回到斯帕索别墅后，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电报，把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作了汇报。然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话：
我想撒切尔夫人是对的。一个人可以为无所事事找到许多借口和实实在在的理由，但毫无疑问，苏联朝开放和民主的进一步演变与西方利益攸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无力应付这个挑战，他们将丧失智慧或勇气，或者两者兼失。当然援助应当是依情况而定的，并且应当与具体的项目或目标挂钩。但我们应当设计一个庞大的方案来支持和引导这里的改革努力。
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在我已向撒切尔夫人谈到过的那些问题上盲目地扔钱，但从根本上来说，她是对的，这些都是借口，是为援助本可成功但却没有去尝试这种行为开脱的。为了这种努力，我们必须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合作，建立一个国际结构来促进有效步骤，转变苏联经济，使这种结构帮助戈尔巴乔夫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使他的公众接受这些决定。亚夫林斯基是对的，尽管有时需要钱，但钱并非是最重要的。
机会清楚地摆在眼前，但我对它能否被抓住并不乐观。虽然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困难表示同情，并从政治上支持他，但他似乎并不愿意组织一个国际机构来帮助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如何能构筑将来缺乏想象，因此，他选择了反应性的立场：等待戈尔已乔夫自己找到改革之路，而他则不时地加以鼓励或者是给予责备，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具体行动。
然而，亚夫林斯基一阿里森研究方案可能会给一个新的具有想象力的政策提供一针催化剂；也许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的老朋友的游说可能会对布什起到推动作用。
1991年5月和6月，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证据，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某种事件，它将使我的政府相信我们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为他面临的问题寻找建设性的答案，这与我们利害攸关。
对聋子的警告
正当戈尔巴乔夫集中精力于如何才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立法花招。6月17日，瓦连金·帕夫洛夫总理，这位宪法规定的总统内阁首领，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某些特别权力，而这些权力当时只授予了总统。在被问及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商讨过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在没有和老板打招呼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老板的权力。
帕夫洛夫是在最高苏维埃的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但大会进入执行会议来进行讨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表示支持。他们的发言概要很快被泄漏给新闻界，使得许多政治观察家大惊失色：居然有四名内阁高级官员施展手段来破坏总统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感到不解。这样向总统挑战，他们将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呢？毕竟，这就如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连同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预先通知总统，就到美国国会要求允许他们来支配总统。
戈尔巴乔夫有权任命或者解除所有这些官员的职务，但是他对帕夫洛夫提案的第一个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提案。有些苏联观察家认为，他肯定因没有人能解释的理由秘密地支持了这场把戏。我知道他多么珍爱他的权力，所以我怀疑他是这个把戏的幕后指使人。然而，我发现他的无动于衷令人费解。我同苏联政治家、记者和外交方面的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像样的解释。为了继续寻找答案，我邀请了几位政治领导人，包括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他和叶利钦一样，刚刚当选），于6月20日共进午餐。
那个星期，叶利钦在华盛顿，他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尽管他尚未就职，但已和布什总统约定于6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星期四上午，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波波夫不能够来参加午宴，但希望在此之前来见我，向我告别，因为我计划于8月初离开莫斯科，在此之前他恐怕没有别的机会来跟我告别了，我回话说我可以在中午会见他，午宴被安排在下午1点。
波波夫很快就到了。我们在斯帕索别墅图书馆里见了面。男管家端进来一些酒，但我们都要咖啡。我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他也询问了我离开莫斯科的计划。然后，当男管家关上门出去后，他取出一张纸，边说话，边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上面的俄语草草写着：
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政变，我们必须告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我尽力保持着自然，小心地让谈话继续进行。在同一张纸上，我用俄语写道：
我会转达的，但幕后指挥是谁？
波波夫瞥了一眼我的问题，又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推给我。我看到了这几个名字：
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
波波夫随即把纸片抽回去，撕碎了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没有必要突然结束会面而引起怀疑，我们的谈话又进行了10到15分钟。我们谈到了竞选，波波夫进一步发展莫斯科的计划，以及他对私有经济的前景的看法。尽管我们都心不在焉，但可能已经足以应付克格勃的窃听器了。
12点半左右，波波夫离开了。我立即写下这个消息，装在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通过一位美国使馆官员交给我的助理吉姆·科林斯，指示他用最快、最安全的途径送到华盛顿。它将被交给国务卿贝克（他当时在柏林），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总统本人，除非他们下令，不得再经他人之手。由于时差的关系，在布什总统会见叶利钦之前，我们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我接到来自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凯米恃的安全电话，他告诉我，布什总统会把消息转达给叶利钦，但我应当去见戈尔巴乔夫，向他发出警告。我同意了，但告诉他，虽然布什总统可能理所当然地会告诉叶利钦消息来自波波夫，但请一定不要把我的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告诉任何其他人。另外，我想提到任何个人的名字都是不妥的，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克留奇科夫或其他人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戈尔巴乔夫。因此，我计划只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得到一份无法证实的、但他应该知道的报告，有一股力量正在试图推翻他。凯米特同意这是合理的，并向我保证，除非是对叶利钦，所有的人都明白不提及波波夫的名字的重要性。
即使我们的消息再准确一些，我对向戈尔巴乔夫提供这些阴谋家的名字还是犹豫不决。由一位美国大使告诉前不久还是敌人的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说他的总理、情报头子、国防部长及议会发言人正在阴谋推翻他，这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呢？这岂不是自我麻烦，让人怀疑是一种播种猜疑和争端的企图？不，如果真是这样，精明的戈尔巴乔夫会看出破绽来的。想到最高苏维埃都在发生些什么，他就不需要太多的提示。
我打电话给切尔尼亚耶夫，要求立即安排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几分钟后，他回话说，我可以立即过去。此时莫斯科夜幕刚刚降临，但天还亮，因为这天正是夏至的前一天。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我没有带记录员，在切尔尼亚耶夫的陪同下走进去。他的情绪平和，似乎并不急于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称我为“大使同志”，并请我不要生气，他并非暗指我是在为本国以外的其他集团的利益服务，但他们逐渐把我看作是协调美苏政策联合小组中的一员。他继续说，我已经成为对他们的社会有影响力的成员，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而且是苏联内部改革的坚强的支持者。就像他在上次会面时所说的一样，他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去，两国都需要我的帮助，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他希望下个月他从伦敦七国首脑会议返回后，我们能有机会会面，做一次从容的告别。
戈尔巴乔夫的赞美之辞让我浑身不自在，至少切尔尼亚耶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反映在他对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我心里想的只是我受命传达的口信，在恭维话一句接一句地从戈尔巴乔夫的嘴中说出时。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将如何把他的话写进我的报告中呢？”一般情况下，我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都依照记忆和简要的笔记逐字记下来，但如果我还用这个办法把这些恭维一一记下，即使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也将显得是在自我拔高，而有些官员们甚至可能怀疑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对同事表露出的任何傲慢态度都是极其敏感的。我决定在报告中把这部分的整段对话省略，只简短记录他对我不久后就要离去的夸张询问。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的长形桌边坐下，当时我对它已相当熟悉了，我面对窗户而坐，戈尔巴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坐在对面。戈尔巴乔夫问布什总统派我来有什么事。我用精心准备的措辞回答：“总统先生，布什总统让我来通知您，我们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属实。它的来源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也不完全是谣传。它说的是有一股力量正试图赶您下台，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就在本周内。”
戈尔巴乔夫摇着头轻笑起来，然后变得严肃了：“请转告布什总统，我对此很感激。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伙伴，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的关心，他做了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但请他不必担心，我完全掌握着局势，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我说，我很高兴地得知这个报告是毫无根据的。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无法证实它，尽管它的严重性看起来足以引起重视，而布什总统也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然后，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所喜欢的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他承认到处都有关于推翻政府的传言，政局确实不稳定。帕夫洛夫虽然是一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但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还正在学习之中。他已经承认了他在星期一犯的错误。但最近政治和解的趋向比较明显。就连叶利钦也开始养成合作的习惯。联盟条约很快就要签署了，他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伦敦之行将表明向世界经济又跨出了一步。公众支持经济改革，这在投票倾向叶利钦中已表现出来，但他们也希望结束政治对峙局面。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然而，也有势力试图阻碍改革。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就在议会中，这是联盟议员团中许多人的看法，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他不排除有些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报告的根据。
我对他说，听到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就放心了，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看到他与叶利钦的合作也在发展，如果这种关系停止了，就难以对未来抱乐观情绪了。
送我出来时，他重申明天我会看到事态还控制在他的手中。事实上，第二天他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绝对多数票，否决了帕夫洛夫特别权力的要求。但在同时，他突然对那些试图在他和总理中间“插入楔子”的人进行了攻击。我为不去提波波夫和其他名字的决定而高兴，因为这可能增加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报告的怀疑。很快，我就得知，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我们的报告来自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等那类人的牢骚，而不是正试图劝说最高苏维埃控制他的权力的那些人的阴谋。
难道说波波夫的报告是一个错误的警报（在6月22—23日那个周末，看来似乎如此），或者它是有关计划的一份准确报告，只是计划被推迟到更为合适的时机，直到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但仍受控于克格勃之时呢？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知道真相，但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解释。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两位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处理这份报告的方式都暴露了他们行动中的不成熟之处。6月20日，我还不知道，但后来得知，甚至在波波夫的消息被转达给叶利钦之前，国务卿贝克就坚持紧急约见正在柏林的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恃内赫，并向他转达了报告的内容（虽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对苏联的政治运作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无论别斯梅尔特内赫抱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他都无法做出任何举动来使戈尔巴乔夫警觉起来。苏联所有的官方联系都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而报告中说一个主要的阴谋分子就是克格勃的负责人。值得称赞的是，别斯梅尔特内赫告诉贝克，鉴于所说的介入者的情况，他无法私下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希望他有所警觉，还是由我来做这件事为好。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别斯梅尔特内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时候通知他这样一个敏感的消息，真是愚蠢至极。即使他有办法保证通信安全，他也可能会为传递这样一份报告而犹豫不决，消息来自外国人，内容涉及他的内阁同僚，准确与否尚不确定。
贝克的反应是不假思考，而总统也是鲁莽行事。在他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证实叶利钦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不忠诚的行为时，也告诉了他波波夫是消息的来源，而且就在一条克格勃监听的电话线上！谈话过后，我被告知，尽管我们先前有君子协定，但总统在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中走漏了消息的来源。我没想到一位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会干出这种事来，他一向以他自己的职业专长为荣，对泄露任何无关紧要的信息都能迅速作出谴责，但这也能衡量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迷恋有多深。
波波夫后来告诉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再次见到他时居然是在7月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的国宴上，他用手指指着他问：“你为什么要对美国人编故事呢？”仅仅不到三周后，波波夫所披露的这个集团便试图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而波波夫的名字被列在逮捕名单的前列。如果这次政变成功，乔治·布什的草率行事可能造成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他将是损失最大的一个，他像一个梦游者，四处徘徊，对周围环境不以为然。他对谢瓦尔德纳泽12月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且满怀憎恨；他牺牲了像巴卡金这样忠诚的助手，忽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他最初帮助他实施改革的人们的建议，反而继续信任口是心非的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这样的轻率小丑。
据切尔尼亚耶夫说，尽管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美国轻信的谣言，但我在6月20日带来的消息确实引起了一些注意。他当时想起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前一天告诫过他，不要过于信任克格勃和他的私人保缥。戈尔巴乔夫倾向于把普里马科夫的怀疑当作官僚们忌妒心的反映，但切尔尼亚耶夫建议他还是小心为好。他本人在莫斯科也听说过令人生疑的有关军事调遣的消息。
但是，尽管在6月21日的最高苏维埃大会上作了严厉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阻止他的安全负责人参与一场政变的企图。
6月21日，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到莫斯科，并在第二天陪同戈尔巴乔夫一起献了花圈。私下里他提到了在柏林与贝克的谈话，并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得到了我报告的消息。戈尔巴乔夫说得到了，并补充说，他已经给“那些官员”作了很好的回答。然后，他问贝克是否说过政变可能发生的时间，别斯梅尔特内赫回答说没有，但贝克说过“现在它随时可能发生”之类的话。别斯梅尔特内赫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推断出消息中的几个人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当时实际想到的似乎只有他在最高苏维埃讲话中批评过的联盟议员团的领导人。
1992年3月，当我请求波波夫同意我在书中写进这件事时，他立刻同意了。然后，他评论说，最初当他得知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是消息的来源时，他非常愤怒，毕竟，他的消息并不是提供给我们的，而是为了给叶利钦报信，并为我们的可靠性下了极大的赌注。不过，当他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感到这个漏洞可能还是有利的。
他推测说：“当阴谋家们得知我得到过他们的计划后，不得不把计划限制在小范围内，因而无法把政变策划得十分周密。这可能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就算是如此吧，但那是将来的事。
官僚主义者再赢一轮
甚至在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在剑桥研究他们的“机会之窗”（或者说是“大交易”）时，莫斯科的官僚们就已开始发起了攻势来抵消他们的努力。尽管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都得到过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他将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5月中旬，在他们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简要汇报时也得到了有力的鼓励，几天后，我们得知，苏联已经发出正式请求，要求在月底由帕夫洛夫的总助理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会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戈尔巴乔夫曾通过电话告诉布什，他将派亚夫林斯基和普里马科夫去讨论新思维。而现在看来，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到华盛顿来是为了维护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亚夫林斯基将被搁在一边。
我立刻去拜访普里马科夫商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总统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即由他和亚夫林斯基去华盛顿协商后者正在哈佛研究的课题。布什认为亚夫林斯基的主张将是讨论的焦点，而普里马科夫的来访将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态度。然而，尽管戈尔巴乔夫有权派出他希望的人代表他去华盛顿，但他应该认识到，由总理的代表率领的代表团并非布什总统所期待的。
普里马科夫说，亚夫林斯基将是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两人正在一起工作——但由谢尔巴科夫率领代表团应该没有错。于是我问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什么（通过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对布什所提的建议，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来讨论亚夫林斯基的建议的，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理由来让谢尔巴科夫来率领代表团）。普里马科夫回答说，是来帮助戈尔巴乔夫准备他所期待的伦敦七国集团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希望提前征求布什的意见，并了解他的态度。
“很好，”我回答，（根据我的笔记）“我相信总统会为咨询感到高兴。但您和您的总统必须清楚一件事——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只能直言不讳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主要感兴趣的是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想法。如果谢尔巴科夫的来访是为了给予这些想法以官方色彩，您将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如果这是为了抢亚夫林斯基的戏而耍的花招，是为了使我们接受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那你们将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普里马科夫反驳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同意他的政府无法吸收的任何方案。如果要进行经济改革，那么实施它就要与帕夫洛夫政府合作，而不是反对它。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个问题看来已经牵涉到官僚政治问题了，这也是可以预测到的，但普里马科夫对帕夫洛夫方案的明显支持令人失望。可以设想，他已经得到了要求戈尔已乔夫的新安全委员会寻求新途径的经济文件。即使抛开亚夫林斯基的评论不谈，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反危机方案”不满意， 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但是，他的关键人物普里马科夫似乎要把赌注押在官僚派一边。
无疑，我在回答时语气是严厉的，我说，当然任何改革计划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但是如果普里马科夫建议他的总统带着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去伦敦，他是在为灾难铺路。戈尔巴乔夫最好还是不去伦敦，除非他能带去更好的东西。我强烈建议普里马科夫能保证亚夫林斯基有机会在华盛顿向布什总统和其他官员介绍他的想法，并能仔细听取他们对此的反应。这样，他在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以便将最有成果的方案带到伦敦时，将处于更好的地位。
为了避免一次毫无意义的会晤，布什总统再次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并强调说他正在期待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意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普里马科夫减少亚夫林斯基参加华盛顿会晤机会的不断努力。华盛顿本来残存着一线希望，即戈尔巴乔夫最终可能愿意采纳有成功前景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结果他们粉碎了这一希望。
5月31日的会晤给布什总统的影响正如我对普里马科夫预言的那样：这使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一套方案来证明投入大量的财政援助是值得的，他开始怀疑让戈尔巴乔夫去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晤是否对戈尔巴乔夫有利。不幸的是，他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戈尔巴乔夫转达这一意见（这本来可能成为有力的警钟），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布什总统的犹豫不决只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好处。最后，曾向戈尔巴乔夫许诺过支持邀请他的科尔和密特朗说服了布什，如果戈尔巴乔夫遭到七国集团的拒绝，将对他的地位不利。到6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接到英国首相梅杰的正式邀请，他将作为一名客人，而不是集团的一名成员参加正式会议之后的讨论。
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继续共同工作着，尽管有人企图阻止他参加5 月底在华盛顿的会见。实际上，他对普里马科夫的私下评论所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但他们因布什和贝克在会见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而受到鼓舞。到6月中旬，他们完成了草案，给华盛顿的布什和贝克寄去一份，给戈尔巴乔夫带去一份。亚夫林斯基后来就此评论说：
6月中旬，方案呈交给了布什，他的助手们告诉我，他们肯定他将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还说，我应该留心贝克6月底在柏林的讲话..如果其中有一个特定的提法，这就说明这个方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我回到莫斯科，难题就一个个接踵而来。我与波普林斯的会面最为艰难，我告诉刚刚当选总统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我与美国人达成的默契：我正在等待贝克的讲话，看他是否会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提法。他们瞪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但是，贝克的确说了那句话，就在这时叶利钦离开莫斯科前往美国。在那里当被人问起新方案时，他说他还没有读过它。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的反应就更有趣了。他把方案交给瓦季姆·梅德维捷夫，用来为他的伦敦之行做准备..他向我保证他总是这么做的，他们将会使用我的方案中所有好的部分。当他完成这项工作时，我总算弄明白了所谓“所有好的部分”是什么含义了。
6目6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前往伦敦之前的星期六，我收到了布什总统致戈尔巴乔夫的紧急信件。当我要求呈交它时，被告知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城外的一所别墅里办公，但他愿意在下午接见我。苏联礼宾司负责人乘一辆公车来为我的司机引路，来到城西沃林斯科伊的一套别墅里。戈尔已乔夫正在一幢斯大林时代的房屋里办公。据我的陪同说，斯大林过去经常用这幢房子。
我们的汽车驶向主楼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在周围走动，有的敞开了衬衫（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周末），有的放松了领带，夹克衫搭在肩上。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来专门接待我。
礼宾司主管陪同我上了楼，戈尔巴乔夫把我让进一间令人愉快的房间，这间房子有点像被屏风隔断的阳台。他穿着一件很薄的短袖衫，没有系领带。他感谢我为他带来信件，并说他正在会见他的顾问们，为伦敦之行做准备。我告诉他，亚夫林斯基的方案给布什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知道，并说他们也正在“好好利用”这个方案中的思想。然后，我们讨论到总统的来信，是关于结束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遗留问题的，并为布什的莫斯科之行确定日期——在离开之前，我问戈尔巴乔夫，他对即将成行的伦敦之行有何感想。
他回答说，感觉很好，他将带去的方案写得很好，他期待着看到“非常重要的讨论和重要的决定”。这种期望给他带来的快乐看来是真的，他终于能在世界级的大集团里发挥作用了，甚至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考虑到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他的艰难经历，看来他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且信心十足。
离开之前，我与等待会议继续开始的官员们握手告别。他们中有总理帕夫洛夫（我向他打招呼时，他脸上堆着笑）；他的副手谢尔巴科夫，普里马科夫；总统顾问斯捷潘·西塔里扬，雷日科夫的经济改革助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亚夫林斯基以及与他有关的人都不在场。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奥列格·波格莫洛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弗拉德伦·马季诺夫，或者说与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关的所有人都不在场。
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对迅速解决被延误了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问题并在月底安排一次首脑会议感到乐观。但我也知道，只要把经济引向混乱的官僚们还在，戈尔巴乔夫肯定无法利用伦敦会晤可能提供的任何机会。
患难之时的精神同盟？
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虽未使他公开丢脸，但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七国”同意苏联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兄弟机构——世界银行的联系成员国，并让这些机构制订出有关方案以便协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
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在其赴伦敦前几天已经致函戈尔巴乔夫，他们将以如下方式资助苏联：采取小规模试验计划将某一地区的食品批发业私有化，派一些人调查军转民的可能性，另外一些人负责能源部分。在信中，布什警告说，如果苏联执意维持在“反危机计划”中所描述的指令性行政控制，那么它将很难得到帮助。同时，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将食品供给制度私有化，并明确能源所有权以吸引外资，而且布什也不鼓励重新组织安排苏联外债的支付计划，尽管美国并不是主要债主。
布什所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也没有就全面的政策提出建议，而这是使各部门的改革切实可行所必须的。而且，反对重新安排苏联债务支付计划实际上堵塞了西方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主要途径。我们如果是采用以下的说法，很可能更将有裨益：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债务，那么苏联对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态度将有助于商定其条件。最后的结果是，债务最终还是进行了重新安排，但却没有换回任何改革措施。
即使戈尔巴乔夫不去伦敦，七国集团也照样会作出以上决定。但这些决定为苏联经济过渡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七国没有认识到仅仅依赖目前的体制，他们是无力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帮助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稳定货币市场，但对目前苏联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它几乎一无所知。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苏联这样的经济发达的混乱的国家。这两个组织也许会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发挥有利的协助作用，但如果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苏联经济过渡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最后成果甚微是戈尔巴乔夫的错。如果他不去伦敦可能会更好些，尽管他歇斯底里地争取西方的援助，但却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计划，由此也损害了本人的信誉。尤其是他说服布什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出他多么没有说服力。
他们是在7月17日的工作餐上会晤的。最后谈到的一点是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随后儿分钟，戈尔巴乔夫的保安部队全副武装，直奔温菲尔德宫——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现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在两位总统手里，他们都知道，不到两星期他们还会见面，不过是在莫斯科，他们将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当时亲切友好的气氛对倾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是天赐良机，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任何计划而错过了这个机会。
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竟采取了发牢骚的办法。他最忠实的助手也不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他的会晤记录，它表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合适。午餐的谈话刚变得严肃起来，他就开始了散漫的独白，就像5月份对我讲话时一样。切尔尼亚耶夫将它归纳如下：
我知道美国总统布什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对自己所做决定的政治含义审慎周密，而且他从来不随心所欲。关于安全政策，得益于他的决定，我们的收获颇丰。但同时，我感觉我的朋友美国总统布什先生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未给予答案：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只有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问题才能明了。然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切尔尼亚耶夫注意到当时布什很不高兴，脸色微红，但是他不动声色，继续就餐。戈尔巴乔夫接着说：
于是我问：乔治·布什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如果我“七国”的朋友们在我们后来的会晤中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他们愿意支持我，但开始时你必须“自作自受”一阵子，那么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中。集中几百亿美元去解决一个地区性冲突，这不奇怪吗？支持其他计划的钱会有的。但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实施一项工程：改变苏联，赋予它新的性质，使它融入世界经济，它将不再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不再是威胁的根源。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伟大而重要的使命！
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布什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漠。他回答说显然他对自己的观点解释得还不够，他认为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想看到一个民主的苏联，拥有市场经济，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成功地联合。他指出并非每个美国人都会支持他对苏联的态度，而且那些人也的确制造出一些现实的难题。但是，没有人希望见到苏联经济崩溃，而且他认为苏联解体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切尔尼亚耶夫察觉到紧张局面缓和了一点，但却未能完全消除戈尔巴乔夫的长篇大论给布什及在场的其他美国人留下的阴影。这是一个绝望的人的哀叹，他正在失去他对他的国家的控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并不理解他所竭力追求的是什么。
据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特伯·泰伯特说，布什一回到美国就说：“真是可笑。他一直善于推销自己，但这次却不是。我想，他真让人难以理解。”
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推测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的自我挫败行为的原因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克留奇科夫在许多报告中都要指斥所谓的美国的欺诈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对此十分怀疑，但它们仍留下了阴影；其次，布什总统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为使双方成为伙伴关系的种种努力不太合作，这一态度使戈尔巴乔夫受到伤害。
我相信，这两种因素均影响了他的情绪，再加上第三点：由于他没有在伦敦会议上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改革措施而产生的受挫感。即使只是在下意识里，他一定已认识到，他缺少勇气利用亚夫林斯基提供的机会。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另一种结果是否有可能发生。从某种程度看来，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自从马耳他会晤以来，他们一直以一种直接的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交流，而不像两个疏远的大国的领袖。他们相互间的个人信任非常之深，虽然还不是无条件的。尽管如此，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似乎失之交臂。
戈尔巴乔夫不能直陈他心中所想，至少从1989年以来，他没有道出他深深的、也许只是半意识的渴望。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便为自己判了政治死刑。但如果这样做可行的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没有人确切知道，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凭我多年的就近观察，我猜想，译成地道的美语，大概如下（其中有95％是我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所听到他的讲话，另外的5％则基于我的直觉）：
我的国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从未体验过民主的滋味，一直是由上自下的统治。这是它的悲剧，也是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根源。看一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鼓励他们的创造性，同时又收获其成果。我希望我的国家也这样，因为如果它不改变，它将落后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保持目前这种制度，不仅仅美国、西欧和日本会遥遥领先，我们会甚至连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赶不上。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
这听起来也许很简单，但是相信我，它并不简单。俄国整个历史都是在逆行，所以我必须扭转乾坤。彼得大帝可以残暴统治，但你不能期望这样会产生民主，我要达到民主的目标更难。我们的人民从未被允许自己做主，所以他们也没学会如何去做。你们曾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完善民主制度，而我们从未拥有过民主制变，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建立它。尽管这样，我却不能接过你们的制度，然后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并期望它奏效。我们要屏弃旧制度，并给人们一段适应时期。我只能利用现有的人和物，我不可能重新发明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历史。
对于我们要走的路，虽然我有大致的轮廓，但从未有人给我一张图纸，告诉我如何达到目标。前面可能会有无数的曲折和错误，不要以为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时得到了许多帮助。
大多数国家或者不理解或者反对，尤其是与旧体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我将不得不改变或战胜后者，教育前者，这样会使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些怪异。
我希望我能争取到足够的共产党员而缓解我们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共产党将不得不让位。我必须加倍小心，以免被它围困。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有时我不得不左右逢迎，但不要把它想得太坏。
那么，我究竟需要你们做什么呢？首先是理解，理解和尊重。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做资本主义，但我想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
我决心成就这番事业，不是因为你们要我这样做。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的国家需要它。如果它不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也许它还不过是个跛子——如果它真能熬过来的话。如果问这个世纪真正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只有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具有竞争力。我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才这样做的，但你们不得不承认，它客观上确实于你们有利。想想过去45年里你们耗费了多少金钱来抵抗苏联的威胁？（对了，顺便说一下，尽管有时你们夸大其辞，但它的确是个威胁。）
当我说理解和支持时，我的意思是不要视我为战败的敌人。别再说什么赢得冷战了，如果你们把我当作一个输家，你们又如何能指望我领导我的国家向前艰难地迈进呢？此外，我难道真的不该得到一点点夸奖吗？是我降服了苏联的军官们，并且强迫他们、有时甚至耍点小手段欺骗他们做些非做不可的事。我不让他们成为威胁东欧的力量。我创造了一整套的哲学解释为什么结束冷战对我们有利。在此方面，我想我未得到丝毫的帮助。让我们面对现实，乔治，是你、里根和我共同结束了冷战。没有必要为谁赢了而趾高气扬，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吗？
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我清楚地知道我到底该往那里走。我毕竟是学过法律的，虽然这法律有点可笑，可他们毕竟教会了我“资本主义法律”的原则。我可能并不总是显示出这一点，但我知道在此方面我们到底该如何做。但经济却另当别论。老实说，我知道我们得改变现有体制，但我不愿承认的是，我不知该如何去改，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你们的制度在你们的国家是很管用的，但搬到我的国家就不灵了，除非是人也发生了改变。
不过，说句实活，当我说我需要帮助时，我不单是指钱。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想一想我应该做些什么。人民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和我一样都不知道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年前，他们还在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但现在他们却说每件事都不对头，但只要照他们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我把他们中的25人集中在一个屋里，我会得到39种建议。
你们想要作壁上观，想管的时候就出出主意，直到我们有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体系，然后你们才知道你们能做些什么。你们本该是个银行家，我听说你们的金融机构从来不随便借钱给别人，除非借钱者能证明其实他不需要这笔钱。但我认为政治家就不同了。我认为他们是领导，而并不仅仅是在玩一场胜券在握的赌博。难道你们不愿意冒点风险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
好吧，告诉我当前的计划不会奏效。我知道你们是对的，这也是我今天如此急躁的原因之一。但是，近两年来，我一直在暗示我们会采纳一些建议。我不想听“如果这样做很痛苦，那么就快点做”之类的废话。远在与吉姆·贝克会面之前，我就从马奇亚维尔利那里获得了这个建议。你去年派了一大批商人来见我，他们支持我拒绝沙塔林计划，但现在呢？每个人又都说我应该接受它。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真见鬼，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可能会说，即使形势恶化了，也不关你们的事。但是，如果你们让我知道你们会帮助我——哎，那么情况就会大不同了。
请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你们也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我该做些什么。而且，我当然也不想你们从此后开始教我们该如何做。你们的制度在这里可能不会奏效，除非对它做很大改变，这件事要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也相当傲慢，不习惯外国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不会自诩我们是世界上最容易相处的人。但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我们的一场悲剧，但同时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太多过。如果我们的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政权，你们每年到哪里去找那多余的四五百亿美元做国防开支呢？现在我们还有三万多枚核弹头，你们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给发动战争者准备的。
推行市场经济，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点也没有，但是很清楚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个社会。在此方面，为什么我们不携起手来呢？两家联合共同解决一个难题。1947年，杜鲁门和马歇尔在西欧问题上找到了办法，我们的人民也告诉我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制度、合作的习惯以及知识的集中。我们属于不同的情况，但原则不会不同，难道你们不会想想办法，集中智慧，加上七大国，大家共同协作，想出些适当的办法来？如果方式得当，我会采纳你们提出的合理建议，但我要你们保证如果我在采取了你们的建议后陷入困境，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一把，不要寻找借口——即使是不错的借口——而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遇，我们的形象在历史书本里可能就会显得不够光彩，我指的是你们和我。
痴心妄想吗？当然是。千真万确吗？我敢打赌是这样的。
有什么话布什本该说却没有说吗？也许是吧，但也许已经太迟了，即使说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了。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私下场合，布什能够通过给戈尔巴乔夫提一些大胆的建议更有效地表示友好——而且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会郑重采纳他的建议。
当我陷入于想象世界之中时，我能想象出当饭后甜食端上来时，布什会将戈尔巴乔夫请到旁边屋子里私下聊聊，当时只会有翻译在场，也用不着做什么记录。特别是他很相信屋子里不会有克格勃的窃听装置，我想，他很可能会直截了当他说出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大致如下所述：
“米哈伊尔，我能理解你的处境。我们没有做一些本该做的事情来帮助你，你有权利指责我们。但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你。我们确实想帮助你，但老实说，是你将事情搞得棘手了。我没有搞到资金，就算我搞到了，如果把它投到国营企业的无底洞里，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这样做不会奏效，而且只能让人们很快放弃帮助你的念头，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尽管后来你给了我一个很合理的计划。
“我知道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做成什么，但你得寻找途径发动各种力量，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帮助你进入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自上而下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你必须从这些官僚手中夺回经济大权。留一点缝隙给私营部门，让人们自由运作。是的，起初可能会有一点混乱，但我猜想贵国的人民会比你想象得更富责任心和创造力。如果你能下个果断的决定而带来一个成功的前景，那我一定会团结我周围的人为你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但你的计划一定要具有可行性，而且要依附具体的项目。我没有办法筹集资金去支撑那些即将倒闭的国营企业。
“我坦白承认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但是我有一种忧虑，我感觉你现在做得不对。我们也许该想一想是否应该将我们欧洲和日本的两个朋友团结起来，共同寻找一个答案。如果这想法你赞成，那你不妨告诉我，让我来努力尽快把事情办好。
“还有，我不想让人们以为我是因私人感情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建议你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不告诫你，你们的总理是个祸害，那么我也称不上是你的朋友了。除非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或者你亲自来领导内阁（我就是这么做的），你要让人们相信你对经济改革是认真的肯定会费一番周折。
“我很高兴6月份议会里没有发生问题，但我仍不免有些担忧。我希望你能重视我给你的那份报告。我知道，你可能觉得那是无稽之谈，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仍有点不安。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我可以保证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掌握在中央情报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手中，这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把如此大的权力集中在某个机构的手中是不明智的。还有，顺便说一句，好像有人在向你灌输一些关于我们的胡言乱语。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他们骂回去，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给你捣乱或伤害你的国家，如果有谁这样说，他就是个骗子。你应该设法找到这些人这样说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说的对你没有好处。”
我的臆想就此打住。我所想象的没有发生，就算它发生了，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领袖的私人关系曾十分融洽，以至他们之间可以像我刚才描绘的那样直言不讳地进行谈话，而且这种谈话能够对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所作所为产生重大影响。
想真正奏效，布什就得做出某种许诺，但他不愿意那样做。1991年，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无限同情，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回避帮助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发雷霆的原因在于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挪威议会授予戈尔巴乔夫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未能如期到奥斯陆去发表受奖演说，却不得不留在国内处理紧急事务。当他终于在1991年6月11日来到奥斯陆发表演说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而在当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了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但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
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7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
苏联《独立报》以恰如其分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对此作了报道。戈尔巴乔夫迫使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91年7月25日通过了新的党纲草案，并获准于11月或12月举行一次党代会。在很多人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走上了分裂共产党的道路。他的拥护者们将支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那些顽固派则被迫要么退出，要么赶走这些改革者。
7月20日，即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叶利钦反对共产党机构的斗争开始升级。他颁布了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就将对俄国共产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正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
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
党内官员拼命向戈尔巴乔夫游说取消叶利钦的法令，但是他拒绝了。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与顽固派的联盟正在分裂。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叶利钦的法令，但这当然完全没有法律效果，共产党干部只好就此罢休。
同时，改革创始者中的几个人开始在党外组织政治运动。其中，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仍是正式党员。另外有些人，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最近刚离开了党，组建了名为“民主改革运动”（许多人知道它的俄语开头字母为ДДP）组织，这一组织吸引了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如戈尔巴乔夫以前的知己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他曾于1989年接受了管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这一出力不讨好的任务；叶利钦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众议院的发言人伊万·拉普季夫，《消息报》的前任主编，都加入有一时期像是一个政治名人集会的“民主改革运动”。
许多人曾怀疑组织这次运动是为了在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失去地位时，给他提供另一个选择，虽然他不赞扬这个团体，但他也不轻意贬低它，就像他过去对待“民主俄罗斯”运动那样，后者的许多领导者已和新建立的“民主改革运动”结成了联盟。当然，有些组织者是要显示，在共产党外组织起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他们成功了，如果行将召开的党代会导致分裂，那么他们的行动将为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而分裂的势头在1991年夏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恰好是共产党内保守分子所害怕的。他们极力反对“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虽然他们仍是共产党员。谢瓦尔德纳泽6月初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社采访时曾提出有必要成立“民主党”来和苏联共产党相抗衡，保守派要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最高纪律监察机构——出面调查。谢瓦尔德纳泽不想坐以待毙，于是立即宣布脱党。加夫里尔·波波夫则相反，他等着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他。而就在曾有权驱逐党内成员的基层党组织做出反应之前，雅科夫〔列夫自动辞职，并当众抱怨说“一个强有力的斯大林主义团伙”已经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
7月末，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久，我曾和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莫斯科市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讨论民主运动的前途。他对“民主分子”能否统治这个国家三到五年表示怀疑。他们散漫、缺少组织纪律性是其中的原因，但同时，他还感觉到苏联的高压经济机构仍丝毫未损，被共产党内的官员所掌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共产党对军队、法律执行机构和传媒机构的控制。这当然是叶利钦法令的目标之一，但除非是戈尔巴乔夫能签署类似的法令，否则很难对军队和克格勃产生任何影响。
波波夫看到民主改革运动有可能团结民主力量，但他对其领导者们不能决定是否成立一个政党而感到气愤。他个人认为它或者组织一个政党，或者解散。他觉得“民主分子”内部虽然存有分歧，但却占有天时。他说，他最大的忧虑不在于共产党内保守分子的活动，而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类狂热的反动分子的潜在威胁。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恶化，像他们那样的投机党派不仅会赢得大量的选票，还会争取到军队和警察组织的支持。
虽然波波夫作为政治领袖有其局限性，但事实证明他不愧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分析家。
布什的莫斯科—基辅首脑会晤
1991年7月29日晚，乔治·布什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莫斯科。正如布什上任伊始我所建议的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两国每年都有互访。
在第三国的其他会议，如果有必要或者机会方便，也时常召开，比如1990年9月在赫尔辛基以及两周前在伦敦的会议，现在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他们会轮流在彼此国家每年举行一次“全方位的高级会议”。……
去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现在大多数已经得到解决。一个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经过10年的谈判，终于做好了签署准备。苏联已经同意了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总统也已经将它送交参议院审批。苏联议会终于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移民的权利，总统已经将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送交国会。美苏贸易将建立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无任何歧视性关税。
留待讨论的有争议的双边问题已经不多了。当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签署时，最初由里根总统于1984年和1985年提出的四方协议已经得到完全实施。实际上，到1991年，我们已经超越议程上升到合作领域。这些在80年代初想都不敢想，甚至在1989年，布什总统还执意不肯研究此问题。即使如此，要谈的还很多。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国家显然正在走向崩溃。两位总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也是他们私下谈话的主要内容。
两位总统都极其关注各共和国首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布什在正式拜访叶利钦并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后访问了基辅，并借此机会邀请了几个共和国首脑参加他的国宴。戈尔巴乔夫则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与布什共进工作餐，以此组成苏联代表团参加讨论。
纳扎尔巴耶夫特意从阿拉木图赶到莫斯科，结果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问题成了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叶利钦却坚决回绝了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井声称他宁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布什，而不愿意参加与其他人的小组会议。
在就职俄罗斯总统的前几周，叶利钦已经进驻克里姆林宫内戈尔巴乔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工作过的办公室，他特意在这里接待布什，而不在俄罗斯“白宫”里他自己的办公室。我希望他最近的政治胜利能使他不再像个衣衫不整的受压迫者那样行事。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喜欢出风头和在一些小事上胜人一筹的毛病并没有改变，会谈开始前布什等了他差不多10多分钟，会谈时间又大大超过了原先的安排——尽管他所讲的并无多少实际的内容——而且他不通知他的客人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宴上，他差遣妻子越过接待人员，等所有的客人都进入房间后，试图陪伴芭芭拉·布什入座，仿佛他才是此间的主人。
叶利钦的行为未免粗鲁和孩子气一些，由于他有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使得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很不自在。过去，他在使用这类伎俩时总是说，为了防止他的对手阻碍他和公众的联系，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我很痛苦地注意到，在他赢得了直接的政治目标、这种借口已不复存在之时，他却继续使用这一伎俩。然而，这些社交中的不协调微不足道，只是在它们暗示更深一层的问题时才值得一提。
7月31日，当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中会晤时，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美国大使馆接到报告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夜间袭击了立陶宛海关署，有六位官员死于非命。美国大使馆官员通知了别墅的有关人员，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这一事件。乍听到这个消息，戈尔巴乔夫极为尴尬，不仅因为发生了此种暴行，而且因为首先获悉的是他的客人。看起来，这一暴行好像是某些人精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戈尔巴乔夫在与布什的会谈中难堪。而实际上，这也表明他的权力在削弱，他手下的人员正变得越来越不中用。
布什产生访问基辅的念头十分自然。去年访问美国时，戈尔巴乔夫曾访问了明尼波利斯—圣保罗教堂、旧金山以及海湾地区。随着所有的共和国都变得越来越自主，布什认为不仅应该在莫斯科拜访叶利钦，而且至少应该在某个共和国的首府逗留一下。借此机会，他将发表演说，提请人们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文化和民族性给予注意，欢迎他们加入到民主运动中来，因为它正波及很多——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国。
基辅首当其选。它是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首府，其民主进程比中亚许多共和国快得多，也没有发生类似高加索地区的那种冲突。而且这也很方便，布什于8月1日在此停留几个小时后，仍可以在同一天回到华盛顿。
我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访问基辅的想法，他们不反对。于是我们又开始和乌克兰官员讨论行程安排，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曾在基辅安排了几个外交官，准备建立一个总领事馆。访问计划顺利进行着，但令我吃惊的是，7月21日，星期六下午，埃德·哈韦特从华盛顿给我打来电话说，苏联驻美国代办来到白宫，带来了苏联总统办公室的信息，说基辅目前局势紧张，布什最好别去那里，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旅游区度过这一天。
显然，如果戈尔巴乔夫建议布什不要去基辅，布什就不能再去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取消他的行程肯定会给公共关系带来极大不利。因为事前我们已经与乌克兰方面就此次访问联系过，现在就得告诉乌克兰方面为何要取消它，说戈尔巴乔夫不允许去，无疑会成为此次首脑会晤的重要新闻题材。考虑到公共关系，这样肯定会给其他每件事都罩上一层阴影，必将破坏此次会晤的目标。
为了故意让克格勃和有关官员知道这件事，我们在公开电话上讨论了取消此次访问的后果，然后我通知外交部说我明晨得见见别斯梅尔特内赫。当他见到我时，他坦诚地告诉我说对于华盛顿的消息他一无所知，不过他答应他会调查此事。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如果布什总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按计划访问基辅。后来，他解释说他向戈尔巴乔夫询问，虽然后者有些不悦，但还是同意布什应该去他想去的地方。
这样，布什和他手下的人更加谨慎，避免在访问中发生任何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设想如何能够“帮助戈尔巴乔夫”。演说起草人认真检查稿件，删除可能使戈尔巴乔夫不悦的言词。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显然做得有些过了头。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与莫斯科大使馆的或者基辅的外交官员商量如何来翻译这篇演说词。
在从莫斯科飞往基辅的旅行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篇演说稿的全文。我们乘坐的是新的空军一号——一架宽敞豪华的波音-747飞机，它和以往总统乘坐的狭窄的波音- 70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方便向报界传播，布什向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说也被重新修改。我又匆匆扫了一遍，发现有很多出色之处，尤其是它警告说独立和民主其实是两码事。
但是，其中有几处堆砌起来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地方则没有必要，也不太合适。对他开创民主制度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表示赞同会更好些。只要人们觉得戈尔巴乔夫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那将成为一个间接的赞扬。大张旗鼓地夸奖他可能会令他本人很高兴，但在政治上对他没有丝毫好处，因为批评家们已经攻击他，说他是布什的仆人，再这样大加赞许只会给批评家们提供更多攻击他的材料。
在演说中特别称赞新联盟条约是否合适我也拿不准。条约无疑是多方政治妥协的成果，有些地方很微妙，有些地方还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外国政治家，搅和在其中不仅是胆大妄为，而且也很危险，会造成与设想相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或者法国的首脑在1789年和1790年的宪法辩论中建议美国如何投票，美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布什总统可以避免这种错误，而且仍可以坚持他的重要原则，他只要强调各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协议而不是强迫的基础上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至于协议采取何种形式得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外人。
我把一个撰稿人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文章中大部分我是赞赏的，但有些语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特别指出了其中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和对条约的称颂。“他不该使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这类将事件私人化的措词，”我说，“他也不该暗示我们反对独立，”我又加上一句，“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明白你的观点，”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们不可能修改了，因为复印件已经送给报社了。而且，这些是总统本人加进去的，他想这么说。”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该降落了，坚持下去也无济干事，但我还是再一次提出建议：“我看到你在行文中多次写到‘这个乌克兰’，你应该确保总统不用‘这个’，他应该说‘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美国人会认为加上‘这个’，就使乌克兰像个地理名词，而不像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提到美国时也使用这个冠词，对吗？”他反问道。
“请别介意，”我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个逻辑问题，我只是说许多人会对此有强烈反应。如果总统说‘这个乌克兰’，那么白宫下周就会收到数以干计的抗议信件或者电报。”
他最后同意在提到乌克兰时，不再加上定冠词“这个”。后来，布什总统来到我们这边问候时，我相信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图。
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安排此次访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乌克兰人的感情，这篇演说可能会更加困扰我。比如，我们已经意识到7月初科尔总理访问基辅时，戈尔巴乔夫不让乌克兰人参加其间的几次会议，对此乌克兰人极其愤怒。所以我们同意布什总统私下会见其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其间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其他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将不出席。所有的演说和祝酒词都将使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总统也将使用一名乌克兰翻译（虽然克拉夫丘克谙熟俄语）。简单他说，我们已经有点儿出格了，以往的来访者从未像我们这样把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鉴于有这些安排，我认为总统的演说中即使有一两处辞令不当也无大碍。
我不该自鸣得意。甚至在我们到达基辅前，一些民族主义的乌克兰领袖就对我们为安排此次行程所付出的努力采取明显的漠视态度，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美一乌关系上，向美国记者批评布什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鲁克的主席伊万·德拉奇声称“布什总统像是被戈尔巴乔夫施了催眠术”。列夫科·卢卡年科更令人费解，他声称美国总统“一向藐视发生在各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而实际上，除这次访问外，他（布什）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上一次与三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袖会面，和叶利钦也有三次，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数次，一年前布什总统在华盛顿还拒绝会见乌克兰共产党总理，原因是布什认为他不能够代表乌克兰民意。考虑到三年来美国官方代表和鲁克领袖们频繁接触，他们也不应该提出如上指责。实际上，鲁克领袖们收到美国的邀请远远多于乌克兰境内其他政治运动派别加起来的总和，而他们在乌克兰却只获得不足1/4的选票，所以如果要指责美国偏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本不该给鲁克那么多的关注。
鲁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也很反常。当一个人在政治上进行垂死挣扎时，他可能就不记得过去了，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乌克兰共产党施加压力，大多数的鲁克领袖们可能还在监狱里，更不用说参加竞选、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参加为美国总统举行的正式宴会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们，如谢尔比茨基，竭力反对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自由化。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丢下鲁克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反抗80年代未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他们将永远也不会取得他们现在的成就。
这次访问本身就将过去和现在许多新的因素串联起来。
在基辅波里斯波尔机场的欢迎仪式让人想起了过去。精心挑选的一群人欢迎总统的到来。他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同时也挥舞着乌克兰苏维埃官方旗帜——由苏联国旗稍加修改，红底，接近底部有一条细细的蓝色条纹。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用乌克兰语致欢迎词。布什用英语致谢。接着，就是拍摄数张照片，麦克风中传来乌克兰语的翻译。我记得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基辅时情景很相似，只是当时讲的只有英语和俄语。
我们的车队一离开机场，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很多人聚集在机场广场前，手中挥动着蓝黄相间的乌克兰独立运动旗帜，呼喊着独立口号，向布什总统舞动春控诉当前共产党政府和共产主义的条幅。在去市区的路上也有类似的示威游行，甚至在城内也随处可见。这种气氛与尼克松访问时以及在不久前1988年国务卿舒尔茨访问时形成的对照让人瞠目结舌。1988年时，道路专门为车队清理干净，人们甚至不许站在两侧的人行道上！
布什总统和克拉夫丘克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当中我和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在旁边的房间里一边等候一边聊天。福金特别忧虑，害怕今年冬天粮食会短缺。虽然乌克兰一直是闻名的苏联的“粮仓”，但斯大林强行采取的国有化政策曾于30年代引起过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令许多人丧生。现在日益加剧的经济混乱已经威胁到从那时起就不能满足需要的农业生产。共产党政府仍不愿意打破斯大林的集体化农场，恢复私营农业，尽管国有体制已名存实亡了。福金像一个绝望的人谈论着未来；鉴于当前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他似乎仍看不到任何避免经济崩溃的妥善办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不会停止反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活动；他们首先要独立，然后才考虑如何对付这种局面。
继与克拉夫丘克会面之后，布什总统对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他的讲话虽然中途未被掌声打断，但结束时议员们纷纷起立欢呼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精心布置的巴洛克式的玛林斯凯皇宫中举行了正式宴会，参加者有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其中包括五名鲁克领导人。祝酒词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没有人翻译成俄语。坐在丽贝卡旁边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说，幸亏他懂英语，否则他还真的不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离开皇宫，总统接着访问贝比亚。这是当年纳粹德国施行残酷暴力的遗址。在这里，布什和克拉夫丘克都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演说。然后，他们回到机场，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空军一号起飞，从基辅直返华盛顿。
整个访问只持续了五个小时，但对于一个了解过去的观察家来说，它却是史无前例的。自从17世纪初期以来，这是一个大国的首脑首次来到乌克兰，待其领导人犹如元首，而且特意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交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坚持所有重要的政治派别都加入到他的访问中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什曾赞扬戈尔巴乔夫，并赞同联盟条约（乌克兰人也参加了条约的起草），这个事实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布什来访本身所包含的真正意义。毕竟，他强调说未来要由他们自己来选择，这一点对于乌克兰朋友来说至关重要，对苏联其他的共和国也是如此。
拙于政治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未能抓住主要问题。他们忽略了这次访问的实质因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一篇演说中几个不当的辞令上，他们错过了推进他们最终目标的机会：使乌克兰被视为一个有别于俄罗斯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主权国家来定义与周边国家、包括与俄罗斯共和国的关系，这比谈论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不同看法以及联盟条约的优缺点要重要得多，因为这显示出乌克兰有权自己作出决定。
当然，美国报界报道了鲁克领导人的抱怨。他们没有对官方态度的历史性转折进行哲学家式的讨论，而是制造出了更好的新闻。专栏作家威廉·塞法尔一向喜欢让布什难堪，这次他抓住布什在乌克兰议会演讲时的某些不当辞令，然后给他的演说起个绰号叫“软弱的基辅”。这个玩笑从性质上讲不准确，但这并不防碍人们记住它。
塞法尔的文章可能讨美国人喜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对于乌克兰国内形势的发展却无丝毫作用。鲁克领导人的前途显得更加渺茫，他们是否会将国家的表面形式置于民主和改革之前呢？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将继承了一个软弱分散的国家，它将难于维持他们所要的独立。他们将依靠外来者的恩赐来得到他们所渴望的未来，还是将共同努力在乌克兰缔造一个健康的全民一致的社会？
布什总统讲话中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独立和民主自由不是一回事。对它的公众来说，一个压制性的独立国家和一个帝国一样糟糕。首要的目标应该是民主，因为只有有了民主，独立才会令人向往，人们也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反对的联盟条约保留了各成员国退出联盟的权利，而且确保独裁的中央机构无法剥夺这个权利。
民族主义者经济上的主张也着实让我吃惊，他们企图在经济上维持官僚控制，并从莫斯科发起的改革趋势中分离出来。它或许很快会带来国家外表的独立，但结局将只会是这样一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内部凝聚力来推进必需的基本改革，这最终只会威胁国家统一。而独立的允诺最终也将化为灰烬。
我的许多乌克兰朋友们对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无动于衷，我对此十分担忧。
布什夫妇在基辅的波里斯波尔机场重新登上空军一号，我和丽贝卡向他们道别。然后，我们走到将把副总统亚纳耶夫送回莫斯科的苏联民航客机上。他请我们和他一起回去，随行的还有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和他的妻子阿拉。
我们五个人在这个中型客机的贵宾舱中坐定后，鱼子酱、熏鲑肉、香槟和上等的法国白兰地就端了上来。我们为这次看似成功的美国总统来访而干杯。亚纳耶夫似乎对自己在基辅所受的冷遇毫无温色，反而很高兴，因为乌克兰人似乎很满意。
丽贝卡把话题从闲聊中转移开来。“告诉我，副总统阁下，”她说，“你们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亚纳耶夫沉思起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人们很不安，”他说，“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就会有人站出来，答应给他们稳定、伏特加和香肠，而我们呢，都得滚蛋。”
一个更加松散的联盟
从5月到7月，曾经签署了新奥加廖沃（9＋1）声明的9个共和国的谈判者（通常是总统们本人）与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一直在商讨可接受的联盟条约文本。有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曾希望条款在他赴伦敦与七大国成员会面之前达成，但这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7月7日，《消息报》登载了对格里戈里·列文科的采访（他受戈尔已乔夫之托掌握谈判的进程），他提出了一个比5月份的设想更实际的时间表，他说目前的草案要在6月份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7月份将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在他看来，这些谈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他认为在年底前可以签订条约。
与此同时，各共和国并没有坐等协议的签订，而是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刊登着对列文科采访的同一期《消息报》还报道说，乌克兰苏维埃已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共和国接管乌克兰境内迄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的所有的公司和组织，并拒绝给中央任何补偿。
乌克兰议会是根据他们去年公布的《国家主权独立决议》采取这个行动的。他们解释现在开始行动的原因时说，中央各部已经开始将各企业转为股份公司，而事先却并未将其产权转交各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未能打破垄断进行私有化，也未能把转变过程的控制权转交各共和国，现在他们正为此付出代价。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削弱，各共和国要求控制其国内国有资产的呼声愈来愈强。与其他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更容易使当地的共产党经济官僚与迄今一直充满敌意、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推动的独立运动联合起来。在此之前，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力量还在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则团结起来，共同反抗专制的中央政府。乌克兰所发生的这一切极有可能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发生。
7月18日，列文科宣布草案将被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虽然有些问题尚存争议，其中包括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税收制度、军事力量的控制、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前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鞑靼斯坦。鞑靼斯坦是前自治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它曾宣布主权独立，并要求与其他各联盟共和国拥有平等地位，并威胁说如果这个要求被拒绝，它将退出联盟。
乌克兰议会于6月26日星期三讨论了草案。在发言的35名代表中，24名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听取了这些意见，但没有发言。议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决定，以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审查草案，并于9月1日提出报告，政府和学者将就中央被授予权力的法律影响提出报告，由大会主席团评估这些报告，于1991年9月15日将其观点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许多支持独立的人显然对此程序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各方面的报告必将暴露联盟条约的各种缺点，这可能无限期地推迟它的实行。（36）
至少从4月份起，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深深感觉到拖延条约会使许多其他事情被束之高阁：经济改革、外国援助、中央政府重新改组..这只是其中的几个。列文科在6月初所说的延长期限是戈尔巴乔夫不能接受的。整个7月份他在拼命催促，以便在夏末之前能完成关键性的讨论。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于7月12日在原则上同意了其中的条款，但建议有些地方需要改动，这遭到各共和国领导人的拒绝。戈尔巴乔夫已经与各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在月底达成协议，正如他告诉布什的那样，他认为他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安排。
8月2日，即布什离开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条约可于8月2日“开始签订”，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于当天签署。其他共和国要稍后一些，因为它们必须先满足国内法律的要求。
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称此条约公正地反映了备方利益，它将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各主要国家自愿联合的同盟”奠定基础。
除戈尔巴乔夫外，对条约表示热心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它赋予了各共和国史无前例的权力，抛弃了国名中“社会主义”和“苏维埃”这两个词，这肯定会激怒党内保守分子以及帝国的拥护者，将近7月底时，在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之前，现存帝国的许多声援者便开始发表公开信，呼吁他不要接受拟定的条约草案，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苏联解体。
其他人则因为草案中保留了太多的苏维埃国家的成分而反对它，虽然草案实际上包含了他们几个月来的所有的建议，但一些较激进的改革者仍持反对态度。8月8日，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及其他著名民主人士给叶利钦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不要签署草案。第二周，民主俄罗斯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提出只有包括下列条款，条约才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草案中没有这些条款：
1.草案至少要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加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乌克兰加入，草案无效）。
2.最后条款须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公众事先讨论。
3.删除允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批准新宪法的条款。
4.包含明确的退出条约的程序。
5.条约中要有明确条款规定新联盟中的成员不得侵犯人权或者实施种族屠杀。
鉴于叶利钦最有组织的支持者给他施加了这么大的压力，有些人怀疑即使戈尔巴乔夫赶回来参加签字仪式，叶利钦8月20日是否会真的签署条约。但不管怎么说，当叶利钦和纳扎巴耶夫8月18日在阿拉木图会面时，他们似乎是准备好了要在条约上签字。
我和丽贝卡把离开莫斯科的行程推迟了10天，以便在斯帕索别墅接待布什夫妇的来访。我们8月1日从基辅回来后，就开始打点行装，计划8月11星期日离开。我们在莫斯科任职的最后10天被一系列的活动所纠缠：除了收拾东西外，就是参加一系列的告别宴会，每天接受几家新闻单位的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一次是用俄语对苏联记者，一次是用英语对美国记者。
通常，我是每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英语、俄语轮流进行。大部分属于背景情况介绍，不允许记者们公开地引用我的话。如果他们想采用我说的东西，他们会说“一位资深的西方外交家这样说”。
我们接到了参加最后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邀请，这样，我对过去四年半经历的评论将会被记者们引用。开始我有些犹豫，我知道我得应付关于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微妙问题。假如我说我们认为有人在搞阴谋，企图推翻他，那我就不应同意搞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美国大使不能被报界引用他的话说，他估计戈尔巴乔夫会离职。否则到处都会把这看作是一个信号，说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戈尔巴乔夫，这只会鼓励反对他的企图，因为它暗示美国将默认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我一直认为背后搞阴谋的人不可能推翻他，但他们可能会试一试。由于外面盛传戈尔巴乔夫会被赶下台，我认为如果我能找到某种方式警告——有可能发生政变，但如果政变真的发生，它很可能失败——将是有益的。于是，我同意去参加公开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定于8月5日举行，有几十名记者参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名记者问道，在联盟条约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如何，我回答说，只要他和叶利钦保持合作，直到下届的选举，他的前景会很不错。选举大概在一两年后举行，到那时形势如何，我就无从预料了。
另一名记者问我是否认为民主变革已经深入社会而不可逆转。这倒给我开了个头，我于是做出如下回答：
我认为改革的势头和程度已经使苏联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或者独裁统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人会做这样或者那样的努力，而且我怀疑一些企图这样做的人正在背地里活动，但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否能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方式回到计划经济？我将回答“不”。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企图在这里或者那里施加压力，也只是使事情的进程慢一点..但制度已经被摧毁了，我看不出任何办法可以使它得到恢复。
至于以独裁方法统治，就更不必说了。我知道存在这样一股势力，他们要求和呼吁其他治理方式..然而，我认为应该禁止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真有这种企图，那么天理难容；如果真的有，我想，他们最终会土崩瓦解。我不是说不存在篡权的企图，不难想象有可能存在这种企图，但我想它们终将失败。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报道，就算有报道也都是说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不错”，只是他们没有提及我那个表达虽然有些笨拙、但却是经过仔细推敲的限制条件。没有人报道说，我曾说过推翻戈尔巴乔夫的企图不会得逞。
用空话无法解释当时事态发展的复杂性，但如果谁不讲空话，得到的反应通常是一个哈欠。当然，批评家们后来毫不迟疑地批评我们根本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夜也许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夜。谢尔瓦德纳泽夫妇邀请我们赴晚宴。在场的只有我们四个成年人，我们想这是结束我们在这个国家任职11年的最好方式。
当然，我们谈论了政治。谢瓦尔德纳泽仍担心右翼会篡权；他认为去年12月他警告的那种危险并没有消除。但假如他知道谁会篡权的话，他的态度似乎过于谨慎了。我想他只是有一个总的预感，而并不知道具体的阴谋。
尽管谈论了一些政治，但这是一个充满了浓厚家庭气氛的夜晚。谢瓦尔德纳泽不像我曾拜访过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们的住宅里通常充满了矫饰的奢华。而这里更像一个典型的格鲁吉亚上流社会的家庭。谢瓦尔德纳泽语气温和，举止文雅，表现出他是一位富有深刻文化内涵、情感丰富的人。
在我们入座前，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跑进来。他们介绍说这是他们的孙女，从第比利斯来。她刚学会了一点俄语，讲话大部分还用格鲁吉亚语。他和我们一起就座，谢瓦尔德纳泽的夫人问我们是否介意孩子做个祈祷。我们当然赞成。于是我们颔首直立，她用格鲁吉亚语祈祷。祷告不是像我们美国孩子们那样只是简单地背诵“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他赐予我们食物。阿门”，而是我们在格鲁吉亚教堂里通常听到的那种祷告，它持续几分钟，以抑扬顿挫的语调结尾。当她结束时，我们的主人画了一个十字，我们都低声说“阿门”，然后就座。
30年了，我和丽贝卡一直和这个国家打交道，亲眼目睹了它的传统文化遭受毫不留情的破坏。共产党统治集团用尽办法使丰富的传统文化变成一个众人相似的“新苏联人”。但在那个星期六晚上， 1991年8月10日，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还被人铭记，这个用格鲁吉亚语吟诵祷告的稚童向我们显示出过去的价值观在将来还有一席之地。
这实在令人振奋。但我并未因此而陶醉，我不禁想道，随着优秀传统的复兴，那些既为这个警察国家所利用，又为其所限制的丑恶的、破坏性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重新泛滥呢？来源: 《苏联解体亲历记》节选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