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全盘否定，以及强调弱化国家职能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借鉴和吸收新自由主义的合理主张，理性看待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20、30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潮，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新形势下的回归，它秉承自由主义原则，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和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从早期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边缘性思潮，开始占据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后来，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作为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应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动的全球化实践，成为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之一。新自由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来源各有不同。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以及强调弱化国家的职能是其基本的经济和政治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评析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新自由主义的借鉴与中国经济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渐趋深入，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思路设计受到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影响。诚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新自由主义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

首先，新自由主义对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肯定具有积极意义。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确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尽管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但撇开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前提的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肯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正是市场经济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激发了中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虽然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已经明晰，仍然有许多人对传统体制抱有幻想。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应对经济衰退。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再次成为改革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出现了关于“国进民退”和“再国有化”的争论。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反危机的特殊性，来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尽管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持续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还远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借鉴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分析，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主张具有现实意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会扭曲正常的市场信息，限制私人经济活动，不仅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也会造成对民主政治的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此主张国家放松管制，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国际化。除早期个别提倡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之外，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也强调国家在保证市场和价格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方面不可或缺，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保证契约的履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可以为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新旧体制下的政府作用和功能有着根本差异。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明确方向。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政府部门在利益驱动下，以“市场失灵”为借口，不愿意放弃部分行政权力，不愿意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履行新的职能，使得政府职能行使普遍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尤其是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已经成为现阶段深化改革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中国经济改革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对问题本身及其产生的原因，需要我们理性分析。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盲目推崇，导致了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导致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缓解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大大弱化，一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近年来，关于财富和收入的合理分配开始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是否能够因此认定财富分配不公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呢?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标。在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00多个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除了中国外，其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另据世界银行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两组数据令人深思。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中国财富集中度不亚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根基最深的美国。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属性决定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比这些国家更加关注和致力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简单地把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中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实施多元化的社会调控体系以干预收入分配。

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全球化，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的非管制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存在的劣势，只能听任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坚定的市场化改革和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密切相关。中国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实践所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摆脱了传统体制下对国家的依赖，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变革和布局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这可以从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500强中的数量逐渐增多得到反映。不过，国有企业制度本身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特殊的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存在于垄断行业的事实，仍然考验着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机结合的理论命题。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仍然是阻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因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选择合理的经济调控方式，依然是下一阶段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全面私有化，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全面私有化进程。全面私有化使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一些国家普通民众的经济贫困化和社会地位边缘化。

不可否认，中国国有企业的复兴与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所有制改革的推动。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确实付出了包括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贷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不公等代价，但私有化并非中国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东欧、俄罗斯等主张私有化的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持续推动的所有制改革，激发了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的活力，提升了中国民营经济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中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融投资等方面还受到诸多限制，继续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仍是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但是，新世纪以来凸显的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却与所有制改革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改革的思路出现了偏差。只有继续推动所有制改革，调整改革思路，以公平发展为导向，坚持让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和凝聚力，减少改革阻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总之，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要研究发掘新自由主义思想中那些积极的、可以为完善市场机制提供借鉴的方面，也要结合国情，理性分析其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主张可能带来的冲击，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战略选择的合理化。

(作者为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