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冷战前，各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多极化的，政党间意识形态针锋相对，互相排斥。冷战结束后，世界各政党的意识形态顺应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中间化、生活化、弱化的趋势。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做了论述，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变革趋势提供了帮助，但作为世界政党灵魂和旗帜象征的意识形态的变革趋势不是一个“中间化”所能概括得了的。分析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或正在萌发的趋势，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并借鉴其中有益的经验以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一、世界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趋势

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而政党的阶级性集中表现在其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和旗帜。不管一个政党是否承认其具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于政党的标签作用总是显而易见的。冷战前，各种意识形态以政党为载体，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除了一些政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等也成为一些政党意识形态的标签；民主社会主义和各色民族社会主义大行其道；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新兴的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等也各有市场。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互相排斥、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刻意拉大彼此间的距离，强调自己政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以保持自己政党的特色和独立性。

政党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具有“部分”与“整体”两种属性。政党作为“部分”存在时指的就是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1]。冷战结束后，社会阶级结构剧烈变动，新媒体对政党运作带来强势冲击；全球化浪潮给政党带来不可抵挡的诱惑[2]。由于政党“部分”与“整体”的双重属性，为了在变革的社会中适应多元化的民众口味，博取不同阶层选民的支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来之不易的权力之位，世界各政党正在逐渐由倔强、偏爱己见向灵活多变、海纳百川转变，不再刻意标榜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政治“共识”取代了意识形态对立，出现中间化趋势[2]。

美国学者约翰·克莱蹲·托马斯对12个国家的54个政党按照10个方面分类，对他们在20世纪初10年直到1976年的政治倾向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不断缩小[3]。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在制定和执行根本公共政策时的意识形态是彼此包容、开放的；1995年布莱尔领导英国新工党修改了被看作工党图腾的党章第四条的“公有制”条款，随后为应对全球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正如布莱尔所说，它是在超越左与右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条新道路，它的包容性以及中间化性质能够满足更大多数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在德国，施罗德主张实行“新中间派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推动了它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趋同，扩大了他上台执政的阶级基础[4]。1997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60%的法国人认为，在今日法国，左与右的概念“已经过时了”[5]。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党甚至宣称“欧洲的未来在中间”，明确提出要转向中间主义。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采取相应措施顺应时代潮流。如古巴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为凝聚人心，调动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以走出困境，在1991年10月召开的四大把古巴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何塞·马蒂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1992年的古巴宪法；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称为人民价值观的代表者，其指导思想为革命民族主义，但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特别在萨利纳斯执政后，他们的意识形态表现出相当的包容性，逐渐形成了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自由主义”。其反对党领袖福克斯上台后旗帜鲜明地说：“如果说‘左’是指公平分配收入、扶贫和关注人的发展，而‘右’是指创造财富，那么我是‘左’和‘右’两者的结合”[6]。

政党的目标是执政。对于在野党来说，如果仅仅凭借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执政方略的批判，就会沦为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而在实践中放弃对执政目标的追求，这与后冷战时代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途径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后冷战时代，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执政地位几乎不可能了。为了取得执政地位，政党就要从批判型政党向建设性政党转变，一方面吸取执政党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要脚踏实地地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放弃与执政党的尖锐对立，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从执政党来说，要想长久地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重视民众的呼声，而被在野党“发现”的“问题”往往更能代表一部分，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重视在野党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也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就使一国内的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中间化，甚至是趋同趋势。

再从不同国家政党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无疑影响到国家政党间的关系。冷战思维的淡化和革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间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提。与国际关系改善相联系，不同国家的执政党开始相互学习和借鉴治国理政的经验，作为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中的科学成分被互相借鉴。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关系的羁绊。此外，各国面临的相同问题和国际课题，如生态问题、金融危机，也需要协同解决，光靠某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已经难以应付，要面对和有效解决这些世界性难题，必须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政党意识形态的互相借鉴就成为必然。

一般来说，政党为了号召和动员民众、统一党内思想、显示与他党的区别，都会选择和强化某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生成，便会产生一种“刚性”，使政党在一定时期内调整纲领、创新理论、应对变迁的能力和灵敏度减弱[7]。然而，意识形态僵化就会如同死水一潭；意识形态变幻莫测就会如同昙花一现。党的意识形态既不能不看形势搞僵化，也不能丢掉原则追时髦。当今世界各国政党，为稳固自己的执政基础，顺应社会发展变化，在坚持自己意识形态本质的基础上增强包容性，使之呈现出中间化趋势，避开意识形态的“刚性”困扰，赢得更多选民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政党能够坚守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世界政党意识形态的生活化趋势

一个政党如果想保持执政地位，必须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冷战前，一些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依靠意识形态构建的未来美好蓝图来吸引民众，而当他们取得政权之后，兑现承诺变成了现实问题，仅凭重复以前的意识形态口号就难以吸引民众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政党。但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把意识形态推崇为远离人们社会生活的神话。“‘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意识形态如果脱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识水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对民众的吸引力自然会削弱。生活化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个取向。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因素对一个国家和政党的作用超出以往任何时代。世界政党的方针政策的重点无不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移，作为它们灵魂和旗帜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呈现出生活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许多国家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产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庞大中间阶层应运而起，与以往传统阶层的人相比，他们更富有智慧，具有自主性，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注重并有权利和能力争取自身的利益；关心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多持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他们追求社会稳定，拥护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在关乎政党命运的选举中，选民已经不再以政党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张作为唯一选择标准，而更倾向实用化、具体化，更多地以政策的可行性、解决具体问题的效能作为选举投票的依据[9]。为了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世界政党纷纷将吸纳中间阶层作为竞选的筹码，也不再仅仅将意识形态的视角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更加偏重于发展经济和适应民众需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可以说是世界政党意识形态生活化趋势的典型代表。李光耀曾经坦言：“在一切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在‘功效之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10]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前，主张和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得以赢得选民而上台。执政后，随着各阶层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表达的具体化和生活化，人民行动党为稳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从实际出发及时而有效地改造其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把发展经济放在了国家方针政策的首位。“我们不提倡观念，也不相信什么理论，纵使理论在知性上很有吸引力。我们面临的是一群人要找工作、领薪水、买食物、买衣服、抚养孩子这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推动经济进步，提供工作，养活人民。我们对理论没兴趣。”[11]正是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积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及时调整意识形态的倾向重点，才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蒸蒸日上。

相反，信心十足的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选举被国大党击败，引起世界各政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反思。印度国大党创造了印度政党选举的神话。“让印度大放光芒”的竞选口号成为印度人民党与本为囊中之物的政权擦肩而过的直接原因，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印度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改革的成果仅仅局限于社会上层的问题，从而使印度人民党成为大选中各政党攻击的众矢之的[12]。

在全球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下，各个国家及其政党更加注重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世界各政党以史为鉴，千方百计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注意兼顾各个层面的利益和要求，尽可能展示其大众性和公民性。世界政党都试图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更多的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世界政党意识形态生活化之态势锐不可当。

三、世界政党意识形态的弱化趋势

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会影响到政党的活动方式。人们不再像以前被封闭在相对狭隘的思想圈子中，更容易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其具有的合理性而予以认同，人们面临着更多的自由选择。在网络迅速发展、生活有了多项选择的今天，人们的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不再固守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的号召。全球化和媒体网络的大发展使各种主义突破了原来固有的影响层域，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各种思想相互冲击与交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接连直接呈现在民众的视野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生产、文化、教育、卫生乃至就业和生存等社会各个方面，无不与市场化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政党市场化运作的大环境下，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出现了弱化趋势。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普选制作为政党政治的三大基石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政党视为掌握权力的必经之路。当今西方各国政党政治运转的经验告诉我们，选举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死的制度性安排，更是一种被各国政党掺和了形态各异的政权纷争技巧的社会系统工程。当今，网络等信息技术的推广改变了世界各国政党运作方式，打破了以前政党单纯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向公众传达政策方针的局面，更便捷高效的网络信息技术被运用到政党政治中。为了提高筹集资金、利用媒体、争取选民的效率，世界各国政党纷纷建立网站，利用和依靠专业公司为其服务，实行政党竞选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各色竞选公司、民调公司雨后春笋般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靠为各国政党竞选服务赚钱和吃饭。诚如美国作家戴维·查戈尔所说，这些由竞选顾问、民调专家和筹款高手组成的“雇佣的枪手”，在当今越来越成为“新的国王创造者”[13]。

社会转型带来人们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和非神话化；网络技术及市场化观念的普及和发展带来政党运作的信息化、市场化；专业性的选举公司和民调公司普遍化；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把自己看作政党的附属物，不再将参与政党选举视为选择自己的福祉，不再像小绵羊似地顺从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政党在竞选时，提出的口号也不再刻意凸显阶级或某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色彩。2008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的口号是“是的，我们能”，共和党的口号是“我们会赢！”2009年日本大选时，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国民新党的口号分别是“政权更迭——减税和安全的幸福实现”，“实现安定社会的选举”，“民生政治比政权重要、廉洁政治比政治争论重要”，“没有震荡的政治”。2010年英国大选时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的口号分别是“为变革而投票”，“为所有未来的公正”，“为你而变”。匈牙利2010年周会选举时，青年民主联盟的口号是“改变的时间到了”，社会党的口号是“保障自由和公共福利，为穷人负责，尊重劳动”，“政治可以是另一个样子”的口号是“纯洁公共生活，绿色转折”。这些政党都不再高举以“主义”为标签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大纛，因为这些看得见且能够实现的目标不再虚无飘渺。

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势力的扩展，意识形态在政党吸引民众方面的功能呈弱化的趋势，许多政党都意识到，意识形态“过于僵硬往往损害思想多元化，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吸引力的下降。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不但堵塞了党外各种思想的释放，而且也伤及执政党自身。”[14]西方国家的选民越来越以经济和社会问题及政绩作为投票的依据，青年一代更关注新社会运动，而对传统政党却多有忽视。与此相适应，政党更关注现实问题，甚至不以其宣称的政治分野和政策主张作为判断标准。为了赢得选票，大多选取实用主义路径，政治特性被淡化。一些政党甚至在成立时就抛掉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如意大利力量党是由贝卢斯科尼在AC米兰足球俱乐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声称自己是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政党。

各国政党能否及时关注政党意识形态萌发的种种趋势，在政党意识形态变革趋势的启示下，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治国理政，对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保持统治地位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借鉴其他政党意识形态的合理元素，克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化”弊病，卸下“刚性”的旧服，换上“温和”的新装，“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等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术语和概念不断地被提出，市场经济、承包制、招商引资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经济手段与政策，在新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获得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不断改革与调整中趋于完善。为稳固执政的合法性，设法“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动力源泉。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一直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首位，近年来，农业补贴、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注的焦点，在妥善解决不同阶层间利益分配矛盾中，中国共产党收获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丰硕回报，也为其意识形态网罗了更多人脉资源。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代表了不同政党的个性特征，纵然会产生分歧和争议，但并未成为政党间合作的绊脚石。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政党会议上，王家瑞提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亚洲各国政党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这种努力，无疑进一步拓宽了其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在与其他政党意识形态的“并存”和“互构”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出利国利民有效之策，为其稳固执政根基铺垫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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