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筱刚教授在《“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思想解放”的伟大实践》一文中，提到：“共产主义必然由‘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构成：前者推翻旧世界，后者创造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因之也必然有‘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的理论形态或话语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革命’话语，但它同时又蕴含着一套‘建设’话语。”[1]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话语体系正是由其主题导出的，“革命”和“建设”的统一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主题，以主题为依据，马克思主义亦可区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当然以“革命”为主题，具体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现代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建设”为主题，具体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两大话语体系：革命话语体系和建设话语体系，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革命话语体系，同时还蕴含着一套建设话语（笔者将其称为“隐性建设话语”），现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建设话语体系（笔者将其称为“显性建设话语”），笔者认为，“隐性建设话语”（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着的建设话语）和“显性建设话语”（即现代马克思主义本身）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建设话语”的完整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革命”与“建设”

“革命”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所谓“革命”，是指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其目的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而夺取政权、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即通常所说的“物的共产”），等等，都只是“革命”的手段罢了。

所谓“建设”是指实现“环境与人的改变”，其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生成”。然而共产主义之为共产主义，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物的“共产”和无产阶级的“翻身”，而必须归结为人自身的“解放”，亦即共产主义新人的“生成”。笔者认为，“解放”之为“解放”，乃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而在“翻身”和“解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题当然不是“革命”，而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乃是马克思所说的“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准备阶段，亦即“环境和人的改变”以及“整个旧社会的生存条件的消灭”过程，因而其基本特征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加按劳分配”这一固定模式，因为这些都仅仅是“建设”的手段而已，既然是手段，就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要能够为实现人类的目标——人自身的“解放”或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都可以作为建设的手段而加以采用。

“革命”和“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但它们的价值指向恰好相反。例如‘：革命’意味着阶级斗争，‘建设’则意味着社会和谐；‘革命’要把部分人——即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建设’则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便是消极因素也要化为积极因素；‘革命’意味着无产者打江山坐江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至高无上，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建设’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它们作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却必须服从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因此作出相应的改革，而这种改革恰恰是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与利用：在国外，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甚至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在国内承认经济中资本主义成份的存在，甚至承认即便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体制也有其可借鉴之处。”[1]

二、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话语体系：“革命话语体系”和“建设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话语体系正好是由两大主题所导出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革命”和“建设”两大主题，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本身蕴含着两大话语体系——“革命话语体系”和“建设话语体系”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套革命话语体系，而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现在所公认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恰恰是“革命”，既然主题是革命，作为这一主题的指导思想，其显性的话语体系当然是革命话语。而现代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恰恰是“建设”，因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已经不再是“革命”而是“建设”了，既然“主题”变换了，其“话语体系”随之发生改变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现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发展主题”或曰“建设主题”的指导思想，其话语体系当然也就是“建设话语”。

不过，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除了本身就是一个革命话语体系以外，其自身还蕴含着一套建设话语（即“隐形的建设话语”）。例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在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方针；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的思想；关于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思想；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薄一波同志曾这样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因此，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着的“建设话语”（即隐性建设话语）发掘出来，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光大，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经典马克思主义具体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目前所公认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其主题都是“革命”，即推翻旧世界。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都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但其主题仍然是“革命”。列宁和毛泽东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所应用的仍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并没有从中发展出一套“建设”话语来。也许很多读者会表示不解，列宁和毛泽东不是提出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吗？诚然，列宁和毛泽东的确都意识到了“革命”胜利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还应当承认，他们在实践中也的确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还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列宁在他的“临终嘱咐”中就宣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而这恰恰是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的。[3]毛泽东在1956年分析中国当时的形势时曾这样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由此，需要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可见，列宁和马克思在当时的确意识到了“革命”胜利之后需要进行工作重心转移。但是，意识到“革命”胜利之后需要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不等于真正实现了这个“重心”的转移。因为是否搞了“建设”甚至是否用主要精力搞了“建设”，并不是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只能看建设本身的出发点，即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搞“建设”。倘若是为了巩固和捍卫“革命”成果，为了建设的红色根据地而搞“建设”，这显然并不是工作重心的真正转移。因为其主题并没有改变：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实现其“革命”这个主题的“工具”和“手段”罢了。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尽管他们的确意识到了革命胜利后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中也花了很大精力搞建设，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大成就，这是历史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因为他们搞建设的出发点乃是为了巩固和捍卫“革命”果实，为了建设红色根据地，所以说，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真正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四、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工作重心转移的真正实现乃是从邓小平开始的，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因为自邓小平开始，“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被“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取代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开始了。

现代马克思主义具体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其主题都是“建设”或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可见，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形态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们的主题都是“建设”或曰“发展”。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对马克思主义作“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划分，并不意味着这二者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上，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现代马克思主义”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造性运用，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哪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先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存在的，这可以从时间在先和逻辑在先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时间在先的，共产主义运动由“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构成，“革命”阶段是在“建设”阶段之先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亦有“革命”和“建设”两个理论形态，既然“革命”阶段是在“建设”阶段之先，“革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在“建设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先，即“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现代马克思主义”之先。经典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时间在先，而且也是逻辑在先的，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仅是一个“革命话语体系”，其自身还蕴含着一套“建设话语”（隐性建设话语），在一定意义上，现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建设话语”发掘出来，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扬光大，同时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笔者认为，这乃是中国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

当然，笔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其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乃在于它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不断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不断充实和发展，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创新和丰富。

当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的‘硬核’仍然存在。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凤凰在烈火中的再生，这是大海上又一次辉煌灿烂的日出。”[5]

参考文献：

[1]杨筱刚，刘丽娜，米署娟“.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思想解放”的伟大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2)：18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87.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78.

[5]杨筱刚.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及其剥取[J].天府新论，1996(3)：1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