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