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本是戏剧中的一种道术，尤以川剧为妙，以表达人物遭受各种恐怖情景时的一种生存之道。从技巧上说变脸真是绝活，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众在面对危机时的智慧应对。这一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被广泛普及流布至今，绵延不绝，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还有可能所向披靡，风卷残云。所以，要想看清中国人的面孔是真是假可不容易，尤其是那些长袖善舞者更是变化得游刃有余，你根本搞不清他们的真面目。但不管怎样变，也不管他们变什么，变得多了、快了，总还是给人感觉不真实。通常我们很难发觉变脸者们的虚伪，因为他们常常将自己打扮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管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一副道貌岸然的铁骨君子，其立场之坚定得让人叹服只有神才具有的高洁。可在变天或将要变天的情况下，我们才得以认清原来那些口口声声所谓的忠诚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伎俩而已，他们的逻辑就是天都变了，脸还不变么？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尤其是生存文化相当的发达，这除了中国人，外人是很难理解。变脸术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精品”。深谙变脸术对某些人来说可谓身怀绝技，在风云变幻的时刻可以进退自如，驾轻就熟，以免遭不测。保全身家性命历来是生存哲学的头等大事，所谓的节操在性命攸关时刻往往一钱不值。在这样的文化哲学熏陶之下的中国人理所当然的具备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时间久了变成了社会风气和行为指南，在特定的情景下就会本能地进行自我防卫和方向选择。所以，有些人很担心青年一代持有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心态，我看大可不必，中国的历史中像这样的文化“精品”不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么？有如此海量的国粹“精品”还担心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呢，我们的历史充实着呢！

变脸人群从古至今络绎不绝，三国演义里遍布着这样的人物，他们打着择主而伺的旗号，大都在主人遭遇不测之时与主人划清界限，卷铺盖走人。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存下去确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有的则是在投错门下幡然醒悟之后的清醒所然。袁绍手下的幕僚大面积的改换门庭就属于此类。近的来讲在毛统治中国的岁月里，由于毛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在生存哲学的指导下，众多的方硕大儒以及各路战将们纷纷与原来的投靠对象分道扬镳，或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一门心思投扑在毛的淫威里，康生则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经典标本。他属于政客类型，而郭某某则属于文化类型的标本。今天这样的变脸标本获得了升级版，不仅属于个人，还属于某些组织和集体。集体的变脸表态其实还是个人打着集体和组织的名义所进行的掩饰而已，这样更显得有力量基础。

变脸不可怕，可怕的是变脸前后的变化。一般变脸者在变脸前对自己效忠的主子极尽讨好之能事，其忠心可谓达到披肝沥胆，两肋插刀的程度，让人觉得他们是多么的可靠与坚定，俨然一副不可侵犯的铁汉子，将我们的忠诚文化发挥到极致，虽不能同意，倒也让人佩服。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表面宣誓效忠却经不起一点风吹浪打，变脸者或许根本就没有把效忠当回事，他们口口声声的紧跟也只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权宜之计，他们从不把忠诚当成人生的节气品格，他们眼里哪有什么万古不变的价值和信仰，有的只是华丽转身的眼疾手快。他们转身之后又开始了对另一位主人的宣誓效忠，其情其景丝毫不亚于对前一个主人的献媚，甚至在新的效忠对象面前对前面的主子大加鞭挞，以表示自己与过去主子的一刀两断和对新主子的死心塌地以换取新主子的信任。如此善变难免让人怀疑他们品格，这是一群没有底线的骑墙派，他们的朝三暮四喜新厌旧从一个侧面加剧了中国的忠诚文化的演绎与瓦解，也预示着酱缸文化的危机。

变脸术的运用在于个人，也许很难对之进行无争议的评论，因为这反映了国人活着不容易的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否则也无需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给人感觉虚伪不可靠的印象。对于一个极好面子的民族而言，变脸的艰难与苦楚应该作一个同情式的理解。但变脸的文化和变脸而呈现出来的底色则是可以加以讨论，甚至可以批评的。如不若此，民族的素养一万年估计也不会改变。只有建立起不认可的同情，才可以真正克服自身的短板，反思阴暗，走向光明。在全世界逐渐变成地球村的时代，抛弃酱缸文化，打碎文化酱缸，获取人们心灵之间纯净的情感和共识，享受普世价值，使自己生活得更健康，更阳光，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迫在眉睫的文化主题。变脸术的抛弃就是一种砸碎文化酱缸，迈向新生活的必然之举。

变脸术在今日的流布充分的反映了当前制度供给的不足。一个健康而科学合理的制度之下，没有必要看别人眼色行事，完全可以在制度提供的空间内运筹帷幄，无需不停的变换旗号。科学的制度没有给拉帮结派以余地，它提供的是一个中性的价值活动场所，位于其中之人只需围绕着制度运转，而不必过问领导上司的阴晴阳缺。无论谁来都是这么回事，这就规避了因人起事的不确定性。一个健康的制度需要民主和法治给予充分保障个人之自由权利的实现；也只有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才能最终走出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投其所好、同流合污，最终又临门一脚，树倒猴孙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