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知者的诞生

在一个理性时代，知识虽然说不能被无限夸大，比如理性的无知一说等，但大体上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见还是可以成立的，即便是“理性的无知”也是对理性的反思而获得的知识。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文明主要靠的就是知识的提升。所以，追求真理，就成为人类不竭的动力。人类也是在真理不断被认识的情景之下获得进步，生活也因此而丰富起来。从自然到社会，发现真理，提升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融洽度，构建社会秩序和谐，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进人类生存的环境，提高生存质量，不断发展自身，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知识的重要性由此自不待言。但遗憾的是认知群体的复杂性导致了人在知识面前并不具有同步性。有的人掌握知识比较多，比较早，有的人则掌握得比较晚，比较少，甚至更本就谈不上什么掌握，处于无知状态，不管是常态的无知，还是病态的无知（因疾病，如精神病）。

无知者究竟如何诞生的？这里排除因疾患导致的病态无知（精神病），我们来看看常态下的无知是如何产生的。常态下的无知不是指人类目前还无法掌握的知识而导致的盲目状态，因为这是一个知识有待继续揭示的问题，从哲学上说就是一个人类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问题。常态下的无知是一个基本的知识已经被人类中的某些群体所认识，而且在交流便利的条件下，有的人已经很好的掌握，并从中获得了实在的实惠，而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些人却没有掌握这些知识，被无知之幕所遮蔽，在黑暗中摸索，甚至于无法找到该知识的进入之门，经常为之吃尽苦头却茫然不知的一种状态。常态的无知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普遍的存在，今天它也是一如既往的存留于我们周围，有的时候它的表现是一种自觉，有时候则是一种无意识。

知识的掌握必须要一定的条件，比如生理和心理的逐渐成熟，必要的教育等等，这是一个有关思想启蒙的话题。正常的条件下，对于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每个人都有可能去了解，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因为个人的机缘不同，分工不同，所谓隔行如隔山便是如此。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是那种有能力了解事实上却没有了解的这种特殊情况。这种情况导致的无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想大概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促成的两种。就内部即自身来说，一是自己拒绝去认识，比如拒绝在山里开隧道，以为冲了龙脉，比如有病不医，以为冒犯了神灵等。另一种是自己拒绝认知，那就只能归结为懒惰了。还有一种无知者的诞生则可以考虑是自身处于极为有利的条件，获取新的外部认知，或践行新的知识将对自己极为不利。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而拒绝新知识。比如说，当下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塑造的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有不同判断，其中一种就有反对作更进一步的改革，无论进一步改革对国家和民族多么有利，也尽力阻挠之，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目前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也许对他们更好。

此外，还有一种无知者则是外部条件限制的结果。虽然自身有认识能力，心智也发育健全，但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即常说的环境造成的一种有能力认识却没有认识到的普遍状况。这种外部条件可以视为一种制度或规范强制的结果。这种外部规制主要以威胁和利诱两种模式向认知主体展开进攻。经过权衡再三，认知主体主动放弃认识知识的冲动，接受一种被修饰好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距离真知灼见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看似有知的状态下其实是一种人为遮蔽的无知。比如，现今深陷专制阴魂的人依然对民主进行妖魔化，对自由进行抵制以及对普世价值进行否定等等概是如此，对那些已经被证明过的没有实效的失败的治理模式如国家资本主义等依然情有独钟，对领袖人物的期待和膜拜（无论他们是生还是已经死亡）则可以看作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再现。用马克思唯物论的观点解释，一般说是存在决定意识，殊不知这种存在并不是一种自然性存在，而是一种被少数人群通过暴力塑造出来的人为存在，它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区域，不可能普遍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同一时期。希特勒所认死理的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何曾被世界普遍认同？希特勒这个恶魔只是用他的暴力将德国的无数青少年和士兵送上前线充当炮灰，也使得全世界为了他这样的疯狂付出了惨痛代价。正是希特勒的魔鬼制度塑造了当时德国青年的无知。在中国毛时代，曾经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又何尝不是被大江南北无数的小将们奉为圭臬。真知被遮蔽后无知就格外耀眼，其迷惑性也就越大，越深，以至于认知主体对之毫无防备，甚或是主动投怀送抱，甘愿接受无知欺骗的洗礼。无知者中毒甚深后加入了对真知的遮蔽行列，成为虚假知识体系的传布者和和思想专制者的帮凶和同谋。

二 无知者的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道出了真理的价值，那么无知是否就意味着一定很无力呢？答案是未必，就看你怎么理解了。无知者也有力量，虽然这种力量不同于知识拥有者所具有的建设性的积极的推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和力量，它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是一种起到破坏性的力量。无知者在被洗脑后首先自己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的能力，他只能沿着被指示的思维路径思维和反应，这种思维具有条件反射性，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会条件反射性的从他的头脑里蹦出无知的偏执和狂傲，带有一种蛮不讲理的霸道和野蛮色彩。从规模上分析，太多的无知者群聚就会产生猛烈的广场效应，其破坏力量相当强大，不可阻挡。从静态的理论探讨角度视角看，无知者根本不会和你讲什么道理，他们只会认准他们业已接受的灌输过的指示，丝毫没有理性讨论和辩论的耐心和勇气，因为规训是不能讨论的，他们深受规训的训练，已经丧失了理性持有者的那份心平气和与宽容。在遇到需要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加以讨论的时候，他们几乎不给你任何机会，偏执和强词夺理是他们的一贯伎俩。

所以，无知者的力量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常常发挥着巨大的理论绊脚石功能，阻碍社会进步理论和思想的诞生和传播。无知者的守旧和顽固对一个民族的进步而言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其偏执又加剧了社会危害而遏止了新思想的萌芽。典型的案例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对于专制和民主的态度，对于人治和法治的维护等等方面。清末守旧派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原教旨主义的信条，恪守专制，结果连紫禁城也呆不下去了，被彻底扫地出门。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发展和理性的成熟并不与某个具体的国家一一对应，有的国家步入近代理性行列不久就可以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包括思想领域，如美国、日本等；有的国家虽然拥有悠久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其专制导致的无知者众多，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国度只能是步履维艰，甚至是原地踏步，裹足不前。黑格尔对中国只具有时间史的评价估计若怒了很多的无知者。但事实胜于雄辩，直至今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自豪和骄傲。能够影响世界的知识和智慧大凡都在别人手上，我们只是更多的承担了一个复制和贩卖的角色而已。所以，因无知导致的思想停滞构成了一个民族最大的伤害，无知者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分析可谓“重于泰山”。如果一百年内我们依然诞生不了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而不幸被撒切尔夫人说中的话，我们又有何脸面说我们的文化具有世界高度，自夸终究掩饰不了自身的虚弱。

无知者在言行上的力量更是石破天惊。无知者对有知者的批判和打击往往不遗余力，这可以从心理学上得到解释。无知者不能对事物进行自己的正确判断，他只能按照被规训的指示进行判断和分析，难免弄巧成拙，于是乎出于一种非平衡的心理报复，他就会对那些能够对事物做出正确判断和分析的人士进行残酷的报复，以弥补他的内心的残缺和空洞，这弥补的方式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均表现为暴力色彩，蛮不讲理，霸道十足，极具破坏力。今天我们如果翻阅文革资料随处可见那种所谓的老将和革命小将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举文革大旗，俨然站在道德和真理的最高点对其打击对象表演怎样的冷酷与残忍，这些兽性大发的不可思议的举措正好是无知大幕遮蔽下的必然反映。无知者无畏，无法无天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底线溃退，人性泯灭，疯狂成为他们最好的宣泄。

无知者的破坏性的力量的大爆发将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传统的民族精神被毁弃，社会结构被打破，陷入难以修复的边境。

三 无知者的命运

无知者从其接受无知的规训的第一天起他的命运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他可以一时得逞，可以一生得逞，但绝不可能逃脱历史对他的审判。大量的无知者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一个工具和棋子。无知者们被洗脑以后往往看不清自己，看不清世界，他没有能力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无法正确分析世界形势与趋势。无知者们最容易被训练成民粹主义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往往表面上义愤填膺，胸怀正义，但他们缺乏对正义和公正的完整把握而走向偏激和愚蠢。他们对现今不满却居然怀念过去不堪回首的乌托邦，他们对腐败不满只知道拿出来杀头，他们有强烈的革命冲动，却没有把握自身命运的精神武装，最终即使高喊以革命的名义也挽救不了他们被利用和践踏、抛弃的结局。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一书中总结道：“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是一样的，他们既不会去发动革命，也不能去指导革命，在革命中人民的行为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群众在革命领袖的鼓动下，借助人多势众蜂拥而起，他们的行动就好比一颗炮弹，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够产生一种它本身不具备的足以穿透钢板的冲击力。在群众的襄助下，革命如火如荼，然而群众对于革命的要义却一无所知。”可见，即便高悬革命的光辉旗号也难免被欺骗的回报。历史上的众多的所谓的革命者和民族英雄充其量只能称其为造反的领袖和起义的首领。他们以革命的名义起家，招摇惑众，最终革命结束以后却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信誓旦旦的承诺化为乌有，得到的只有一个更加独裁的领袖而已。卡扎菲何曾不是利比亚的民族英雄，但在他抛弃利比亚人民的同时，也被人民无情的抛弃，死无葬身之处。

在那些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中，无助的无知者被巧妙的利用，他们向黄蜂一样只知道追逐目标，向对手刺进自己那根毒刺，然后骄傲的死去，谓之：牺牲。近代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国大革命被无数的智者批判不是没有道理，革命玩不好的话它就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反思革命应该成为每个人的一门必修课。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不是英雄主义的浪漫曲，是一种互利和共享下的盛宴，不是你死我活的丑陋抢劫。纵观欧美发达民主国家，几无发觉革命后便有民主良治的直接收获，革命充其量只能是为政治的妥协搭建一个平台而已，而不是直接依靠革命本身。良治的果实需要统治者具备雄韬伟略，目光长远，不为一己一党之私利谋，而为天下谋。世界上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幸运在恰当的时刻引来了华盛顿，即便如此一个民主的美国也是经历了艰苦卓杰的谈判而不是刀光剑影取得了至今为人所羡慕的体制。

今天，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群体性事件如潮喷涌，社会正步入深度危机之中，这是需要严肃、冷静的处置。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做到民主、法治、公平，切实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动态稳定才是上策。如像某些极左派所言的来一场大革命则必将又使民族回归万劫不复的老路上去苦斗，实非明智之举。

四 无知者的出路

摆脱无知走出被人利用的宿命，每个人需要做到的就是自己的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健全。制度由于惯性原理很难在短期内进行根本的改变，那么每个处于特定时代的人只有先从自我做起。泛泛而谈地摇摆于文化和制度决定论之间还不如实打实的从特定的小我起步。胡适坦言：欲挣国家的自由，必先挣个人的自由。很难想象一个自我作贱的主体怎么能指望他为国家和民族挣得自由。今天，再谈启蒙也许很多人已经不屑一顾，那么就聆听崔卫平先生的呼吁：内在自我革命。这是每一个人所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做一个明白人，不为人所牵引，不为纷乱的思想所迷惑，还自己一个清醒的头颅还是有着基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