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濮阳市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近日宣布将挂牌更名为西辛庄市，成为我国首个“村级市”。此事引发争议，肯定意见有，但质疑、否定、嘲讽的更多。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在答复媒体时表示：“概念和内容是两回事，俺这个‘村级市’一没公务员，二不设行政机关，三我还是一个支部书记，我们建市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

对于“村级市”的出现，我使劲顶！

我国现在大约有55万个村庄，三十年后，大约有10%的村庄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约有60%的村庄会成为空心村，最终会演化为大农机作业的农区和专业化养殖牧区；大约有30%的村庄会发展成中心村或中心镇。无论是那10%的被融入城市的“城中村”，还是那30%的发展成为中心村或中心镇的“新农村”，我期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能成为“村级市”。

首先，“村级市”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完成工业化后，会不会像美国一样只有2%的农民呢？我觉得不会。会不会像日本一样只有8%的农民呢？我认为也不会。我保守预计，我国最终会保留30%的农民。在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展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农民数量都减少到了10%以下，我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了，但有农民户籍的人口数量高达9.4亿，比三十年前还增加了2亿多。

这是因为，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全球制造业是几亿人为数十亿人搞制造，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我国承接全球化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变成了数十亿人为10亿人搞制造业，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0元了。这是我国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关键原因。

因此，我国必须反省高成本的大城市化优先战略，走低成本的小城镇化和小城市化优先之路。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多数应该生活在小城市或小城镇。显然，“村级市”符合小城市、小城镇优先的现代化战略，所以我使劲顶！

其次，“村级市”应对“被全球化”风险有天然的制度优势。所谓“村级市”，本质上是一个“村民经济共同体”。在全球化条件下，“村民经济共同体”是防止经济发展成果全球化的好体制。山西很多村子都有煤矿，可是绝大部分村的集体煤矿私有化之后，煤变成了极少数人北京、上海的房产，甚至变成了极少数人在海外的资产，广大村民却没有因为煤矿开发而富裕，村庄也没有因为煤矿开发而美丽和谐。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成果“被全球化”了。

山西昔阳县有个大寨村，虽然资源贫瘠，但经济发展就是为了建设大寨，就是为了大寨村民共同富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大寨不仅村庄美丽和谐，村民的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这是因为大寨维持了“村民经济共同体”体制，这样的体制保障了发展成果“民有、民享”。

与之相似，江苏江阴市的华西村维持了“村民经济共同体”制度，其发展成果也不会“被全球化”。而温州由于“村民经济共同体”瓦解了，发展成果轻而易举“被全球化”，温州老板“跑路”前赴后继，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以什么样的体制应对“被全球化”，应该好好反思了。所以，我顶“村级市”。

第三，“村级市”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也有体制优势。“村级市”不仅是一个“村民经济共同体”，还是一个“村民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共同体”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制。譬如：江苏江阴市的长江村、张家港市的永联村，都是数万人、甚至十多万人就业居住的村庄，按照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比西部很多市要强很多。“村级市”体制虽没有官员和政府行政机构，但管理和服务都很有效；“县级市”体制，虽40位左右居民就配一个官，但管理和服务未必有效。

其实，“村级市”符合学界多年来倡导的“大社会、小政府”理念，为何“叶公好龙”呢？！对于“村级市”，我使劲顶！

第四，“村级市”不是新东西，存在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涌现出了数千个“明星村”，其中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超过西部中等县级市的有好几百个。这些村庄就是李连成所说的“村级市”。“村级市”存在很久了，是经过实践和时间检验了的东西，所以我使劲顶！

第五，“村级市”是对体制内“升格潮”的一种“教育”。在官僚体制内，一个镇的经济规模达到了一定的量，就要“升格”为副县级镇；一个县的经济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就要“升格”为副厅级县。这种风气很不好，所谓“升格”，就是“官本位”思想作怪。如果出现一些“村级市”——“无公务员、无政府机关、依然还是村级”，那是对“官本位”体制内“升格潮”的一种“教育”。所以我使劲顶！

（作者系三农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