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盖如孔老夫子所说的，少壮之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老年人则“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少壮之时读水浒易“以武犯禁”，而到了老年，若还是患得患失，放不下机心，则这辈子也未免活得太累了，何苦来哉！其实，“少”与“老”的划分倒并非绝对。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对于一个天性恬淡，崇尚简单的人来说，就算少读水浒，老读三国，也不会影响到他或她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而有些人少壮时即城府颇深，另一些人到老年时还是容易冲动，对前者则“少不读三国”，对后者则“老不读水浒”也未尝不是有助于提升其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善意劝诫。
读《三国演义》如同手握一柄双刃剑，因其妙处即在对于权术与谋略的描写，而其害处恰恰也正在于此。孟子曰：“春秋无义战。”三国时代的群雄纷争，谁是谁非，谁正义，谁邪恶，恐怕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作者虽有较明显“拥刘反曹”的倾向，犹难免后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之讥。大凡战争，不管战争的发起者或参与者打着“为了……”等如何如何正义的旗号，往往不过是以牺牲大多数他人生命为代价，以谋取少数人一己之私利的非正义的人类事务。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战争是以暴力手段解决人际纷争的一种方式，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受害者往往是广大的平民，而且首当其冲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古人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曹操《蒿里行》中描述战后凄凉景象的诗亦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些战争曾夺走了而且还将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呀，可这世界上又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珍贵的呢？以此来观照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到底又有多少称得上是正义的呢？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权术与谋略，大多可以归入“诡道”之类。换句话来说，《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无非就是某些人追名逐利或争名夺利的智力工具罢了。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很多人将之作为学习权术的教科书。清张德坚《贼情汇纂》载，“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定为不传之秘决。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清刘銮《五石瓠》载，“明末民变首领张献忠，曾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击贼效之。”清刘健《庭闻录》亦载，“定国……为人勇干刚直，目不知书。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劝，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遂明斥可望为董、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武侯。”
甚至连女真人通过也读《三国演义》学兵法，《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载，“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畅战事。”满清开国的几位皇帝都非常喜欢《三国演义》，传说清太祖爱心觉罗努尔哈赤幼年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曾跟随主人学习汉文化，且爱读汉人写的小说，尤其喜欢看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努尔哈赤不仅自己喜欢看《三国演义》，而且要求自己的子侄熟读《三国演义》，从中学得兵法韬略，皇太极与多尔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多尔衮采用《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的计策，实施反间计，让明朝崇祯皇帝杀了挡在满清夺取大明万里江山征程上最大障碍的袁崇焕。
上述诸人，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祸还是福，相信后人一定都会给出一个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依我看，他们谋取个人私利（包括权力）的动机远远超过他们所标榜的口号和倡导的理想。战场上垒垒的白骨，换来来往往只是少数人贪得无厌的特权和享受——那些为领袖们的口号和理想所蛊惑而牺牲了生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又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的往往仅仅只是耻辱和奴役。何况，就算是为了理想而奋斗或为了他人谋幸福，以牺牲那么多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就是合理的么？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焉知你所认为的理想一定就会是他人之理想，你所认为的幸福一定就会是他人的幸福，而不是相反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如此地勾心斗角，互相伤害，人际冲突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好的、非暴力的解决方式么？
《三国演义》里的谋略果真一无是处，只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痛苦和灾难么？其实倒也未必。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企业家们却在《三国演义》中看到了管理——其实，权谋也好，管理也罢，都是建立在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的深入把握之上。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以此种精神待人、处事或读书，“善者”与“不善者”何尝不都是我们的老师呢？在此意义上，即便是《三国》谋略的“不善”之处，亦自有其积极意义在。何况，作为小说，为了增强其可读性，在人际冲突与权谋的运用上做文章，也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各人看到的是什么，也只能是“存乎其人”了，实在与书上写的东西是正是邪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故，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为，书籍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往往只是投射于其上的自己的形象。
肖君永革所著的这部《三国绝对很邪乎》同样也是以对“谋略”的描写为核心的小说。然正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肖君的小说却并非《三国演义》的简单重复——在很大程度上，他颠覆、解构并重构了《三国演义》里的谋略。该书以赤壁之战为主线，通过讲述曹操、刘备、孙权集团众多历史人物的谋略故事，展现了在一个纷乱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团队，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如何通过“谋略”的运用以应对所遭遇到的种种不确定性，或明哲保身，或身首异处，或由弱到强，或由强变弱等等。身处乱世，再强大的人，在历史的巨变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脆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谋也是弱小的人类个体“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某种生存智慧。或曰，权术的盛行，往往也是某个时代的产物。
然而，现今毕竟并非乱世。乱世往往得靠权谋以保身，以成事；而在治世或盛世，公平、公开、公正的人际博弈规则，即制度的构建，对于保身、利生、成事而言，则往往更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权谋的盛行往往意味着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诚信机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而在一个制度健全且合理的社会里，权谋则往往适足以害身，足以坏事。权谋的运用和盛行，使很多本可用于生产性和创造性事务上的人类精力和资源都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中浪费和内耗掉了，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虽然在小说中描写权谋，但永革君却认为，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应该是共生、共赢的生存哲学，而不是竞争，甚至斗争的生存哲学。作为环境的“他者”，其实是作为个体的自我的延伸。你对“他者”的所作所为，往往最终都会反射到个体自己的身上来。譬如，你伤害了他人，一般而言，他人也会想尽千方百计来报复于你，而如果你自己因此受到了伤害，则无异于自己伤害了自己，不过是假他人之手罢了。在此意义上，对“他者”的伤害无异于自我伤害；反之，善待“他者”，则等于善待自己。
永革君认为，一个不需要权谋，不需要圣人和英雄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社会。有鉴于此，他对《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也是书名中“邪”字的来由。在写作中，永革君或隐或显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营销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对三国中的谋略进行了故事化的重新阐释和解读，且对在相关人物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弱点及人的多面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心理分析。
该书既不乏文学性，又极具可读性与实用性。偈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相信，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类型的读者们，在读了永革君的小说后，当各各有其不同于他人的感想或理解罢。
肖君永革笔名patton xiao，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跨界学者。作为自由策划人、自由撰稿人并身兼深圳大学客座教师,他曾为Intel、美国商务网、凤凰卫视、深圳律师协会等诸多机构和企业策划过文化、VIS、电视、广告等,为广州制药（H、A股）、通天酒业（H股）及A股贵州茅台等十数家上市公司搞过财经公关总策划。这些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三国绝对很邪乎》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以一位策划人的总体视角来观照这部小说的。因此，该书对于各类策划人的工作实践当不无借鉴意义。
作为学者，我在元明清文学——包括《三国演义》——的研究上已经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虽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总算对三国故事的传播、变迁及影响具有一定的常识。当然，我所谓的“常识”倒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在此，借永革君书成之际，拉拉杂杂地写出来，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是为序。
作者：肖永革 著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2-1-1
地址：武汉市珞喻路152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谭邦和
邮编：43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