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宁华:资本主义的思想断层与理论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6 次 更新时间:2012-04-09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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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宁华  

本文核心观点

●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科学的理论,便没有合理的社会秩序,无法推动社会进步。

●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没有变,但表现形式不仅是所谓“周期性”,而且是整体陷入了思想断层和理论困境。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控制整个社会,而资本又控制在大财团、少数人手里,也就是说,少数人控制了整个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缺陷是本质性的,无法改变的。

●现在对所有以西方学术为范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应提出质疑。我们应该在质疑、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

●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已经滞后于它的社会发展进程,而且仍在把资源消耗在空喊口号上,高度意识形态化,而且缺乏反思,导致陷入思想断层。

●资本主义的思想老本已经所剩无几,这是这个制度最深刻的危机。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个一直自诩为人类社会终极制度的社会形态弊端愈益深重。但从目前的讨论看,中外学者的认识还只局限于经济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能力层面,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没有变,但表现形式不仅是所谓“周期性”,而且是整体陷入了思想断层和理论困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命运。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科学的理论,便没有合理的社会秩序,无法推动社会进步。理论又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否则便成了发展的障碍。理论迷信在中国已被打破,而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则仍盛行,这将是西方难以自拔的症结所在。

一、资本主义思想理论始终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

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起,它的思想理论就是支撑其发展的基石,兴盛来自新思想,危机则存在于无法解决的缺陷。

从世界范围看,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是由西方文明主导的。西方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7、18世纪,世界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在欧洲和北美,封建主义的基础受到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继尼德兰革命之后,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巨变的大潮中,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整套构想。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政治制度设计、社会伦理体系,基本都是资本主义早期至中期形成并发展的。这期间出现了一批思想理论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洛克、孟德斯鸠、富兰克林、杰斐逊、拿破仑、卢梭、凯恩斯,等等。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成果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

任何社会制度在它出现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奴隶制、封建制是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样如此。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社会关系的进步。

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充分利用了资本这个最活跃的因素,发挥了资本整合资源的优势,促进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以往资本是得不到充分发育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存在弊端。这些弊端有的在早期没有表现出来,有的则被一时的繁荣所掩盖。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来分析,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带来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历史问题,包括在制度设计、价值体系建构上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大体说来,有如下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资本的原始掠夺性。资本的集中,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的是掠夺、殖民、贩奴,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不只是原罪,也是资本的属性之一,即掠夺性。从资本出现至今,资本积累的过程都难以摆脱这个特性,这是近代以来造成战争的源头,也是当代国际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根源。现在西方国家搞的所谓金融创新也有掠夺性。以前是用武力赤裸裸地掠夺,现在是用和平方式悄悄地掠夺。为什么要改变策略?这是因为几百年过去了,资本明火执仗式的剥削和掠夺方式已难以为继,只好改变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转换剥削手法,借助金融创新,垄断金融市场,操控全球经济,把他国的财富通过金融创新转移到自己手中,从而维持自己的繁荣。

第二,资本垄断了社会。资本主义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基础上,通过价值规律,曲折地达到了一个供需的平衡,又通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实现社会的平衡。资本集中以后,实际上,社会结构的核心是资本控制了社会的运行,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控制整个社会,而资本又控制在大财团、少数人手里,也就是说,少数人控制了整个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缺陷是本质性的,无法改变的。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的集中,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从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来讲,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小政府、大资本”的结构,政府不仅不能约束大资本,维护公共利益,反而成了“大资本”的代理人。

第三,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危及社会发展。民主、自由、平等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号召,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保护私有资本。为了追逐资本利益,必然提出要摆脱各种束缚,私人权利至上,这对社会发展有致命的危险。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致,社会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主义的封闭性,决定了它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是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悖的。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严寒,政治制度缺失尽显,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随之暴露出来。但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根本上仍是思想危机,思想陷入僵化,理论发展停滞,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枯萎。

第一,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不能深刻认识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解决方案,而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能推进解决根本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前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一夜之间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有西方学者断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这就是所谓的“终结论”。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失控造成的灾难彻底打破了这种“终结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自身的弊端,资本主义终究只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

第二,思想陷入僵化。资本主义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思想的僵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新的思想遭到排斥和禁止。

西方盛行的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保守主义思维,奉行个人自由、市场自由,几百年来未曾根本改变,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英国《金融时报》称,30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至下形成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但西方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这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

西方奉行的所有理论成果大都产生并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即它还是一个新生社会之时。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后鲜有创新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则没有新的理论产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神话”:它等同于自由、民主,所有人都能在这一制度下致富;资本主义是具有“终结”意义的,是最先进的,别的都是落后的。其实,神化就是僵化,或者说,首先就是僵化、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别的文明。实践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以旧理论不能解决新问题,而思想僵化是阻碍资本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要害。如果理论上不与时俱进,没有创新和突破,沉醉于“终结论”之中,现实中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第三,意识形态偏执。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榜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并将自己打扮成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舆论民主的榜样。但据统计,美国拥有4000种专业刊物、8000种娱乐杂志、9000个广播电台、5000个闭路电视系统、2000家出版公司,有14500家电视台、6983个电台全天播放节目。这些传媒机构推出的内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其中均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求证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等的合理性、神圣性;诋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反其它文明,揭示其“荒谬性”和“短命性”。而这种空喊意识形态口号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长期以来,西方很多政客都在努力当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已经不是理性地研究思考问题,而是把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当作教义维护。一切与之不符的都被视为异类。这使资本主义从整体上丧失了认真思考的能力和科学态度,既不能实事求是,也不会借鉴他人。

第四,利益结构固化。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并且固化。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打破原有结构,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以美国为例,大军火商财团和华尔街金融财团掌控了美国社会。二战以来,美国好战本质的后面,是国防工业合同商这个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与政客挂钩而维持不坠。任何使军火商失去巨额利润的社会变革都不可接受。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华尔街被公认为是将全球拖入漩涡的恶源。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怒斥华尔街高管们的奢侈行为“离谱”、“无耻”。但任何美国政客都不能开罪华尔街。历史上,多位美国总统曾对华尔街下手,最著名的案例是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制定投资和银行业务分离法案。可一旦经济形势变好,华尔街又成功使这项法案无效,投资银行又咸鱼翻身,卷土重来。所以,利益固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动的变革难以进行。

三、思想理论创新决定社会发展进程

近些年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提醒我们: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都不足以一劳永逸地解释当代世界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对很多基本判断需要质疑,需要重新认识。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没有思想创新,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产生巨大进步。我认为,现在对所有以西方学术为范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应提出质疑。我们应该在质疑、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

在理论创新方面,我们过去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就是思想的僵化和教条化。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会去刻意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对利益格局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整和改革。在当代世界格局下,要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核心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势所必然。

实践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对老祖宗的理论,我们一直都在丰富和发展。对从各个渠道传播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经过了消化和创新。没有对共产国际那套理论的质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没有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质疑,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对西方盛行的一整套理论的质疑是很不够的,很多人只看到了其先进性、系统性,没有看到其落后性和封闭性,福山“终结论”的出现就是缺少质疑精神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落后于世界发生的大变化。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信息化、智能化在极大地挑战着人们的接受能力。与过去比,变化大,进步快,用陈旧的西方理论来解释今天的世界根本行不通,西方人观念中很多的既有结论已经动摇了。所以,我们有必要质疑现存的所有西方理论,探索适合当今社会的,能解释当今社会、指导当今社会的新理论。

经济方面,现代市场的发展已经颠覆了过去对市场的定义。市场的形式、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理论与现实也发生了很大的脱节。过去的理论很多都是地域性的,在市场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原有适合地域性的理论产生了动摇。西方经济理论呈现出巨大空洞化的现象。

政治上更是如此,国际政治已经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没有一种政治模式能够世界通行。根据过去的理论解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现实是经济是一体化的,政治则是多元化的,这是个矛盾,用通常的理论无法回答。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财富的快速积累,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改变了社会的阶层形态、阶级形态,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现象,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对这些新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其中隐含的阶层问题、经济问题,都无法用原有的理论来解释。

文化为什么有冲突?世界各种文明为什么有冲突?就是由于没有找到文化融合的交点、集合点。所以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全球性问题。

总之,现有的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回答新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完整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要求。

第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法则。

我们不仅要对面临的每一个问题进行新思考,还要从更根本的层面做综合性的深刻思考。综观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难以破除的思维模式,陷入思维自恋状况,以至于无法对客观事实作出理智思考。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思想理论界应把视野放宽,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放到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全面中把握规律,使中国发展的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资本主义社会出了问题,我们无法置之度外,当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处在前列,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与我国自身的利益有切身关系,面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在,以资借鉴。既要彻底摆脱一些人长期形成的西化思维,又要客观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极为有益。

第三、彻底破除对西方思想理论体系的迷信。

资本主义之所以解释不了自己的问题,既是制度结构出了问题,更是因为理论上出了问题,西方很难摆脱自己设定的思想禁锢。

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已经滞后于它的社会发展进程,而且仍在把资源消耗在空喊口号上,高度意识形态化,而且缺乏反思,导致陷入思想断层。马克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今天仍能解释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如仍沉迷在过去时光,思想僵化,顽固保守,很难摆脱困境。

对中国理论界来说,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困局是一个机遇。要打破西方理论的一切框框,确立新的理论准则。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用新的原则、新的方法来取代它,用更本质、更深刻的思想理论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理论建设不仅在于前瞻性,理论家也不是算命先生,理论要探讨的是事物的本质性,而不是一般现象,更不是西方思想理论界固守的资本主义“圣经”。理论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也不是预卜先知的“未来学”,那些观点承担不了解释世界、指导实践的任务。社会要发展进步,首先需要思想进步。资本主义的思想老本已经所剩无几,这是这个制度最深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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