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要借助某些关键的因果关联。在方法上，这就离不开一套思维游戏，比如“观现象、猜原因”。不过，因果关联也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猜测要选方向。上文我们先排除了一种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两个量，其实是一回事，谁也说明不了谁的。
余下再向哪个方向猜？还是费思量。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空间表现呢？想想是蛮有道理的。农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晒得到太阳，才有产出。这就决定了，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积——“有土斯有财”。在广袤的土地上搞农业，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料庄稼。是的，倘若不是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要，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极其发散的。
不过，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山多地少、各地差异极大的生态经济环境，并不注定这个伟大的文明非要以农立国不可（例如《汉代农业》，许倬云，1980）。事实上，商业文明早就在中国萌芽。从本文关注的角度看，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空间上聚集的要求。我们不妨从“集市”开始——那可是最初级的市场——买家和卖家总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熙熙攘攘地凑热闹，才便于交易的达成。
问题是，仅仅为农业服务的集市，受制于交通条件，覆盖的人口范围不可能过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做过出色的研究。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美国教授，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村庄——组织起来的。在庞大的市场网络的最基层，往往是一个集市带动着周围15~20个村庄。
从集市“向上”发展，就会到达层级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场”。原来，交易活动也分层，并像产业活动一样会逐步升级！现在不难明白，这只不过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径的延伸以及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参与其中，当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备的保护。于是，高端中心市场多半设在有城郭拱卫之处，依城建市，“城市”应运而生。
当然，“城”还有其独立的来历。对版图辽阔的中央帝国而言，庞大的军事行政网络必定有空间上的表现。至少秦汉以降，“百代都行郡县制”——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关设防、征收税赋、实施政令，当然要选地理网络的中心节点充当各级衙门的所在地，否则无从应付大一统帝国极其昂贵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业服务供需两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当数历代京师之地，像咸阳、长安、杭州、北京，每一个都是最繁华大都会的一时之选。
这样，以市依城也罢，以城立市也罢，殊途并进，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10页）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体系作为复杂商业的空间构造，说精巧极精巧，说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战乱对城市的摧残，总是甚于对乡村的破坏。很不幸，中国历史上外患内乱频仍，战争动乱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杀戮之残酷，历史上的欧洲怕是没得好比的。历史似乎不讲对称，生产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坏力以城市为目标却“很自然”。仅就此点而论，中国的城市文明即使达到过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度（想想马可·波罗由衷的赞叹），也一定屡遭毁灭性的破坏。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甚至凝结为民间智慧，例如在刘心武的笔下就出现过以下字样：“小乱进城，大乱下乡。”是啊，一次次的大乱总是先毁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里难保，还不如上山下乡吧。
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则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有解释说，那是商业利润太高，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这是说，担心“无商不富”摇动了“无农不稳”。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道理”——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唯有“兴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而“抑商”反倒会永远维系商业暴利。历代那么些个圣贤与明君，为什么连这么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后来看了1940年代末吴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领悟到中央皇权真正担心的是富商与之争夺官僚的忠诚。农业大国的财政基础薄弱，“高薪养廉”很好说，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养廉，官僚们公权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钱买走他们的忠诚，即便“贵为天子”，还有什么意思吗？这样看，“抑商”所固的远不只是“农本”，而是大一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国本。
代价就是城市抑制。因为讲到底，抑商即抑城。个中道理也简单：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
加到一起，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抑商政策倾向以及频繁的战乱，一起抑制了现代化以前时代中国的城市成长。据史家估计，1843年在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7.4％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镇，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地区的4.2％高出了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1801年的英国，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就达27.5％。这说明，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抑制就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距离。
1840年代以后的中国，主权动摇、被迫开放。以上海为代表的“五口通商”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却又被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战乱所抵消。正负影响算到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区区的10％。新的问题是，在结束了战争、重建国家主权之后，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国家工业化，中国是不是就具备了消除传统时代抑制城市成长的条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