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研讨会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从我自己研究过程中间碰到的问题来讲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要打长期的阵地仗，可能是持久战。

我的题目讲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政体，一个叫政道。政体这个词，30多年前，在北大学习法律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比较宪法，比较宪法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政体，离开北大以后，出去留学、学习、教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理论，政体是更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政体这个概念不仅在学术界，在我所从事的宪法学、政治学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在大众媒体里面，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谈话里面，大家都会涉及到政体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重视政治体制，很多人认为几乎人类，包括中国，包括国外，一些问题都和政体相关。比如经济通胀，比如说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很多人认为政体好，其他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为他们是民主的，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他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中国和一些国家，它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多少成就，长远来说都是靠不住的，迟早都要转换的。

我把这个问题叫政体绝对论。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学术生涯里面，大概有25年以上，我自己是对政体绝对论深信不疑的，在我的教学研究里面都是如此。后来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用政体绝对论的东西来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你碰到难以解释的问题。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慢慢的对政体进行反思。政体这个概念，简单的说就是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形式，在西方来讲，政体的概念，几乎在政治分析的一开始是重要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政体分类，到后来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等等，一直到现在的拉斯基等等，都会把政体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他们这样分析也有一个客观的背景，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进行政体分析的时候，在小小的希腊半岛上就存在着170多个成方政体，这170多个成方，大概相当于我们170多个村庄和乡镇，都不大，几千人，几万人，他看到很多政体会进行分类。这个现象延续到中世纪的欧洲，在16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大陆还有3500多个，所以，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启蒙时代的很多理论家，他们已经习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分析。

政体分析，实际上今天回头看是问题非常少的，我在这里不能讲了，我会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细细的论述，现在回过头看，问题太多，这本书就是《论法的精神》，今天回过头来，他的很多理论拿到今天学术评价的话，恐怕出版不了。但是，今天很多人把它当做为一个精品。

实际回头看，回头梳理时发现，即使在西方从政体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伯拉图下的风格是是政体分类的创始人，如果仔细读他们的书会发现，他们其实最后发现的是到处都是混合政体，没有纯而又纯的政体，纯而又纯的政体未必是好的政体。希腊人从希腊带到罗马，看到罗马的政体后，马上认为罗马政体，以罗马共和国为例，立足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到现代也是一样，前年有一位系研究古希腊民主体制最好的学者，一位丹麦人，叫翰森，他前年在大英博物馆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演，他论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代西方并不存在纯粹的民主政治，西方存在的都是混合政体，所以混合政体的分析方式才是比较好的方式。

讲到中国，中国历代的先哲考验问题最多的都不是政体，梁启超一百多年前突然发现，西方研究政体，中国从来没有谈过政体，梁启超几乎第一个把政体的概念引进中国。后来有一位政治史学家，1928年写过一本小书，叫做《政体论》，开篇第一句话讲中国人完全不了解政体的东西。政体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现在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他们关心的是为政之道、治国之道，换句话说就是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方式。为什么和西方有不一样的差别呢？原因恐怕也很简单，中国的政治实体从商周开始就已经规模很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可以比拟，在庞大体系中，治国之道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结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进行治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回头去看中国的政体思想史，几乎可以进行一个梳理，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围绕的是两件事，庄子有一个说法叫做，治之道则治之据，治之道是治国的理念，治之据是治国的方式。我自己的分析概括是这样的，从治之道，治道的角度看，中国人，中国的先哲、大家，基本可以这样概括，叫做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这是他们治国的理念。一个国家最高的目标是什么？这几样东西，各有各的看法。从治理国家的方式来讲，四大派也非常的不一样。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或者以理治。法家强调法治，墨家强调贤治，贤人治国，道家强调道治。这样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是一以贯之的，梁启超把政体的概念引到中国，他写过很多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后来他到美国去转了一圈回来后，逐渐发现用政体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好象也不太行，分析中国也不太行，结果他自己慢慢的放弃了他刚刚接受的政体分析的方法，实际上又回到了政道分析思路。这样的人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用的词往往是政体，他们谈的事往往是政道，包括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讲到民主，一听毛泽东讲的，讲的不是政体，而是政道。

这两种分析思路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让我概括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把西方的政体视角换为中式的政道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政治，还是展望未来的中国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从政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某一两项特征至关重要。而从政道的视角来看，政治体制内形形色色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都非常的重要，都可以影响政治体制的表现。某几种形式上的安排，未必不那么重要。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复杂的政治现实就会划为几个简单的标签，比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等。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所有的政治体制，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是一样的，都是政体，包括不同的成份，只是成份的搭配各不相同而已。

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某些政体必然优于这些政体，从政道的角度看，不管是什么政体，都会面临种种的挑战，其中有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借鉴治国之道，很难说哪一个政体优于另外一个政体。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只要关注一两项制度特征有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判断那个制度发生了变化没有。但是从政道的角度看，所有的变化都是重要的，没有哪一个特征是特别应该突出的。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最后，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好象只要引入某一种新的政体，天下就太平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从政道的角度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事件。

在我今天看来，政体思维和政道思维最关键的不同，是视野的宽窄。西方的政体思维重政体，而政体只是各种制度中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维并没有忽视政体思维，如治术里面，包括各种制度安排，当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是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政体绝对论，两者思维差异的高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像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尝试的那样，把政体思路抛弃，改换政道思维。这也说明了艰难性，梁启超本人的实践是一百多前的事情，这个思维目前还占据我们的头脑，我认为应该打阵地战或者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