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富二代”、“官二代”，甚至“垄断二代”、“穷二代”的报道经常见诸媒体，社会阶层固化的言论经常诱发全社会大讨论。可以说，阶层不平等跨代际现象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神经，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正视社会流动的积极意义，千方百计畅通全社会的流动机制，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平复人民群众的民粹化情绪，十分重要而迫切。
社会流动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从原所属的社会阶层转移到新的社会阶层的现象。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更美好，每个人都希望向上流动而不希望向下流动。这不仅反映在个人一生的流动中，也反映在子代相对父代之间所发生的代际流动中。但是，无论个人，还是代际间，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分布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资源或条件的社会主体才有可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总的来说，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增减及社会变迁等因素都可以引发社会流动。我国当前社会流动的社会原因，主要是1978年以来的社会改革。这场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调整了原有的阶层关系，伴随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权力下放和资源配置变化，多数普通人达到了向上流动所需的条件，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提升。而从个人原因分析，则和知识、教育水平等密切相关的个人能力和技能提升相联系。家庭因素对代际流动也产生影响。美国就有研究表明，父代的职业与教育水平影响子代的教育和职业，尤其是子代的第一个职业。一般说来，开放的现代社会中，个人能力技能提升有助于个人获取向上流动的资源或条件，从而成功实现向上流动。
当前，我们应该努力促进社会成员向上流动。首先，社会流动是我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我国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通过营造一个自致而公平的向上流动环境，调动劳动者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就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其次，社会流动可以推进我国现代社会结构的成型。多项研究表明，我国已经形成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这一雏形，就如“初生的婴儿”要健康成长，须通过公平的社会流动来使得我国庞大的社会底层逐步缩减，社会中间层持续扩大。再次，社会流动有助于维持社会生机与活力。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可以激励个人通过持续努力而追求自身职业及地位的提升，形成社会精英的优胜劣汰机制，减缓社会两极分化，促进资源的公平配置和权利的有效运行，使得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最后，从反面看，历史表明，失意群体和长期陷入困境的人群，最愿意通过诉诸群体性运动和骚乱的方式，来释放不满情绪，甚至希望和推动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
正确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流动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分化，我国的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向上的社会流动。虽然其间出现了少量社会成员向下社会流动现象（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而出现的下岗失业工人），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流动的基本形态和趋势。这种全民性的向上社会流动，成为保持社会活力和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实现的最重要机制，是我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群众基础。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却有所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中下层群众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减少。有学者研究表明，2000年后，受教育程度是获得初次就业职业的最主要因素，而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在控制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研究也发现，私营企业主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精英为主，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成功机会则越来越少。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教育开始更多地受到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在社会阶层结构雏形显现后，居于上层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阶层传递现象，而对人们向上流动发挥关键作用的教育再次面临公平性的挑战。
还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群体间的贫富分化仍有恶化可能。部分地区社会底层出现了扩大现象。除了原有的贫困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外，未就业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失地农民、被拆迁户等群体加入社会底层的行列。据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我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即便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会成为“蚁族”，甚至有人提出，现在更多的是父亲在（给孩子）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来临。同时，中间阶层“消亡”的声音不断出现。根据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2010年初在京、沪、广等10城市调查，基于职业、收入、教育等所选取的中产群体中，近七成不认同自己是中产。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上述现象说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社会流动缩减的趋势已经出现。
社会流动不畅源自制度变革不及时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既有自致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流动不畅，却主要源于制度因素。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财富代际传递造成起点不平等。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改观，普通劳动者收入持续下降。经过30多年的财富累积，我国贫富分化已经显现，先富阶层不仅完成了创业时期的财富积累，也即将或正在进行财富的代际传递。由于我国调节收入分配、财富传递的所得税、遗产税制度尚不完善，先富群体子代经过代际传递拥有的财富优势，又转化为教育、职业等优势。
2.社会资源分配市场化倾向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中低层所得资源少，社会流动机会减少。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政策依然保持了市场化的取向，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无区别覆盖。社会上层利用其资源优势和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社会中下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实际缺位。
3.行政体制改革中未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优势阶层借助权力寻租制约社会流动通道。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使得行政权力过分扩张，进入市场领域干涉市场运行，甚至成为交易的对象，有权力者、有财富者和有声望者出现了局部结盟。社会中低阶层向上流动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源，面临更多渠道不畅，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
4.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社会成员的身份标签未彻底取消，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不足。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是以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农民、工人、干部等相对固化阶层结构为起点的。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却使得人们的社会身份标签依然未被彻底打破，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农业与非农业户籍的区分依然存在，户籍依然是社会资源分配、社会福利配置的基础。
鉴于此，畅通向上社会流动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着力点。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推动全社会对社会流动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从而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社会流动。其次，加快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分配比例，大力提升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拓展普通民众的收入来源和渠道；同时，科学设计并实施针对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制度，提高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通过二次收入分配来逐步减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再次，推行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承担责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复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反对腐败，阻断优势群体间的结盟；同时，促进社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流动提供更多机会。最后，及时调整社会体制，彻底取消妨碍社会流动的社会身份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打破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权利差异，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配置。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