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一时期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改革。因此，在1991年底苏联剧变后，在研究其原因时，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并不那么重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认识到这个时期与苏联发生剧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总产值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7.4%。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站稳了脚跟。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而改用“完善”一词。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这一改变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首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这种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随着勃列日涅夫地位的巩固与加强，他总揽了党、政、军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都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发指示，大大削弱了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二是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三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其次，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作出决定。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
二、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编造历史夸大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自己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吹捧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看到了传统体制下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倒退的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二十六大已高达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担任。
第二，终身制的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八年中，他实际上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
第三，终身制使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和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从一名普通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阿尔巴托夫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
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使命是不同的，斯大林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纵观勃列日涅夫18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见证》，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俄）亚？尼？亚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次大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不论回忆录还是二战史，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
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
由于政治体制倒退，使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为3.3%。据一项重要的调查材料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如果不考虑到能源价格上涨与出售有害的酒精饮料，那么国民收入没有增长。政治体制倒退，严重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导致经济改革的三项目标均未实现：90%的经理认为企业权力太小，仅在由国家计委编制下达的工农业生产计划中，就包括了约4000个产品品种，约占工农业产值的80%～90%，企业的利润83%左右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支配。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可概括为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一方面耗尽了1920、19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动员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使苏联积聚了大量危机因素，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苏联走进衰亡的时期。这一历史定位，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点，从而也就找到了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地位。来源: 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