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大逃亡
“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1914年，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点点灯火悲叹：“我们这一辈子恐怕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奥匈帝国的讽刺戏剧大师克劳斯，此时也正在维也纳着手写一部名《人类文明末日》的大作。他们两人都将这场大战视作一个世界的终结，而此时有这种想法者更不乏其人。
从本世纪初到今天，世界战乱纷起，人类经历了种种劫难，最终虽侥幸逃脱“末日的审判”，但19世纪伟大文明的大厦，也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四柱圮然。
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20世纪这段历史的本质。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个时代就是在战争中生活和思索。有时枪声虽止，炮火虽息，人类却依然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20世纪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论是地区战争，或是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总体规模都是前所未有。19世纪有记录可循的一场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大约死亡了15万人。拿到本世纪来，这个数字只能勉强跟1932-1935年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厦谷战争相提并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一役，总共有200万兵员交手，死伤即达100万。20世纪人类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疯狂的大屠杀的年代。
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做过统计，以两次世界大战和至少30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和国内战争计算，本世纪的战争至少消灭了8700万条生命。这里面还不包括纳粹对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苏
军战俘和平民的种族屠杀。
这些数字加起来至少有1700万。换句话说，在20世纪的“死亡流水线”上至少有1亿人丧生。
那些在这个世纪中与战争相伴终生的老人完全有理由在世纪之末的夜晚举杯庆幸自己逃过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讲，这将是个不眠之夜，因为，这些“人类的先知”已经预感到人类将在下一个千年中遭遇上帝的“审判”。
魔鬼终结者
民众总爱将本世纪前所未有的战争灾难草草归罪于战争狂人和战争贩子，而从不反省人类自身的缺点和恶行。事实上，拿破仑、成吉思汗、帖木尔、亚力山大、苏莱曼……这些历史上曾让世界颤抖过的军事巨人，对战争的崇拜与对无辜生命的残酷，并不比希特勒逊色分毫，但他们造成的灾难却有着天差地别，这是因为13世纪的蒙古铁蹄毕竟跑不过现代的火车与飞机，再锋利的马其顿战刀也比不上机枪与导弹。20世纪通讯与运输技术的机械化，使得军队的大规模集结和入侵更加便利和猝不及防，战争的规模由此而扩大。
令人悲哀的是，人类科技在20世纪的巨大进步，首先加快了“死亡技术”的进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导致了大规模的毁灭。人类扮演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5万名士兵在同一天内倒下，此后的100年中这一天成了欧洲人可怕记忆中的梦魇。那时的旧式步枪，一次尚只能发射一颗子弹，即使命中也只能杀伤一人。而机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出现，使得人员伤亡的数目大大增加。在索姆河战役中，发动攻击的英军在头一天就牺牲了6万人，这主要是机枪扫射冲锋的步兵造成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个人投下的一枚原子弹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伤亡。机械化战争在杀伤有生力量方面的残酷性前所未有。而电子化的战争，更使杀人成为一件轻松甚至惬意的事情，士兵们再也用不着匍匐着穿越铁丝网、沙包和泥坑，只要监视着电子显示屏，按一下导弹发射按钮，杀人过程即告完成，就如同孩子们玩电子游戏般简单。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几乎都被各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运用到了军事领域，以夺取战场上的主动。距离本世纪初莱特兄弟发明第一架飞机还不到10年，飞机就已被装备到部队中从事侦察和轰炸。
1910年，人类发明了合成橡胶，现在这种东西不仅用于制造轮胎，还用于制造隐形潜艇外壳的消音瓦，而超声波原理则被用于研制潜艇探测器。1926年，怀着登上月球的幻想，戈达德试验成功了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就依据其原理和有关专利造出了V-2火箭，用于对英国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哈柏?波许研制的氨合成法是20世纪固定氮工业和氮肥工业的创始，却马上被军事部门用来生产炸药……
20世纪军事科技的加速发展为人们始料不及。在本世纪初发生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牵曳一门5英寸口径的大炮尚需要32头牛，而一战中号称“陆地巡洋舰”的坦克已成为驰骋沙场的流动炮台。到了90年代，海湾战争中一架F-15E重型战斗轰炸机的载弹量就达到了11吨，威力超过了火炮和坦克，也超过了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机。本世纪初，战争还只能在海洋和陆地进行，世纪末就已扩展到了太空，据说，在海湾战争中为多国部队提供侦察、通信、导航、预警、海洋监视和气象
服务的卫星竟多达75颗。
今天，军事研究已扩张到几乎所有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并在这些研究和开发领域中占据了控制地位。据称，美国的军事研究开支占政府所有研究开支的70%以上，并且有大约4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领取军事研究与开发薪金。
人类一面谴责战争，一面又多少对其心存几分感激。一战中发明的地震探测法最初是为了探测敌军的炮位，而战后却被用于勘探石油和分析地质结构。如果没有二战中为计算飞行弹道而设计的人类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现在的孩子可能还玩不上丰富多彩的电子游戏。二战也使塑料的用途进入了全新的领域，从降落伞、飞机机身到光学透镜、人造眼睛、丙烯酸假牙、合成纤维织物和墙壁涂料，这些云HY华都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质量。
无论是从原子弹到青霉素，从雷达、火箭、喷气发动机到石油裂化、合成金属、抗疟药、外科手术器械的一切发明，在战前还只是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然而战争一来，各国都集中了大量资源和科学家加快了研究进程，使得重大发明接踵而至。战争成了人类进步的大“实验室”。战时的科技发明和尔后的国防科研成果转为民用后，使我们又拥有了工业核电站、核医术、激光医疗器材、器官移植技术，以及半导体收音机、载人航天器、卫星通信器材、使地球变小的喷气式客机、遗传工程和人工智能技术。
科技与战争已被“完美”地组装成了一台恐怖的“死亡永动机”。人类落入了自己设置的“陷阱”！
上帝也疯狂
“为祖国、为理想献出生命！……杀敌才是第一……因为只有通过杀，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完成。”——一位法西斯德国年轻志愿兵的书信。
人类好战的狂热为20世纪人类的“死亡实验”添加了一剂催化剂。事实上，战争精神的变态并非仅仅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而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现象，只不过在局部表现得更为强烈。
19世纪之前，人类从没听说过“无条件投降”这个词。那时的王朝战争，目的较为简单——争夺土地、财富和捍卫荣誉，妥协在战争中经常使用且不受歧视。所以，那个时代的战争通常不会进行到白热化的地步。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道德主义的复苏，战争的目的、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成为战争的实质和至高准则，道德主义成为战争发动者矫饰的“光环”。二者结合即衍生出了所谓的“民族世界大同主义”，每个民族都企图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和理念强迫他人接受，作为改造世界的普遍原则和准绳。每个民族都在为“自己的上帝”而战，妥协意味着背叛，战争因此成为殊死的争斗，其狂热性使人不禁回想起宗教战争。
自从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中号召进行“民主的圣战”以来，人类就陷入了现代十字军东征的“泥沼”。“对纳粹的自由之战”，“对共产主义的民主之战”，“对非西方文明的人权之战”，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毫不疲惫地吹响了一个接一个的战斗号角。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那本《论美国的民主》中就谈到，“民主国家”的人民最反对战争，“民主国家”的军队却最渴望战争，因为，在“民主社会”中，军人的地位相对低下，只有通过战争军人才能获得较快的升迁与社会的尊重，军队也才能得到大笔的军费开支。
20世纪的战争不再是有限战争，而是全民的战争，这不仅因为每个人都将成为战争的参与者，也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在王朝战争的年代，战争仅是军队间的事情，然而，这个世纪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全民动员、全民
皆兵，即使妇孺也要加入到为战争服务的队列中去。摧毁敌方的经济体系、消灭其作为后备役资源的人口、瓦解敌对一方的民族斗志，成为任何一场战争的制胜之道。因此，战争中不再有人道可言，杀戮不再有军民之分。
近20年间，人类虽然在精确制导武器、非致命武器、信息武器和计算机病毒武器的研制上取得了极大进展，但“少流血的战争”和“避免大规模毁灭”不过是政治家的纸上谈兵和迷惑选民的辞藻。
“征服靠流血”，这是军队古往今来信奉的格言。杀伤与确保摧毁仍是现代战争的首要选择，“战斧”式巡航导弹并非仅用于瞄准军事目标，还同样用于瞄准工厂、桥梁、平民区、甚至医院、难民营和使馆。
人类的道德在这个世纪的战争中已经败坏得荡然无存。在一战中德国人首次使用了化学武器——毒瓦斯，结果招致各国严厉贵，只好放弃使用。但在那场重建世界秩序与改写游戏规则的二战中，德国人再次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这次进行的是种族灭绝。日本人也在中国进行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和化学战。自1914年以后的每一场战争中，平民的伤亡都大大超过作战人员。西方“民主”国家，在其进行的每一场“圣战”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敌人的领土作为其新式武器的试验场，并将国际公约规定的禁用武器一用再用。人造地震、制造灾难性气候——这些人类最丧心病狂的想象，目前距离它们成为未来战争中的武器也只有一步之遥。
战争法则——人类最后指论HY昌望的这根“救命稻草”，竟被它的制订者置若罔闻。
泰坦尼克号
1912年4月10日，号称“永不沉没”的超级客轮泰坦尼克号，离开了南安普敦港缓缓驶向纽约，开始了它的令世界瞩目的处女航。
这是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安全和最豪华的客轮，集中了人类最的奢靡、满足与欢娱之中。5天之后，这座“水上宫殿”在大西洋触冰山沉没，2300名乘客中仅有700多人生还。
这是上帝在本世纪初给予人类的一则警告和启示，不过并没有被各国的“先知”们所理会，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的人类从此乘上了驶向灾难的“泰坦尼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极端乐观主义者们就曾预言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而且，在1922年当时的一些大国极为庄严隆重地同意，为使军备竞赛降温，炸沉许多军舰。1928年亨利?福特也宣布：“人类已聪明得不会再发动另一次大战了。”然而与一战结束相隔仅30年，迄今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联合国成立之时，世界又再次短暂地沉浸在永久和平的幻想之中。不久，冷战与核竞赛就宣布了一个新的恐怖时代的降临。这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末日的警钟一直在嘀嘀嗒嗒响个不停，世界也为此屏息静气。当象征着冷战结束的柏林墙被推倒时，没有头脑的人们再一次狂欢。几乎是与此同时，不同“文明”间的战争就在波斯湾和巴尔干半岛打响。
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所谓的战争与和平的百年周期，这是一个产生于16世纪的很有意思的思想：“和平带来富裕，富裕带来骄傲，骄傲带来愤怒，愤怒带来战争，战争带来贫穷，贫穷带来博爱，博爱带来和平…
…世界事件就是这样循环的。”然而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循环的周期在20世纪被大大缩短了。
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在其著作中对1945年后的这段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很少有人会知道，自1945年‘和平‘降临以来，全世界已发生过150-160场大小战争和国内冲突，或者说有720万名士兵在这些战争和冲突中丧生……相当于又打了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仅1990年就发生了31起武装冲突。事实上，从1945年至1990年的2340个星期中，全球只有3个星期是真正的无战火的日子。因此，称1945年至今是’战后‘时代，实在是悲剧加讽刺的说法。”
复仇的不死鸟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深信不疑，今后即使战火蔓延，也肯定烧不至高科技的“民主”国家，战争只会局限于地区冲突，并且主要集中在边远地区的“贫穷落后、肤色黝黑的人们”之间。即使是巴尔干岛爆发的战争，虽然染红了西欧国家的“门槛”，却仍然没有改变西方人的傲慢。
为了在西方的“太平盛世”与外部的“硝烟弥漫”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一道“铁幕”沿着历史上所谓的“西方文明的边界线”徐徐降下，保护“铁幕”西边信仰基督教民族的安宁，“踩灭”东边伊斯兰教和正教民族间的战火，成为北约在冷战后赋予自己的新“使命”，也是当今世界新恐怖主义的根源。
“多行不义必自毙”。从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到索马里内战、波黑内战和科索沃冲突，傲慢与偏执的西方一手炮制了“刺刀下的和平”。弱小民族的呐喊与呻吟，完全淹没在西方为“新秩序”剪彩的颂词与碰杯声中。屈辱在夜的沉默中聚积，仇恨在烈日的暴晒下增长，或许用不了500年，复仇的不死鸟将从余温未尽的灰烬中转世再生，那时，西方或许将不再是远离人世苦难的一片“极乐净土”。
在这即将过去的100年中，人类已经生活在竞争与复仇的恐慌中——战争往往就是这样被“拉开了枪栓”，而今天的人类还不知觉，21世纪白热化的经济和科技竞赛最终也将演化成一场残酷的军事竞争。人类已在竞争中“迷失”了本性，人类正处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