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老百姓向往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只有邓小平敢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把这话讲出来。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93年夏秋之际。到处都在搞建设，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城市非常有生命力，敢闯敢干。我当时买的一本书里写到：现在特区已经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82亿人民币，等等。20年后再对比，感觉邓小平南方讲话非同寻常。1993年读到的那些数据，显得小儿科了。

南方讲话不但改变了深圳，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南方讲话让我最难忘的，是体现了过人的胆略和过人的见识。邓小平最了不起的素质就是有胆识。很多人被打倒一次就会变得异常小心。邓小平每打倒一次，再回来，却变得更坚定。20年前南方讲话中的几个要点，在当时是石破天惊。1990年代初的中国，在有些领域很彷徨，有些领域里障碍重重。如果没有邓小平发出破冰的声音，中国很可能会重新捡起“文革”时代的那些观念和体制。如果那样，今天的深圳的发展可能和我刚才念的数据差不多，更不可能有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首先想到跟中国谈一谈，请中国来投资——这并不是说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没有问题。

1992年初，老百姓向往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只有邓小平敢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把这话讲出来。而且他当时讲的那些要点站在全球视野上，也很了不起。1990年代初期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时候。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基于他在中国领导的经验，也基于他对世界大局势的观察。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目击着“苏东波”，中国共产党决策层提出的所有相关问题最后归结为：我们怎样避免他们的命运？怎么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面对这些巨大的难题和巨大的压力，才使得执政党的高层人士，提出前所未有的方案以及相应的手段。他们切身地认识到，类似苏联的体制，要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上往前进，必须深化改革。

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一个城市应该有个性，最能体现深圳精神价值的，应该是有胆有识。那么多有争议的观念、有争议的尝试，是深圳在中国先做出来的，这是最应该被总结的深圳模式。深圳过去的成就靠的是有胆有识，但随着深圳的发展，原来那种穿草鞋闯险境的精神有点退化。非常希望深圳能继续保持当年的精神，走错了，大不了把旧草鞋扔掉，换一双嘛。

过人的胆识从哪儿来？靠学习，要不断跟最先进的地区和人才交流。每年我都参加广东的一些公民论坛，这些论坛对启发民智，启发官智，启发商智，启发整个社会的智慧，都有好处。

展望未来20年，我建议深圳要对准比较的目标，这样才能激发出过人的胆识，产生过人的绩效。有本畅销书说地球是平的，跟它唱反调的另一本书说地球是高低不平的，地球上的最高点就是最有竞争力的那些城市及周边地区。有最开放的经济，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最富有研究活力的大学，最有创新力的媒体，这样才能带来高质量的人均GDP：伦敦、纽约、波士顿、柏林、巴黎等，都是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大是小，没有这样的城市，不可能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先行者。深圳应该把自己定位成这样的开放性城市，千万不要成天跟国内的城市比。第一步要使深圳成为东亚最有吸引力的城市，要吸引最有创新力的人到这里来做他们在别处做不成的事。

我们知道，持续有活力的经济都是自由市场经济（虽然自由化的程度不同），而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到了一定程度上，都是有跟它相匹配的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和它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乃至于真正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深圳政府应创造更有吸引力的软环境，为明天的深圳，为下一代的深圳尝试中国其他城市不敢尝试的改革措施。

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原有的发展路径的问题、代价、内在矛盾和张力、外部压力和冲突，都已经很明显。未来的改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基于自己的专业视角和实际调研，最看重两大块。第一大块是属于人力资本领域，第二大块是属于创业机会领域。要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拓展进入运用资本和创造更多资本的公平合理门路，这两大块是必不可少的弹跳板、起跑线。

人力资本的第一条腿就是强化公共教育系统，包括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只要想学习，都有机会。同时，政府应该在经济危机的关头以人力资本措施来扶持新生的弱势群体，以增加底层民众向上的流动性。

第二条腿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要能够覆盖当地所有居民人口，包括那些纳税的外来户口人士。

在创业机会领域，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和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以及其亲友手里。

为此，还必须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的转变，不能将普通民众被迫以低利息储蓄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地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民营企业服务甚少。现在已经有让沿海地区地下金融机构浮出水面的做法，应该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这样才会让民间创业者有必要的金融靠山。

中国的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数是低端的，如餐馆、零售店、洗脚店这些。涉及科技、文化、银行、教育等高端服务业的部分，政府实际上控制得太严。这些领域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

总而言之，中国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才能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来自乡村的还是城市的，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不但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真正走出困境是明智之途，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和社会的非强制性安定，都是基础性的良治善政。（根据现场演讲整理，经作者补充修订） 源: 南方周末2012-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