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