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近代资本主义大国争霸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出现，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事实和前景的背后，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了中国以何种方式发展和强大的焦点之上。坚持走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世情”、“国情”作出的正确战略抉择。但是和平与发展，不仅依托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和平的主观诉求，还在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能否为世界所“和平”接受。“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中国的发展并非与军事绝缘，对于一个正以积极的姿态融人世界并迅速发展、深受世界影响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军事力量之“盾”。

一、世界经济史表明，世界军事与经济存在结构性互动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军事力量支撑

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1]这个新的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下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以及建立和形成于世界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外交、军事等全球性战略格局。

世界经济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形成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以国家意志力采取殖民方式迅速向更广泛的世界范围扩展。资本主义生产下的低廉商品“重炮”，与先进技术驱动下的“坚船利炮”，犹如两把重剑，不断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打开通途，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相互盘错的列强殖民体系。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体现为：纵向——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扩展和掠夺，横向——列强殖民体系之间的利益冲撞和消长。与之相对应的世界军事格局，在纵向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列强瓜分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抗，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在横向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重新瓜分世界——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战争，直至短短30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东西方间的冷战拉开序幕，世界经济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割裂为两个部分：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面临着苏联兴起和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外在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内部经济危机不断，资本主义扩张性的发展需要让位于生存性的安全需要，西方世界处理内部利益冲突和殖民控制手段相对“软化”。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和协定，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白益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凭借二战赢得的国际威望和社会主义“老大哥”身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推行“斯大林模式”，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并成立了“经互会”，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与资本主义市场并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实现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设想。与此同时，世界军事格局主要体现为以美苏争霸为中心，以“两极”格局力量消长为特点，以消耗巨大的军备竞争、政治对抗和地缘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较量。在世界经济与军事关系发展史中，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正如基辛格所说：“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构成实力的各因素却‘各自为政’。”[2]经济发展的安全需要，成了军事对抗需要的次生品和附属品。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彻底挣脱冷战束缚的世界经济有如脱缰之野马，冲破意识形态壁垒和军事防线，进一步将各国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两个平行市场”时期半个世界的，还是“两极”解体后全球化意义的“中心—外围”结构，都是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并不排除其体系内，像日本、联邦德国这样具较大规模的二战战败国的经济复兴，也不排斥亚洲“四小龙”等一些小规模经济体的腾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三世界，要想改变其相对地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南北间的结构冲突不会彻底消失”。[3]与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相对应的世界军事，则形成了以美国为首，“一超多强”的战略力量格局。

纵观世界经济与军事力量格局的历史演进（见图一），可以看出：第一，存在着结构一致性。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也是世界军事力量结构质变和部分质变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和部分质变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世界军事力量结构的支撑和维系。第二，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点，总是发生于世界大战或世界性军事对抗力量平衡破裂之机。这就又回到了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的论断上来了，只不过这里的社会已经超越了传统理解中的国家之社会，而成了世界之社会。世界经济中，后兴大国的崛起无不得益于世界性战争或“冷战”。第三，如果将现实世界经济秩序分为过程性的交往活动规则和结果性的力量格局框架，那么，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二战后的发展表明，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并不排斥具备特定条件优势的后发国家的兴起；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表明，在力量格局框架层面，由于战略活动空间需求的上升和膨胀，后兴大国崛起无不承受着来自“中心区域”现存大国的相斥。军事力量成了新旧大国间维系生存和发展空间，保持“张力与压力”或“应力与压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由此可见，定位于“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有份量的一极”，而非以新“极”取代旧“极”的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既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总体结构，也没有“质变点”的“暴力”需求，也即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可以在接受世界经济现行运行规则下实现。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与亚洲“四小龙”对于现存世界格局的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与日本、德国在“两极”制衡时期的复兴有着完全不同的国际背景，这必然会更为谋求世界性或区域性主导地位的现存“中心”大国所牵制。从国际战略空间的容纳能力看，历史也只证明到，像日本这样经济规模的国家（占世界GDPl0％左右），其崛起能够为现存的世界主导性大国所“和平”接受。如果再考虑到日本经济崛起阶段所处的“冷战”背景和美日军事同盟的关系，以及日本受国家规模和历史问题所制约的国际影响力，我们所说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可能要缩短，质量可能要降低，阻力可能会更大。从美国，还可以包括日本，将中国视为潜在战略对手进行遏制和干扰所倚重的军事手法看：在西面，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向中亚、中东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和控制，挤压中国西翼战略空间和能源供应地；在东面，利用台湾、钓鱼岛和大陆架、海洋经济专属区的划分等问题，觊觎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企图封锁中国战略出海口；在南面，利用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与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结盟和保持军事存在，从而对中国形成三面战略合围之势。种种迹象表明，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已经并且将日益突出地成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支柱。

二、当代世界军事格局的力量对比表明，不存在产生世界经济结构“质变点”的暴力条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只能通过“和平”途径

与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域”内“美国为首，美欧日三极并存”的格局相对应，当代世界军事力量格局也带有鲜明的等级结构特征，“顶尖”操控“中心”，“中心”支配“外围”。发达国家不仅占据了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而且拥有世界70％-80％的军费开支。如果再考虑军事技术因素，处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军事能力总和将超过世界80％以上。当然，这是静态的总体性描述。事实上，世界军事力量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矛盾交错的复杂系统，不仅存在“中心”与“外围”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存在“顶尖”与“中心”之间支配与反支配的矛盾。

第一，处于“中心”顶尖地位的美国，一方面要借助联盟战略支柱的力量，加强对世界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面临“中心”国家内部日益突出的离心倾向，不得不防范“多极”苗头对其“单极”霸权的挑战。“联盟”被视作“美国安全的基石”。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北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美通过土耳其操控）、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美澳、美韩、美日等几个亚太双边条约组织和所谓的“安全关系”，完成了沿西欧经中东、东南亚到东亚的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包围。冷战结束后，这些联盟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废弃，相反，又有了新的发展，转而成为以美为首的“中心国家”称霸世界、控制世界的工具。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5]同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基础，美欧日在对第三世界的国际事务中捆在了一起，以维护和扩张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是，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联盟内部的合作基础弱化，而利益的同构性冲突和战略空间冲撞，使得联盟内部，特别是欧、日与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性因素有所上升。美在《1994-1999财政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方针》中就已提出：“把日本和德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中，是冷战的胜利”，但“要阻止它们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防止出现一个新的对手”，[6]联盟又成了美控制“潜在对手”的重要工具。事实上，美正是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技术和力量优势，增强盟国对其依赖性；通过吸收对其更具依赖性的新盟国，维持联盟内部的力量对比优势；通过在联盟内部玩弄“均势”，分化对其霸主地位的冲击。

第二，处于“中心”区域的其它发达国家，一方面要依靠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和影响来维持对“外围”国家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改变在“中心”区域内与美之间的“主仆”关系，存在“多极”趋势对“单极”格局的冲突。虽然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总体的综合国力也占据了世界的大比重，但就单个国家或构成综合国力的某些要素而言，与一些处于转型期或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相比并不具优势，因此，不得不将自己捆上美国的联盟战车，谋求“势”的领先。特别是自科索沃战争起，美在军事技术和实力上的领先优势，使其盟国意识到美国这把军事“保护伞”一时半刻还离不开。但是总的来说，随着苏联这一外患的消失，西方国家内部冷战时期由于对付共同敌人而被掩盖起来的各种矛盾已逐渐凸显出来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同为发达国家的水平型分工，使得美、欧、日间的贸易战“明争”不断；同处垂直分工链的高端位置，又使相互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而“暗斗”不止。特别是欧洲在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积聚了与美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使得北约内部的西欧国家已日益不满与美之间在政治军事同盟中的“主仆”关系。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其军事“独立化”的进程。而日本在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进程中，虽然相当时期内还脱离不开美国的扶持和影响，但与美之间的经济冲突始终不断，随着日本国力增长和对美全球战略的贡献和影响日增，政治独立和军事自主的趋势也已显现。最近，日本就不顾美国政府的压力，与美制裁下的伊朗达成数额20亿美元、开发阿扎德甘特大型油田的协议。可以说，美国全球战略所依托的“两翼”——北约和美日联盟都潜在着脱离其的可能。

第三，处于“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满于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从属和依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以美为首的“中心”国家利诱、威胁和分化面前陷于“囚徒困境”的艰难选择。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除俄罗斯、中国、印度等规模较大的国家外，由于国力所限，军事能力在“中心”国家的联盟面前是极其微弱的。因此，尽管不满于所处的附庸地位，但在西方集团的利诱、威胁和打击面前难以持久地联成合力，并被分化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拥有特定地缘区位或其它优势的小国，它们一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支配，但又得以利用其对大国均势的影响，寻求发展机遇和空间，因此在安全上主要采取向美国或其它地区性大国依附的策略。第二类是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像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它们在军事上要么已经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要么正处于控制与反控制之中。第三类是不具备潜力和特定优势的第三世界小国，只存在两种选择，要么由贫穷走向更贫穷，要么因贫穷而走向仇恨。总之，在“单极”格局中，处于发展中的小国在军事上要么屈从于“中心区域”的控制，要么因同一区位的其它国家的屈从而为“中心国家”所抛弃，或改组或颠覆。

最后是游离于层次结构之外，兼具“大国”与“弱国”双重身份，正在崛起中的国家，像中国、俄罗斯、印度。它们一方面在现有规则和秩序下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制约，具有打破旧格局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要抓住各自的战略机遇期，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图发展。

在国际格局中，俄罗斯、中国、印度，由于其人口、幅员、经济总量、所处的重要战略区位以及拥有核武器，决定了其军事能力不仅可以同美国在“势”上进行区域性抗衡，而且与处于“中心”地区的其它国家相比，军事上总体也不示弱。但是由于其军事能力深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基本上处于防御态势，缺乏主动的世界性影响和运用，主要体现为一种“应力”效应。从国家内部看，中、俄、印均存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分裂的困扰，同时，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其军事也都有发展的需要和呼声；从区域范围看，作为同处于亚太区域的大国，既有相互之间的战略牵制，又常为周边小国所猜忌和防范；从世界范围看，中、俄均被视作构成未来“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也因此时时为美所防范和遏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得中、俄、欧近来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走到了一起，军事上出现了合作苗头。总的来说，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外围”国家的强烈呼声，但在力量和时机上尚不成熟；打破美国“一超独霸”的军事战略格局，以及与之同构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共同愿望，但世界“多极化”趋势尚处于曲折的发展进程之中。

综上可见：第一，在当代条件下，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打破旧秩序的力量，中国的发展只能是接受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入“中心”而不是挑战“中心”的和平发展。第二，这种和平发展还包括谋求与同处发展中的周边大国的和平，因此要加强中、俄、印间的全方位合作，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在战略选择上共同解开美国惯于设置的“囚徒困境”之难题。第三，针对美对“潜在对手”进行前期防范和遏制的战略思维习惯，为赢得和平发展和强大的战略时间，在处理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左传》中的这段文字或有启示：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壁，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取得道于虞，犹外府也。”[7]公元前655年晋灭虢，乘胜袭虞，一战而灭虞，宝物复归。第四，“中心”区域内“多极”挑战“单极”的力量日趋成熟，在营造“和平”的同时，要始终不忘发展和强大，敢于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敢于利用发达国家联盟的内部矛盾，积极有度地拓展战略空间，为成为“份量的‘一极”’积淀力量。

三、战后各国军事战略调整表明，经济对军事存在结构性制约，和平发展中的军事力量建设必须强调与经济的耦合性协调

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力量的恐怖威慑，使得战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核大国间对战争保持了克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利益互融，使得大国间的战争没有赢家。在现存国际秩序下，经济取代军事，上升为主要国家间的重要角力平台。纵观战后230多场局部战争，大多集中于“动荡的‘边缘体系”’，[8]且带有大国因素。这说明大国间仍然存在利益和安全冲突，同时相互又都尽量回避直接战争。在所谓“稳定的‘中心体系”’中，大国间军事主要体现为威慑而非使用，军事力量蓄而不发，进行着“势”的争夺和对抗，威慑与反威慑成为军事力量运用和价值体现的主要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战后各国军事战略调整表明，军事与经济的同构性发展规律，已经由世界范围渗透作用到了国家范围，体现为各国经济对军事不仅有量上的影响，而且有方向性要求，是多因多维的结构性制约。

1、利益需求——经济安全利益需要是决定当代各主要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的驱动性因素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虽然经济、政治、外交手段在处理国际间事务，维护以经济安全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利益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军事手段依然是最后的带决定性的有效途径。美国军事发展战略一直奉行的就是“利益需求决定论”。在美2001年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就强调：“美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当利益受到挑战时，美国就必须拥有保卫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日本在二战后数次调整军事战略，从“集体防卫”、“共同防御”到1970年《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其国家军事战略——“专守防卫”，在此后30多年里，又由“积极防御”到“前方阻止”，再到“主动先制”，并在前苏联解体后一直保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其军事强国地位呼之欲出。在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存在着日本经济安全利益需要的驱动。此外，英、法、德等国也十分强调军事发展战略与国家利益目标相适应，均以法律或官方文件的形式规定国家利益与军队规模、军队建设的关系，并适时进行调整。我们党的十六大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关键还在于着眼军队必须具备保障国家不断发展的战略利益所需要的能力。

2、合理够用——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当代各主要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程度的基础性因素“合理够用”，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中的语言是这样表述的：“我们时代的真正同等安全，不是用最高的而是用最低的战略均势来保障”，“只保持一支足够以威慑美国发动核攻击的力量就足够了”，“必须使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紧接着在二十八大上又再次感慨：“仅在同西方进行对抗的最近20年，用于军事对峙的费用就增加了7000亿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取得同美国和西欧的军事平衡需要”。[8]二战以及冷战结束后掀起的两次世界性裁军浪潮也说明，国家经济水平的承受能力是决定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的上限，保证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是决定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下限。“合理够用”，是决定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程度和规模的基础性因素，这是一条先后为正反两方面实践所验证了的规律性要求。前苏联的崩溃，就是军事力量建设投入超过国家经济承受能力上限的反面例证；而1990年科威特遭伊拉克入侵洗劫，则是军事力量低于国家安全利益需要下限的惨痛后果。

3、结构耦合——经济安全利益重心是决定当代各主要国家军事力量结构调整的指向性因素强调安全需求与军事能力的结构耦合，是各国军事力量建设普遍遵循的规律。回溯世界经济的历史纵深可以看到，与大国经济兴起相伴的无不是海军力量的兴起，这是“走向世界”必须首先“走出海洋”使然。19世纪末“门罗主义”下的美国社会就不时感慨：“没有一支值得尊重的海军，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提出外交抗议。但这没有任何作用，商船仍然被扣留”，“我们的旗帜在不同国家所受的尊敬大致和挂在麦田里吓唬乌鸦的破布差不多。”[9]当代世界的一些后发国家，随着经济安全利益的外延化，也都纷纷把海军作为其军事发展战略的重点。以印度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对海洋的依赖加重，其军事战略部署也在“西攻”、“北防”、“中间机动”之后，又加上了“南进”——对印度洋地区采取扩张战略，力图把印度洋变成“印度人的印度洋”。一支强大的“远洋型海军”，成为印度梦寐以求的战略重点。日本战后的军事发展战略调整也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陆上自卫队为重点的第一个防卫力量发展计划，到60年代第二、三个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突出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再到70年代后期至今以海军为代表的日本军事力量由近海走向远洋，都是与其“岛国经济”对海上安全的依赖日趋突出密切相关的。而一些军兵种结构比例比较成熟的国家，则把结构调整的重点指向军兵种内部的结构转型。

4、突出重点——经济安全“软肋”是决定当代各主要国家军事力量投向的关键性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导致各国、特别是处于世界分工体系顶层的“中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两大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市场扩展和资源支撑的全球化发展。在市场方面，“中心”国家拥有稳定的控制能力，不仅主导着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而且占据了绝对的力量优势。

而在资源上，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天然的优势，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北斗争中，显示了“外围”国家的力量和呼声。特别是1973、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安全“软肋”暴露无疑，并导致各主要国家对占世界60％石油储量的中东地区的政策调整。中东地区也自然成了世界大国军事力量明争暗夺的热点，美苏“两极对抗”时期是这样，本世纪初美伊战争中美、英与法、德、俄的分歧也是这样，其背后都有对整个世界石油供应格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因素。美国就直接把“拥有进入关键市场和战略资源产地的权利”，规定为其国防为“经济繁荣作贡献”的三大任务之以上四个因素，前二者决定了各国军事发展的大小之量，后二者决定了各国军事发展的结构之质。

正是因为各国经济制约下的军事战略调整，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利益空间的格局同构，形成了世界军事与经济总体上的匹配性平衡，才有了当今世界的“总体和平”。

谋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其军事力量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要求：一是必须保持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同步增长，实现经济与军队的规模协调，以保证在未来可能的外来挑战中，使其军事付出高于其利益收益，为发展赢得必要的战略空间。二是必须根据经济安全利益的分布变化，调整军队的军兵种结构比例，使军事能力结构与安全利益需求结构相适应，以保证能够将未来可能的危机“就地消化”，防止危机转移或扩大扩散。三是必须着眼对国家经济安全命脉的有效保障，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储备，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安全。四是必须把军事能力建设的着眼点由“打赢”强敌向“威慑”强敌转化，[10]同时要重视军事力量的和平运用，敢于在一些敏感关键的重要战略区域显示存在和威慑，以“能战”之实力达成“避战”之效果。

四、已经超出国土疆界的经济安全利益挑战表明，中国的发展只能是谋求“总体和平”的发展，需要一支能够“走出去”的威慑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战略空间中所面临的安全利益瓶颈表明，在其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将面临两个方面的安全压力：一是来自“中心”的排斥，主要是来自处于“中心”的大国军事压力，是战略态势上的遏制；另一是来自“外围”的骚扰，主要是来自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因发展利益冲突和历史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安全争端，是现实安全的挑战。

1、能源资源问题。2003年我国石油进口9112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76％，石油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问题。另外，我国工业原料进口也呈大幅增长势头。仅2003年就进口钢材3717万吨，比上年增长51.8％；氧化铝561万吨，增长22.6％；铁矿砂及其精矿14813万吨，增长32.9％。[11]中国正迎来“资源安全”的重大挑战。从世界石油的总体供求关系看，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发达国家的石油需求都占据了世界石油供应的重头。但从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所占世界份额正在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石油产区的石油需求所占份额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石油需求更是呈高幅上涨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世界石油新增产量与我国进行更为直接的竞争国，将主要是同处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影响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固然有美国力图控制世界石油资源、进而维持其世界主导地位的因素，但更为现实和可能的冲突挑战，将会是源自于同处发展中的亚洲邻国和局势动荡的石油供应地区，以及海外能源资源运输中的重要战略关隘，如南海区域的马六甲海峡。

2、对外贸易问题。2003年我国外贸总额达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世贸组织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12]在看到外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也必须意识到，60％以上的外贸依赖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目前，我国是正在实施的反倾销案涉案最多的国家（236起）。对我国进行的反倾销立案，正从发达国家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蔓延，1995年以来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例发展中国家占60％以上。[13]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并且随着我国产品结构的升级，冲突还将由“量”向“质”的领域发展，但是由于双方贸易数额庞大，贸易结构复杂交错，贸易项目安全相互牵制，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与美欧日等国的贸易冲突将能够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是“势”上的冲撞、角力。而我国与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则不同，一方面，双方的贸易结构比较单一，贸易数额的绝对值也不大，但相对于对方的经济总量可能不小；另一方面，还存在同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产品同构性冲突。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不排除将来会有某些对现有世界经济运行规则本已心存不满的国家，采取非常手段冲击我国的外贸安全，挑战我大国地位，造成我战略被动，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区域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3、海外投资问题。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最新调查，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按英国瑞丁大学著名跨国公司问题专家约翰·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NP 大于400美元小于2000美元时，也就是我国目前的GNP 水平，开始有零星的对外直接投资；当一国的人均GNP 大于2000美元小于4750美元时，也就是我国在2010年后的水平，对外投资的上升速度将超过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截止2003年底，经商务部批准的我国非金融类海外企业已达7470家，分布于全球180多个国家，按投资量大小、投资流向目的地，依次是亚洲、北美、非洲、南美和欧洲，与资本输出相伴随的还有技术输出、劳务输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这预示着中国将迎来海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发展的提速阶段。如果从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和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出发，我国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应发挥我国内500种产品40％的生产能力冗余和技术、质量、价格上的相对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其中中东、南部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和东南亚等是重点。这表明，我们将走向处于动荡的能源产地和发展中地区，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有着“反华”、“排华”传统和先例。海外资产和人员（包括港人、台胞和境外华人）的安全，不仅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体现了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

4、海洋权益问题。我国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海洋大国，虽然海洋经济起步较晚，但涨幅一直高于GDP 的增长，年产值已超过一万亿人民币。同时，海洋还联接着海外资源和市场。

但海洋也是我国国土防卫的安全“软肋”，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就是一部西方列强对我的海上入侵史。目前，我国海上安全形势不容乐观：1）我国海上渔民仍然遭受着周边国家的屈辱。

仅从2003年9、10月份越南海军炮艇多次在北部湾我国海域抓押我渔船、殴打渔民、掠夺财物。到2004年初不足100天时间里，先后发生了菲律宾抓扣我20名渔民（2004年1月）、印尼扣留我运输船只（2004年2月）等多起事件。2）我国海洋资源正遭受周边邻国的大肆掠夺。目前南海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钻探1000多口井，找到97个油田及含油结构、75个气田及含气结构，其中28个油田、25个气田在我国传统疆界之内。每年周边国家从南海开采5000万吨以上的石油，相当于我国大庆油田的产量。3）我国海洋国it为周边国家所圈刮蚕食。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先后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造成我国120-150万平方公里海域为争议区，占我国应管辖海域的近一半，相当于陆地争议面积的8-9倍。

在上述现实问题面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这样两种观点益显苍白：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外向型军事能力需求”，即中国军事没有“走出去”的能力需求。这显然是死抱“经典”的教条，不真知中国之社会主义是生存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恩所预见的“世界性”之社会主义；不真知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之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时代遭受封锁下的计划经济之社会主义，军队必须具备维护不断发展的国家战略利益空间安全的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事不可能“走出去”，即所谓“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14]进而试图给中国刚刚兴起的海权意识大泼冷水。这一论调，与美国19世纪初杰斐逊总统时期，以农村为基础的共和党人似曾相识。当时美国主政的共和党认为：“建造快速帆船[5]将被英国看成是对皇家海军的一种威胁，并且因而会招致英国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美国不去骚扰其他人，他们也不会骚扰美国”。[16]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天真不切实际的。翻开美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建国初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对军事力量的各种看法和争论，在今日“韬光养晦”下的中国又都能找到影子。如果说，当时生存于欧洲大国势力夹缝中的美国，“孤立主义”是其明智的选择，那么美国对同一时期的“巴巴利”国家（今北非的穆斯林国家）态度的转变对我们也非常有启示。

美国人在与这些国家屡次让步媾和失败后得出结论：“摩尔人是一帮诡计多端、反复无常的坏蛋；只有一支值得尊敬的海军力量出现在他们附近，才能使他们保持安静。”[17]中国海权面对的挑战不是“第二”对“第一”的实战较量问题，而是对挑衅之敌进行有效威慑的问题。

谋求生存和发展于现存国际体系，就必须按照其既有的“游戏规则”和运行规律来谋划战略策略。与列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名言相近，老罗斯福也称：“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示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8]与狼共处，固然不可以有狼心，但必须掌握和学会运用狼群内部的行事规则。在当今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只能是追求和平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排斥军事上的威慑与反威慑运用，即以最大的能力遏制战争，以最小的强度解决冲突，这是“总体和平”下的发展与强大的过程。这种背景对我们这支习惯于“保疆守土”的军队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课题。

一、在加快“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国家综合安全利益特别是经济安全利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国土疆界，国家安全边界已经超出疆土安全边界，必须突破“保疆守土”的传统国防安全观，发展一支具备一定“外向”能力，可以在海外某些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不稳定的发展中地区，显示局部的全维控制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军事力量。同时，在大国利益互融的条件下，经济安全利益的全球化，并不存在对军事能力全球化的需求问题，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同步发展，以对一定区域的安全控制能力，换取区域之外国家经济利益的相对安全。

二、和平与发展中的威慑与反威慑力量需求和运用形式，与以往基于抵御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实战能力建设有着不同的特征要求。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军事装备的技术性因素作用增强。“以劣胜优”不是战争的常态结果，虽然在“实战”运用中，我军有过以“小炮艇+手榴弹”战胜现代大型军舰的辉煌战史，但在“和平”运用中，劣势装备绝对不可能对优势装备构成威慑。②军事力量的可操作性要求加强。当代条件下，仍然不可否认核力量和第二炮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威慑和反威慑力量，但“达摩利克之剑”的不可操作性，将使我们常常在现实危机面前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在保持核威慑底线的前提下，应当把“可艺术化”处理、可过程性操控、可放可收的常规威慑力量，作为我军发展的重点。③需求与功能的耦合性要求上升。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军事实力中的各构成力量可以优劣互补，是总体军力的较量。但在“和平”和争取“和平”的条件下，军事需求和军事能力的结构性耦合要求加强，在冲突或“准冲突”中，常常是单向单域的较量。“短板”决定木桶的容量，陆上力量的庞大不能包办海上、空中等其它力量的作用。相反，在我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中，海、空军力量可以极大地减缓陆上力量的压力。

三、应把影响国家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解决眼前影响国家安全的热点问题需要与着眼服务经济发展的长远安全保障需要统筹起来。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军队发展战略应考虑南海方向战略通道和石油安全保障的能力建设，也应考虑对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反控制能力储备。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作用，以合理的作战准备样式为牵引，带动起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之“龙身”，加强海空军力量的建设和比重，保证我军能力结构与战略需求的统一。

四、应对我国长期以来着眼于防御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大军区体制进行改组，减少其对人力、财力、物力和权力资源的占用与浪费，尤其是清除“大陆军意识”对我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干扰。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到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再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足以证明，当今世界不存一支具备对我们这样的大国进行大规模国土入侵和占领能力的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的国土防卫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执政党建设的政治问题。

对比2002年和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两份《中国国防白皮书》，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样的“新版”表述：“人民解放军建立于1927年8月1日，建立之初仅由陆军组成。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目前没有设置独立的领导机关，领导机关职能由四总部代行。”而且从两份文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构成介绍的表述差异中，可以预测，中国军队将会走向更为合理的体制结构，其陆军将逐渐重视远程机动应急能力的建设，传统的划地为界、封疆守土的大军区体制可能会逐步改变。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正如经济安全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一样，市场经济的安全需求也不是决定国家军事发展战略的唯一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的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增加一个新的观察和研究维度，试图能够在我国军事发展战略研究的传统思维中注入市场经济的基因。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6页。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3]（美）斯蒂芬·D ·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66页。

[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6]陈效卫：《美国联盟战略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7]张燕瑾等：《文白对照全译{左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80页。

[8]（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9]杨育才：《欧亚双头鹰——俄罗斯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10]（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海洋——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6页。

[11]注：按照基辛格的“威慑三要素理论”，“打赢”能力只是构成“威慑”能力的一个要素。

[1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04）：全球化下的经济环境治理与市场开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14《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2日，http：／／fi-nance.sina.com.cn

[15]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16]快速帆船是当时具备远海作战能力的主战舰船。

[17]（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海洋——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8]（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海洋——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19]（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文章来源：原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