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项调查结果看：农民阶层迅速缩小，白领阶层迅速扩张；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城市居民；社会流动总的来说趋于活跃，但也存在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难度加大的趋势——

近期，伴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各地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视，由农民阶层转化为工人阶层及其他阶层的速度有所提升。截止到2010年年底，仅由农民阶层转化而来的新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工的人数就上升到2.6亿人。这种迅速发生的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仅动态形塑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还要求政府部门及时调整社会管理政策。可见，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国家政策配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只有对当前中国的阶层结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与刻画，才能在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建设中，关注到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引导各阶层人士共同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本文使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完成的“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对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简要分析如下：

■阶层认同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城市居民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偏向于将自己认同于“下层”阶层——即使与印度相比，中国的主观阶层中认同于“中层”和“中下层”的人数占比，也显得很低，在2006年是41.0%，在2008年是40.3%；主观认同于“中上层”的比重，在2006年是6.2%，在2008年是6.8%。但印度认同于“中层”的人口比重，却与法国差不多（法国是57.7%），达到了57.5%。

将2008年居住在城市市区与居住在农村的被访问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城市居民被访问者中，认同为“上层”的百分比为0.6%，“中上层”的百分比为6.1%，“中层”的百分比为35.5%，“中下层”的百分比为33.8%，而“下层”的百分比则为24.0%。可反过来，在农村居民被访问者中，认同于“上层”的百分比为0.9%，“中上层”的百分比为7.5%，“中层”的百分比为44.4%，“中下层”的百分比为27.5%，“下层”的百分比则为19.7%。可见：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在“上层”、“中上层”和“中层”上，均高于城市城镇居民，但在“中下层”和“下层”则低于城市城镇居民。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大约是“比较群体”的异质性或同质性影响了人们的阶层认同心理。因为农村居民的同质性比较强，而城市居民的异质性较强。居民的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即表现为收入差距与财富积累差距。社区越大，人口越多，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所表现的异质性就越强。因此，对于城市城镇居民而言，其在阶层认同中将自己归属为较低阶层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农村居民的参照群体则为自己的村庄或周边地区，收入差别不大，故在比较中将自己归属为较低阶层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

■相对收入变化状况对主观阶层认同有重要影响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为什么农村居民认同于 “中层”及以上的人数百分比反倒大于城镇居民，但认同于“下层”的人数百分比却小于城市城镇居民？按理来说，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也低于城镇居民，可为何主观阶层认同会高于城镇居民呢？在这里，除参照群体之差异的影响外，会不会存在一些其他原因？

调查发现：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较高。所以，在客观阶层分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三个变量——“教育”、“职业”与“收入”中，只有“收入”这个变量，才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着而稳定的解释力——这是发展中社会易于理解的问题——毕竟，收入的改善，可以直接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状况”的自我评定，以及被访问者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预期上升的感觉”，这也是两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变量，都对被访问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就是说，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得越高，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改善状况的预期越强，则人们会对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就越高。这就是说，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过去生活水平的改善，及其对未来生活水平改善状况的预期，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预测意义。虽然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低于城镇居民，但由于在“过去五年”其相对收入有了较为显着的增长——农业税的免除、粮食直补的给付，以及其它多予少取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整个农村居民在主观阶层认同上，比城镇居民更为积极。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农民阶层迅速缩小，白领阶层迅速扩张

在讨论主观阶层的同时，尚需要对客观阶层给出一个框架式的分析。我们将被访问者分为农民、城市蓝领阶层和城市白领阶层三大类，从不同维度比较中国当前农民阶层、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结构变化状况。

当前农民阶层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为42.8%左右，城市蓝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34.7%左右，城市白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22.5%左右。中国教育的扩张与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使得农民阶层的人数占比降低了。即使在农村，也有一部分人已经非农化了。比如说，他们在一年的主要时间从事非农劳动——比如进行农机修理、经商、到邻近城市打工等。尽管他们也进行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已经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不在一年中占用主要的劳动时间。

中国蓝领阶层的扩大，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扩张。在每年新创造的劳动需求中，大约有30%的用工需求来自于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管是在南方及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在失业压力下得到长足发展。尽管自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一度上升，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制造业就开始有所恢复。这使得南方地区又一度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在2011年年初，“招工难”波及全国各地。2012年年初，东部地区的“招工难”进一步蔓延。

白领阶层也是一个扩张得比较迅速的阶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自1999年开始扩招起，到2010年7月，大约有5000万左右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因为整个城市劳动力人口（加上流动到城市时间满6个月的农民工）为3亿多，故5000万大学生向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大大提高了白领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

中国当前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转化。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农村社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城市社会为主的国家——而城市化所产生的动力，还会继续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比重，也会继续扩张工人阶层的人口比重，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也是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为人类做出的最杰出贡献。

■阶层结构的代际流动：垂直社会流动在上升中有所闭合

所谓代际流动，指的是父母一代的阶层位置被子女一代继承的可能性。如果绝大多数子女继承了父母的阶层位置，则社会流动率会很低并趋于封闭；如果子女的阶层位置，逐渐高于其父母的阶层位置，则社会流动——垂直向上的流动逐渐强化，社会越来越有活力；如果子女一代的阶层位置逐渐低于父母的位置，则说明垂直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下，社会不满会越来越强烈。正因为如此，垂直社会流动的速度和流动率才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着社会的开放或封闭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活力，就是激发了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与父母一代相比，大多数子女一代的阶层位置有所提高。比如说，对“文革”后出生的人来说，其在参加工作时父亲是白领阶层，但自己是白领阶层的百分比达到了46.67%，自己是蓝领阶层的百分比为47.18%，自己是农民阶层的百分比仅仅为6.15%。从这里可以看出：白领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了。相反，农民阶层的代际继承性越来越低。比如说，在“文革”后出生的人群中，只有37.33%的子女继承了父亲的农民阶层地位，而有46.86%的人将自己转变为蓝领阶层，有15.81%的人将自己转变为白领阶层。伴随高校的扩招、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量的增长，农民阶层的子女继续做农民的比例，还会进一步缩小。

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在另外一个维度消解了职业阶层变化的积极意义。教育扩张，在给下层阶层带来通道机会的同时，给上层阶层制造了更多机会。近期多项研究说明：其一，在重点大学新生中，来自于社会上层的比例迅速增加，来自于农民家庭的比例迅速下降；其二，在大学生就业中，社会上层家庭的毕业生，容易得到家庭背景的支持，但农民家庭的毕业生，则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将受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视为获得阶层位置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近期，社会上层向精英阶层的流动渠道有所闭合，这会限制社会下层精英向社会上层精英的转化，促发下层精英与农民阶层、城市蓝领阶层的结合。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