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减轻了社会治理压力 教育活动提升了社会整合能力 　　

有学者指出，“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官场立规。执政党的自我净化活动与普通百姓的热切愿望密切结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实效，规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官员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除进一步强化了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实施的成果外，还通过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检视，进一步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缓解了一度存在的官民矛盾，强化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心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保持了高度凝聚力。因此，人民群众才希望此项令人拍手称道的制度配置，会持之以恒地上下贯彻，而不要像一阵飓风那样。 　　

城镇化与居住证制度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对土地价值的关怀抑制了落户积极性 　　

有学者指出，在土地价值日益升值的大背景下，农民进入城镇的观望心理上升了。虽然2014年放开了城镇、小城市与一些中等城市的入户限制，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工愿意就近就地“落户为城镇居民”，甚至于许多大学生上学也不愿转户口。虽然进城落户并不以上缴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权为前提，但农民工仍然以继续观望来回报当地政府的“改革红利”预期。到城镇与当地中小城市买房的农民增加了，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迁徙的“两栖人”增加了，到城市去消费的农民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城镇化的本质含义，而是否落户已并不重要。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高筑了落户篱笆的前提下，就业机会、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布局不均，是农村之推力与城市之拉力的主要动力生产机制。“推”“拉”力量的此消彼长，正在重新形成人口流动的新常态。居住证制度的实施，除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对部分流动人口具有吸引力外，在绝大多数中等城市是缺少制度配置力的。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使制度配置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张力再一次拉开了。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 “单独二孩”并未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六普”还发现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0.70，上海市为0.74，整个东三省都在0.75左右。这就使原来广为流传的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不攻自破。从世界各国来看，1.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属于“极低”范畴，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给整个社会以极大希望去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但截至目前，获批生育二孩的数量仅仅为62万人，与政策预期的200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引起了学界与政府各部门的广泛热议。学者认为，生育率水平的持续走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未来的老龄化进程。 　　

政府投入的医保补助逐年提高但个人负担额度依然没有降低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经过多年推进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在争论中发现，从2009年到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达30682亿元，年均增长24.4%。但政府投入的迅速增加却并未减轻个人的直接医疗负担。有学者认为，财政新增投入的大部分流向了医院、医生、药房和制药企业，但对患者的服务支出则相对较低。另外，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还存在“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的药价虚高问题。所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医疗体制改革，会继续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 　　

（节选自《2014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