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腐败，这个事实必须承认；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中国的腐败十分严重。从狭义角度所说的“腐败”就是以权（公权）谋私的行为。腐败是跟公权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社会，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存在腐败的无限可能性。所以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和消除腐败，就必须设法加强对掌握公权的人进行有效的监督。人类数千年来的国家治理实践证明“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制衡”这四种制衡是反腐的最有效形式。西方民主国家采取这四种有效的制衡形式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治理得较好，我国没有这四种有效的制衡形式所以我国的腐败不仅没有治理好而是亦演亦烈。从联合国反腐机构公布的腐败材料看，确实是如此。由于 存在这样的事实，反腐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进行制度改造从而采用这四种有效的制衡形式。有了这四种有效的制衡形式，腐败减少了，人们的“腐败猜想”就自然会减少了。但是唐宋先生不是这样想，他在《如何驱散“腐败猜想”》（ 2012-3-1人民日报）一文中，认为，这样的情势下媒体应该通过作为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我的看法是在现在体制下的媒体不论怎样作为都不能驱散“腐败猜想”。所以，可以说驱散“腐败猜想”是唐宋先生的一相情愿。
应该说，唐宋先生所说的非理性的“腐败猜想”在现实中多多少少是存在的。比如，他举例说：“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不查孔繁森、却查王宝森’，‘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 事实是，公职人员并非都是贪官，一下就断定“贪官自寻短见”，这肯定有不正确的成份或者说有“腐败猜想”的成份在里头，因为我国的公务员有领导和非领导之分，当领导的掌握公权在无效的监督体制下成为贪官的可能性就很大，没有掌权只干具体事务的非领导公务员成为贪官的可能性就很小。“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也说的太绝，上面说了在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有领导和非领导之分，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是逆淘汰，品质好的人肯定难于在领导层混，而在非领导的公务员中混还是可以的，所以这句话有猜想成分。唐先生看到“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这个认识应该说是对的，所以他担心的“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也是有道理的,但唐先生只想通过现体制下媒体的作为来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在我国从1949年以来是共产党主政，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主要特征是：权力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共产党，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共产党和国家“水乳交融”，虽然它也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拥有正式的宪法、法律和司法制度，但共产党实际上掌握全部权力。这种制度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我国一党领导制度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权大于法，权力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衡和制约。在中国,中共这个政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没有自由竞选，只有中共操纵下的选举；没有三权分立，所有权力都在中共控制之下；没有言论自由，办报纸、广播和电视都不允许。这四种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形式都没有，反腐只是靠中共极其官员的自我约束，能不腐败吗?在一党制下，腐败是普遍的事，这种腐败不只是个人的人性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制度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腐败。有腐败并且是大规模的腐败，而又无法消除，民众在此基础上有些“腐败猜想”应该说是避免不了的，要避免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造。但是，唐先生不是考虑如何改造制度而是想从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的所谓作为来驱散 “腐败猜想”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官方控制的媒体就是官方的喉舌，我们在如上就说过，在我国的一党领导体制下，由于没有有效的制衡，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腐败的无限可能性。而在这样的领导控制下的媒体会去全面、客观和公正地报道腐败情况吗？唐先生说，“驱散‘腐败猜想’，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但问题是报道什么由领导决定和批准，领导不让你报道你怎么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不听话一次还可原谅，不听话多次你就没有机会站在领导面前说话了。辞退你事小，把你交给“国保”事情就大了，不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恐怕多数媒体人做不到。
唐先生说：“有人担心，媒体曝光的贪官，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消解社会信心?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证明，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只会令群众失望。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我认为，唐先生弄错了，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不是媒体曝光的贪官的结果，因为媒体曝不曝光、曝光多少和程度多大在现行体制下全由领导决定，领导不会让你过多曝光的，所以腐败越来越严重是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情况不是曝光贪官给人产生的印象。在现在体制下，你就是不曝光贪官民众也会知道腐败越来越严重的。至于“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话表达得不准确，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媒体是被党的领导控制的，发什么不发什么由领导批准，媒体人无法按实际情况全面和客观报道，所以说“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不对，它是反腐手段，但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它起不了多大作用。
唐先生还说：“人们对腐败的印象，大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人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二是新闻媒体‘重构情境’传递的信息。”唐先生这样的说法不全面，除了唐先生说的这两面之外，上智者还会分析从分析中得出结论。所以，唐先生说的“媒体分寸把握得好，有利于达成反腐共识、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反腐信心。”也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你媒体怎么把握也好，或者说，你怎么按领导的意图把握分寸也好，可以骗得了一部分人，但骗不了所有人，上智者是会分析出结论的。所以，还是放开舆论、实行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全面、客观、不受限制的报道腐败，才有可能发挥媒体对腐败的制衡作用。
唐宋先生的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媒体的作为来驱散“腐败猜想”确是一相情愿的，要真正驱散“腐败猜想”，首先是改造制度，采用有效的四种制衡腐败的形式，在最大限度地铲除腐败后，在民主制度的大框架下，在让媒体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可能。
20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