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或科技实力的复兴也包含文明的重建。换一句话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或科技等实力的复兴也包含文明重建的伟大使命，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中华现代文化最高理想的构建。所谓文化的最高理想指的是一个民族对于共同体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梦想或追求和通向这一境界的核心价值。它往往是一个民族在残酷的打击和磨难中坚强地站起来的精神支柱，也是指引这个民族从强大到更强大的指南针和灯塔，同时，也是成为该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追逐的伟大梦想。
我国从清末起进行的洋务运动就开始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被打断，一直到现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再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我国将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从现在算起，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我国将成为世界强国，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我国将发展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强国家。
实际上，成为世界超强国家已是中华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和崇高使命。超强国家的标准应包括：(一) 政治因素，拥有一个强大的民主制度，能够动用大量资源去实现全球政治目标；(二)科技因素，拥有强大先进的科技力量;(三)经济因素，出众的经济实力是超强国家的必备力量;(四)军事因素，超凡的军事能力，相对无懈可击、有能力阻止或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并且拥有镇压及影响全球的统一军事力量;(五)文化因素，它必须有很强的文化融合性，适合各个文明的生存与发展。所以，现在的我国除了，应注重加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建设外，还应该加强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中，中华现代文化最高理想的重建是最首要的。
综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要强大，除了要保持国力强盛外，还需要文化的底蕴、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这才是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根本。在过去上下五千多年的岁月里，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曾经历过多次的分裂、动荡和被侵略，但是我们能历经风雨而不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有睿智和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比别国强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古代文化价值理念或文化理想比别人高远。从黄帝以来，我们的祭祖文化、重家文化、宗族文化、廉耻文化，等等，特别是从孔孟以来，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民族确立了先进的文明理念，这些理念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对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最高境界的精神理想，它们体现于“王道”政治理想中，体现于“道统”和“礼仪”的一系列表述中，体现于夷夏之辨、王霸之辨等一系列学说中，并用这些理念来作为指导我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根本精神。中华古代文明代表了一种伟大的文化自信，其精神实质是要努力建成与一切野蛮行为对立的文明之邦。
但是，从清末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我国倍受蹂躏和欺压的历史，那些难以忍受的割地赔款的屈辱，以及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的现实，都使得我们至今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今天，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当提醒自己的同代人和后代人，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有过无限的辉煌和光荣，只是近代的我们落伍了，后来我们又落入全盘西化和全盘俄化的圈套，所以我们才有百来年的屈辱。在百来年里，在世界上，我们民族都没有值得向世人炫耀的“独特”文化成就。现在我们中国人从根本上讲还有一种内在的不自信，这与一个多世纪以来养成的深深的自卑心理有关。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在文化中找到人生意义的终极归宿，只能在邓式功利主义等之中获得慰藉。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状态，我们必须创造出中华现代文明，当然，这种创造离不开古今中外文化，但是，这里面应该有不同于我国古代和西方的东西，必须有新的伟大的创造。由于是创新所以必须有自己思想的独特性。从民国以来，我国很少出过大师，我们的绝大部分文化人一直是在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我国古代文化的概念框架里跳舞，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体系。所谓大师就是必须构建出独特的思想体系的人，不论其观点对还是错，其实，从古至今，任何思想体系都没有全对或全错的只有对多或对少的事。在民国时期，梁启超写的作品虽多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虽然有自己的某些构建但最主要的还只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鲁迅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里打转，胡适也仅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更没有自己的东西，梁漱溟、冯友兰也只不过是儒者，根本没有构建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思想上，他们都是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转动 ，没有独创性，不能说是大师。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全力灌输，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都没有什么创造，其他信徒能创造出什么来呢？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重新兴起，但邓时代学者的思想无非就是停留在，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自由主义，不是邓小平理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邓小平理论在政治上还只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专政思想，在经济上也没超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更是在孙中山的民主主义范围内，也没有自己的创建。当今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孔庆东、张宏良、刘奎元等人等无非是毛泽东后期思想的崇拜者（通称“毛左”），张木生也只是毛泽东前期思想的崇拜者，刘俊祥、房宁等无非就是邓小平理论的 拥护者，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刘晓波、崔卫平等这些学者也只是自由主义者，张维为、阎学通、秋风（原来是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孔孟之道的宣扬者，他们都是某一种思想的拥护者而已都没有独创性，也无法称他们为大师。我国从民国以来，在人文学科领域只出现过大师三位大师，比如，高行健（1940— ）先生就是一个， 2000年10月12日，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但可惜的是1997年他已加入法国国籍，已不属于中国。现在在国内，还有两位大师，一位是吴思先生，另一位是郑酋午先生。吴思先生以《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隐蔽的秩序》等书构建了独特的思想和方法，自成体系，郑酋午先生以《社会进程》、《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系统主义哲学导论》《试问未来，“谁”主沉浮》等书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历史理论和未来学理论体系。如此少的文化成就，跟我国现在和未来的大国地位极其不相适应，所以，我们有必要创造，创造出我国的现代文化。当然，创造我国的现代文化不应仅仅是追求一个世界超强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领导人类事务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来自于华夏中心论的种族优越性；更是追求一个伟大文明的理念，一种可使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伟大文明理想。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近百年来的民族自卑心理，走出百年耻辱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创造出现代中华文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一个古代中华文明的基本自信，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精神上的真正落脚点。总是在中学与西学、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西洋现代文明样式、在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激荡中彷徨四顾。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数文化人在精神上就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而文化的最高理想却可以给一个民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带来无穷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激发无数人奋斗不息的精神源泉，使该民族的文化人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自信的精神支柱。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超越意识，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丧失了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
值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且还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从清末开始西方文明传入我国，我们曾经热情拥抱，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们也曾经为之激情澎湃，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中华志士仁人被欧风美雨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真理”所折服，彷徨于西方现代文明样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明样式的十字路口。但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历史已经回到了这样的起点：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现代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制度架构等之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它对人类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其过去的历史传统及今天和未来的国家规模以及中华民族的崇高历史使命，未来中国必须建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中华现代文明，并像古代历史上那样把它的影响力辐射到周边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
尽管它与现代西方文明一样认同普世价值，甚至有很多共同的方面和共享的资源，但是在一系列异常重要的方面与现代西方文明相比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秀之处。毫无疑问，这个新型的中华现代文明既是以工业文明、普世价值，又是中国自身特有的现代性为基础建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科技 乃至军事上的综合国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诞生。这个新型文明形态，尽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诸多方面与今日主导世界的西方现代文明多有类似，但终究是一个在多方面，比如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样式等，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
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至少应当包括每一个生命的健全成长，每一个人潜能、创造力与个性的发挥，人格尊严与正当自由的确保，以及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实现。今日重建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不是为了提出一套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体系来强加给这个民族，也不是要创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盛世蓝图去满足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是从事一项探索以便从探索中发现在今天的时代里以及未来，什么样的文化理想才能使中华民族具有在现在以及未来千百年里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同时，它能向这个世界提供一些进步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引领全人类不断进步的风范。
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祖先曾以包容宇宙的气度来铸造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理想；他们本着“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胸襟，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和最高理想，一次次开创中华古代文明的千秋伟业。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现代先进的文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原则自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因此，今天，只要我们真心追求文明的理想，就应当更有信心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现代文明和历史上一切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以现代性为基础构成的，但这不等于现代性一定带给我们想要的文明。这是因为现代性本身问题就很多，尤其在非西方社会遭遇的问题更多。我们要重新构建中华现代文化理想，首先必须从我国古代文化中寻觅理想要素，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总是能从它的源头出发，找到对于文化的方向、人性的进步、生命的价值等的丰富启迪。历史上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因而，今天中华现代文化创新的主要任务，决不是简单地“复古”，而只能是从的精神传统出发，分析今天这个时代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症结，说明未来中华文明的希望和出路在何方，以及未来中国文化理想重建之路。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目光投向西方，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有启发的精神因素。西方文化可以从古希腊民主、古罗马法治和基督教博爱找到精神源头，到现在已经发展为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核心价值的庞大的文化体系。但是，中华现代文化理想的重建还不能停留于此，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因为这些只是西方的东西，构不成我国的现代性和未来指向性。所以，我们必须跟随时代前进并超越于时代，脚踏实地，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未来眼光来构建我国的现代文化理想。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格局已与古代不 同，而世界上多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异常激烈。难道我们没有我们先祖一样的睿智和宏伟胸襟来构建我国的现代文化理想吗？
人类文明演进到目前为止，已有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基本的状态。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由于农业技术的出现产生了农业文明，只要农业文明这个核心不变，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农业结构范式也就不会变。纵观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其特征在政治上是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是一元化文化。一般说来，社会结构范式是会发生转换的，工业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当世界主要国家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后就预示着工业文明的形成。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了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最终动力是科技革命。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特征是民主的政治、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多元化文化的统一。从今天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何种文化背景的国家以及在工业化之前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只要是实行工业化，都必然向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化、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是不可逆的。这是一种优化，是一种整体优化。从系统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演化是一种进步。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世界的范围内，各国都将朝着工业化的目标迈进，工业文明必将在全球代替农业文明，所以，凡是不适应工业文明的文化都将被淘汰，现在被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文件所确认的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两百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价值最适合于工业文明，所以我们要构建的中华现代文化最高理想必须包含这些价值。
未来，由于全球各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从国家治理模式来看，在政治上，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民主化。在经济上，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不论是标榜实行什么主义的国家，都将采用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模式，都将进入混合经济阶段。人类在走向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也就是走向文化多元的过程。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后全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将是多元化。总而言之，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世界各国治理模式将趋向同一，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重大局面的改变，即未来的世界经济将彻底由跨国公司主宰。同时，军事变革方兴未艾，除了核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之外，还将出现太空武器。面对这样的世界局势，我们有必要根据这种趋势来重建我们的文化理想。
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科技革命。我在《未来三十年内的世界大趋势》（爱思想网2012-02-03 23:58:42）一文中说：“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到转化为技术大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那么这种理论转化为技术也许在五十年后就有可能。以往的机器是线性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非线性机器，通俗地说，以往的机器是非智能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智能机器。根据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到转化为技术的经验，从现在算起，非线性机器的发明只要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可能了，到时的世界将是不同的世界，世界一体化趋势将全面提速，世界一体化一段时间后世界政府的建立就有了可能。” 三十后或更长一段时间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就将会发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将带来智能机器，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将发生重大变革。因为生产方式、生产结构总是与特定的技术相互联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出现的技术是非线性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制造的机器除了创造性的工作如教育、医疗、管理、筹划等不能做之外其它工作都能做。在经济建设中，有两个大问题，比如效率和公平必须高度关注。正如我在《历史的脚步：从过去到未来的印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布时间：2012-2-5 10:04:15）中所说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原来绝大部分要靠人来进行的工作将由非线性机器替代，而非线性机器的工作是按程序来进行的，只要程序设计合理就有效率。换一句话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人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问题。因此，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私有制将会被抛去，公有制将会受到更加关注。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的一定的时间后要消亡，紧接而来的是世界政权的确立。”也就是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以后就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人人平等，这样，世界大同就可以到来。我国古书《礼记.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世界大同”这个伟大梦想就一直在鼓舞和照耀着中华民族前进，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理想就将在全球实现。所以，中华现代文化的最高理想的重建必须以“世界大同”这个伟大梦想为最后依归。
我们已知，文化的最高理想指的是一个民族对于共同体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梦想或追求和通向这一境界的核心价值。我们在构建中华现代文明最高理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从我国古代吸取超时代的符合工业文明的精神因素，比如，仁义道德，等等；其次，我们也要从西方文明中吸取符合工业文明的精神因素，比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吸收现实中符合工业文明的伦理价值，比如，诚信、公平、竞争协同、平等、认真等精神因素，以此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同时，我们也必须把“世界大同”作为共同体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世界大同”这一概念虽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概念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已经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和原则。
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追求政治理想、经济理想和军事理想，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但是文化理想居于更高的层次，所以更应该追求，因为后者对前者有指导作用。我们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军事强国和科技强国并最后成为世界超强国家，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缺乏最高文化理想的民族，永远不能不能成为最优秀的民族，也永远不能铸就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所以，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构建中华现代文化的最高理想。
2012-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