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或讨论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仁、义、忠、信等）与民主、自由、人权等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分别从哲学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这三条思路出发，来考察上述关系，为重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提供一点思路，并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想特别指出，讨论核心价值的前提是要区分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一种价值能成为普世价值，不等于就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比如真、善、美毫无疑问都是普世价值，但它们绝非世界上所有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是更热爱美的国家，西方民族相比之下可能更追求真，而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之类可能更崇尚善。而在西方文化内部，有人可能认为，法国人更爱美，德国人更尚善，而英国人更求真。当然这些只是粗略的说法。
又比如，古希腊人崇尚智慧、勇敢、大度、节制等美德，这些美德也许是古希腊或雅典文化的核心价值。但是，你能说中国人不崇尚这些美德吗？你能说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崇尚这些美德吗？当然不能。也就是说，这些美德对于全人类来说是普世价值。然而，只有在古希腊或雅典城邦，它们才成为核心价值。没有人说智慧、勇敢、大度、节制等美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尽管中国人也崇尚它们。
由上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普世价值皆能成为一个民族或文化的核心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的普世价值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世界上的普世价值太多了，但要成为某个民族的核心价值，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一个民族或文化的核心价值，可能是普世价值，也可能不是。比如日本人的武世道精神、西方人的上帝崇拜，也许是某些民族独有的核心价值，但决不能成为所有民族的普世价值。
基于上述，可以得出：我们不能因为民主、自由、人权等今天是普世价值，就得出它们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它们也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成为核心价值。其次，同样的道理，仁、义、忠、信等在我看来也是对全人类普遍有效的普世价值，但是历史上它们只在东亚等少数国家才成为核心价值。如果因为儒家倡导的很多价值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而把它们夸大成对人类各民族应当接受的核心价值，也未必恰当。
那么，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赖以区别的基础是什么呢？如果说，普世价值植根于人性的普遍需要；那么核心价值则更多地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需求。各民族的核心价值之所以千差万别，往往是源于一个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特定的历史传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相比于普世价值，核心价值可能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更有意义，因为它的针对性更强。普世价值正因为太普遍了，所以对某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决不能停留在哲学-形而上学层面上，而必须透过历史文化基础的分析来揭示。因此，让我们从哲学的思路转向文化的思路。
其次，核心价值的“民族特色”导致它很容易走向狭隘封闭，甚至沦落为民族主义、国粹主义乃至于军国主义，如在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因此，我认为对于核心价值要有一种价值的判断，主张它应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为普遍人性的需要服务。“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如前所述，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不是必然对立的。虽然核心价值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这并不是说核心价值只为某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特定需要服务。因此所谓核心价值，在我看来应当代表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基础上指导人们实现人性自身价值的那些价值。所谓建立在特定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只是指针它对特定的文化心理而言更有效而已。事实上，只有核心价值服务于人性，才会成为一个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如果它被某一个民族自身的特殊需要所绑定，将无法支撑一个民族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在我们有条件比较一下前述中国文化传统价值与西方文化价值。我们发现，它们的倡导者们都强调它们是为人性的需要服务的，中、西皆然。与西方理论家强调民主、自由、人权为人性服务一样，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说也一再强调，仁、义、忠、信等价值是出于“为己之学”。所谓“生生之道”，所谓“尽其性”，所谓“仁者，人也”，这一系列说法都表明儒学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成全人；孟子之所以特别倡导“人禽之辨”，内在原因也在于此。
那么，仁、义、忠、信等价值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相比，哪个更有利于中国文化中人性的自我实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文化心理土壤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们在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出路时，往往受文化进化伦影响，从普遍主义的立场看问题，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土壤。从文化心理土壤出发，我要指出，千百年来，中国人是在人伦关系中做人的，而人情则是人伦关系的本质或枢纽。《礼记•礼运》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里“尽心”、“存心”，都是从人情出发的。今天我们读《汉书》或先秦诸子，可以很亲切地体会到，在中国文化中，人之为人的含义在亲情、人情的世界里体现得那样亲切、那样生动活泼。“亲丧，固所自尽也”（《孟子•滕文公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些发自肺腑的修身格言，包含着中国文化之活的灵魂。
明人吕坤云：“六合原是个情世界，故万物以之相苦乐，而至人圣人不与焉。”（《呻吟语》）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是在人情的世界中安身立命的；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精神的安顿，人格的完善，信仰的确立，都建立在对人情的深刻理解和领悟之上。而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无论是五常还是忠孝，无不是要人们去学会理解人情。所谓“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之前提，也包含着这个道理。由此可以理解，建立在亲情和人情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不可能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看成核心价值，不会过度崇尚个人独立于他人和环境。尽管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是儒家传统的应有之义，但是它们在儒家传统中是不能孤立地来提倡的；一旦把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力孤立地提倡起来，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有可能撕裂中国人的人情世界，毁灭中国人的精神安宁，原因也在于它们不鼓励人们体验和理解人情，不引导人们参与和深耕亲情，不帮助人们营造其乐融融的人伦世界。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以民主、人权、自由等为核心价值。
然而，近代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所有革命，包括民主革命、共产革命、文化革命、五四革命等，几乎都把人从亲情中抽离出来，使人成为脱离其生存基础的存在物。当我们把人从亲情世界当中抽离出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也就找不到“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出发点了。所以人也不就成为其人，用孟子的话讲就有可能沦落为“禽兽”了，这也正是顾炎武“亡天下”与“亡国”之辨的要义。我想不管历史如何变化，今天在中国文化中做人仍然脱离不了人情；只要我们仍然要以亲情和人情为基础来建设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仁、义、忠、信等（或者换个说法，即五常和忠孝）就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国文化中“做人”所应遵循的道路，历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让人超越人际关系、追求所谓的独立和自由，而是理顺人际关系，感受人伦价值，体验亲情温暖，接受人情滋润，营造心灵港湾。
第三个思路是历史的思路。要说明某种价值能否或应否成为某民族的核心价值，还有一个很好的角度，那就是诉诸历史的检验。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必须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核心价值是帮助一个民族渡过生死劫难的精神动力，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不息源泉，核心价值是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内在凝聚力；否则我们凭什么说某种核心价值经得起历史考验呢？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追问：几千年来，是中国人身上的哪些品质推动了中华民族历经无数侵略，战胜无尽劫难而不断前进的？我想这些品质不外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忠诚善良、老实本分、自强不息等等吧！大概没有人会说，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力量是追求个人自由、民主或人权，没有人会这么说的！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忠诚善良、老实本分、自强不息这些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品质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仁、义、忠、信等才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因为这些品质都已经包含在仁、义、忠、信等之中了。现代人把“忠”理解为“愚忠”，把儒学理解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自然没有办法理解仁、义、忠、信等之中所包含的那种活泼泼的，和人的生命价值、尊严、意义等紧密相连的东西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进化论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倾向于认为古代中国社会是一片黑暗，是在专制的统治之下，所以凡是维持其制度的价值观，都是反动的。如此一来自然不会接受它们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今天寻找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无法从仁、义、忠、信等之中感受到鲜活的力量，所以才不能接受它们为核心价值。因此关键是我们的心已经和古人不能相通，我们的血脉已经与先辈割断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就很难找到基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本来是现存的，在《论语》、《孟子》当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们和民主、自由、人权也不是对立的（后者可能被我们接受为普世价值，但不是核心价值）。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那么多精力分析、比较和论证呢？
总之，我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缺乏核心价值而困惑，是因为我们的心被遮蔽了。换言之，寻找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理智论证的问题，而是心灵感通的问题，也即解蔽的问题。当年培根写“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讲到人心中有许多假象，什么洞穴假象、剧场假象之类；荀子写《解蔽篇》，也指出人心易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他们所说的人心之蔽更多的是理智上的，而我认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上的人心之蔽，则更多是心灵上的。
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