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欧美日各国开始重续被人为拖后了两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并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化，第三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要解释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还需追溯到35年前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政治的转变、冷战时代秩序的崩溃。
冷战秩序的瓦解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在10多年后，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基本独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在70年代初使冷战格局从两大阵营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下的两强相争。
中国之所以能在美苏两大霸主之间成为第三个力量的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苏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础教育普及和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为依托的现代科技研发体系，同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工农业基础设施。
这些成就中的某些单项，美苏两国之外都有国家达到，但中国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现代工业和文明体系，则除美苏两国之外无人可及。那些美苏的盟国，即便是日本和德国等所谓工业强国，也仅仅是美苏两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已实现工业化、占世界人口1/5并成功将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中国，不管倒向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美苏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发生根本的逆转。
此时，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却迥异。
在西欧、日本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20年后，经历朝鲜、越南等多场战争的美国，不得不赖账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力量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而苏联则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其产出达到美国的2/3左右，扩张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苏联主动把中国推向美国——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完全是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认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举，而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国人的下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与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大门打开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结束“文革”，为中国新领导集团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正是“冷战”秩序瓦解的序幕。
中国改革开放并与美国和解，对此后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两大影响：第一，中国不再在反体系运动中当头；第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冲击并最终全面改变和重组这个体系。
而处于长期僵化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苏联，面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根本无还手之力。从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来越无法按原有的方式继续统治。
更不幸的是，此时苏联已高度僵化的体制只能选出戈尔巴乔夫这样政治上“无比天真”，同时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的领导。于是，1991年苏联解体，为“冷战”秩序完全瓦解画上了句号。
美国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时代，是因为1991年以来迄今的人类历史，并未产生类似英帝国霸权、冷战秩序这样的稳定秩序，而只是一个冷战格局崩溃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后冷战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的是美国“一霸独大”、因暂时饱餐冷战红利而回光返照的10年。
对美国来说，冷战胜利的红利直接来自两方面。
从军事遗产看，一方面，美国不必再消耗大量财富用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美国军费从80年代末期占GDP的近6%，直线下降到克林顿后期只占美国GDP的3%。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时期积累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又可以放心地被民用化。于是，美国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因冷战胜利积攒的全球信心，引导了世界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从资金上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美元霸权。
美国冷战红利的另一来源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拆除了各国边界的藩篱，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让发达世界的制造业资本找到了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的新组合，它们向美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增进了美国民众的福利，压低了美国CPI，进而是利率，让美国经济极大受益。
于是，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出现了长期稳定的低通胀高增长，达到二战后可类比50、60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荣期超长。
但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有巨大的副作用。
1992年后，当东亚、欧美资本蜂拥而入后，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所积攒的巨大工业制造和配套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态势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过过小日子的东亚小国，很快丧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优势地位，经济开始泡沫化，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欧美剩余投机资本冲击下，东亚危机出现，这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制造业转移至中国的趋势。
90年代的IT革命也进一步使美国迁出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产业外移的地区从70、80年代的东部，蔓延到90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个国家，作为工业时代经济基础的美国制造业日趋衰败。
另一方面，缺少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榜样，资本的自由流动使美国底层力量受到削弱，社会运动沉寂，精英阶层的利益恶性膨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丧失动力，50—70年代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种趋势也在全世界蔓延。
此时，中国产业出现了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东南沿海一片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中国长期军备废弛，军工订单稀少并被推向市场，趋于破产；大多是国企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因国企弊端和发达国家长驱直入进入中国市场，陷入严重的整体破败中。
在政府财政上，原本依靠国企征税的中国财政，逐渐降到只占GDP 1/10的绝境：一方面，中央财政因为10多年财政包干制基础上的财权分权，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钱；另一方面，因国企普遍破产和经济破败，地方政府同样入不敷出，乡镇不得不自寻财路，向贫苦农民大量征收税费。而随着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以及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底层被甩出，社会矛盾异常严峻，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社会的这种奇怪景象与高度的权力、利益分化，让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的知识分子日益分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国人对中国到底是在崩溃之中还是在发展之中展开了激烈争论，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论据。
美国人更为困惑。美国瓦解苏联后必须寻找和对付新的挑战者，但按当时的态势，他们难以确定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对手。他们可以选择冒险，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或者是等待中国内部自乱，不战而胜。
但美国的问题是，它是民主制国家。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坏的统治，但却是一种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从来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者、追认者，在常态中，各利益集团和各种主张谁也很难完全压倒谁。除非是南北战争与1929年大危机这样高度危急的情势，美国统治阶层很难完成意志整合。中国还未直接与美国对抗，但又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核大国，与中国更直接、激烈的对抗风险太大，美国强硬派很难说服各利益集团冒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首鼠两端之际，美国开始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制造业外移，进而是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及资本过剩，然后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终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美国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灭和大股灾。继而，美国更不幸遭遇了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这完全打乱了受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部署。
“9·11”后美国的战略歧途
IT泡沫破灭后，美国不得不首先拯救经济，维持国内稳定，它面临这样的局面：
格林斯潘所采取的低息货币政策以及低息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导致经济增长必须以低通胀为前提，而低通胀必须靠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来压低CPI；就货币市场而言，只有中国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才能让货币供应更充分，也才能继续压低美国利率，为透支的美国人和政府继续提供低廉信贷，为美国经济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调整了战略，主要力量从对付中国转向对付恐怖主义，于是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这都必须有中国的配合，因为中国在联合国能让美国师出无名，如果中国给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权以军事援助，战争可能永无穷期。因此，美国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防止与恐怖主义和中国两线作战。
与此同时，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正在达到高潮。
以房地产、城市化为带动，加之随后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大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的狙击，中国大型国企的出让暂停，国企主导的中国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也因市场需求带动而重现生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化纤以及装备制造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
原本就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纺织、玩具、家电等轻工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更加如鱼得水，几乎击垮了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场份额。
总之，中国已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
短期看，这种增长方式纯粹是贫穷的中国为富裕的美国输血，中国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损失；长期看，美国产业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钱度日，是在饮鸩止渴，丧失了最根本的竞争力，而中国则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债权国和美国最大的债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
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或拉美化？
以90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一个奇迹。
中国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的崩溃，原因颇为复杂，概括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些更为主要的原因。
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秩序，而苏联出现了政治崩溃和国家治理的大混乱；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拥有几千年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经验，建国后从未建立真正的苏式计划经济，国企实行中央与几级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公社与村镇的乡镇企业也未被纳入计划中，因而原本就是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体制弹性非常大，各主体市场经济经验丰富；在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国企的生产组织体系虽然困难越来越多，但并未在短期内崩溃，这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环境；在最困难的90年代中后期，虽然内地破败，但中国沿海繁荣的出口型经济缓和了危机，提供了就业、财政等社会和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撑。
为什么中国没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在经济开放后发展成依附性经济进而拉美化？这与中国的起点和体量有关。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世界在美苏之外唯一自成一体的工业经济体，从轻工业到装备工业、石化工业，再到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国都积累了制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因而具备产业自我升级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体量足够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经过90年代的激进私有化和外卖过程，10年还未卖光。尤其重化工领域的核心产业，进入新世纪时大多还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经济规模小的小国，几年之间主要产业就能被卖得精光。
再次，中国政府从不曾放弃对金融、主要资源、重要军工以及电力电信等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全球最强大的左派传统，直接制约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独大，也制约了政府的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激进化。2004年前后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就是例证。
当然，所有支持中国发展至今的前提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便形成了一个可与美苏比肩的独立意识形态和独立国家政权，这与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均为政治或经济依附性国家不同。
除了开放之外，10年来由房地产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随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体制才能发生。
中国显示出巨大的竞争力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不同，也与日德崛起不同，其全面性和规模更大。原因是：
首先，中国的体量太大。不仅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国革命时代形成了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彻底的妇女解放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工作，这让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统，使得中国的庞大人口顺利转化为最丰富的各层次人力资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时代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低端轻工业、中端重化工业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中实现了各层次各产业的系统覆盖，有全领域技术、人才等产业积累。
再次，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中国高端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低端产业自2004年之后实现了内部梯度转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撑下，逐渐在各层次各产业依次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
“9·11”后的10年，中国开始在全球显现自己的巨大实力。
在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重化工领域，中国实力靠近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国家。
在纺织服装、玩具、小电器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相对中东、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业化国家拥有巨大优势。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领域，中国也已经开始接近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才能具有的优势。美、德、日等国高端产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还能长期保持优势，但在中国的投资，很快会发生技术和产业外溢，被具有产业基础的中国同行不断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未来
由于中国人口是苏联的8倍和美国的4倍多，是整个世界的1/5，因此中国继续发展的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将让世界无法容纳。
世界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受国界、语言、文化障碍限制，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业化。此前，在金字塔顶尖的完全工业化的人口，包括美、苏、日、德、法、英等各国，加起来也远不到10亿，还被国界、语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国家，分工效率远不及整合后的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将继续迅速提高，10—20年内，中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虽然“民工荒”已在中国出现多年，工人工资上涨迅速，但中国10年内还将保持竞争力：一方面轻纺工业和加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节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节省出上亿工人。
而如果继续坚持出口，亚非拉那些资源较少的半工业化国家，甚至东欧、南欧国家，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它们的失业、贫困、债务等经济和社会政治困难还将深入发展。
再看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这些行业还不超过10年时间，但已经击败了欧洲、亚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仅剩德国、日本、法国的高端产品还在与中国竞争。10年后，中国在高端领域将完全可以与德、日直面竞争。
美国以航空等军工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是个例外。中国至少还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追赶得上。但在那之后，美国可能除了农业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也将难与中国竞争。
在2008年危机的第一波，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鉴于1929年危机的前车之鉴，为了避免进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那是在经济危机的初期，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激化。如果危机如2011年这样继续深化，政客们将一定会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稳定问题，实行经济民族主义。
实际上，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失并不大。但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从中国“断奶”，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可能瞬间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业资本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即便发达国家的各利益集团能说服或者压服那些外贸部门的资本，在政治上承受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胀进而是利率也会让他们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会降低其国内的两极分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当，高企的通胀会激起底层的造反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危机深化，全球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一定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将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机的深化，还将引起政治危机。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资助代理人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开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打起来的。只不过，这次深受贸易保护之害的是中国。
但中国刚刚在工业上崛起，军力短期内不足以压倒老霸主。中国的继续发展还有另一个限制：二三十年内，世界不少主要资源可能耗竭，人类如何生存？
这一问题及其后果同样难以估计。只有可控核聚变能大体解决能源问题，但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似乎还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迹象。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很可能就快遇到生死考验，大家都装作看不到，以为如同以往一样，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9世纪末到二战后，美苏面对的世界存在两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没落和崩溃横扫了资本主义的威信，而前苏联的解体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已失去了道义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的废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开始的整个人类的混乱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源危机面前的不可持续性已暴露得无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长期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因而现在无法定论：这仅仅是新一次权力中心转换引起的大混乱与大动荡，过后再重建中心与外围的秩序，还是会为人类带来新的方向和文明？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每次大危机，都是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机遇。现在，如何将“改朝换代”式的资本主义世界权力中心的转换，变为新文明崛起的机遇，便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者单位：《社会观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