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2年伊始，面对步履蹒跚的世界经济复苏，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上个月月底落下帷幕的第42届达沃斯论坛中，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贯穿论坛议题的灵魂。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这类此前西方主流舆论中绝少出现的“政治不正确”语句，近来也突然涌现在美欧各主流媒体中。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甚至以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主流社会终于开始直面资本主义的“病人身份”，“资本主义病了”已经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底层到决策层的共识。
鉴于美国经济依然陷于停滞，欧元大厦摇摇欲坠，资本主义经济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资本主义仅仅是经济出了大问题？当然不止如此，资本主义政治也出了大毛病，泛滥美欧的“占领运动”与城市骚乱就是明证。
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病人最大的忌讳就是自欺欺人，不承认自己得病，不配合医生的治疗工作，这样下去最后遭罪的还是其个人。然而，在资本主义“患病”的事实面前，西方国家有些人还是不甘于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缺陷，反倒是归咎于其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由此看来，“病人”资本主义距离“认清事件本质”，彻底“洗心革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资本主义真病了？
资本主义病了。看来，这不是一个旁观者的幸灾乐祸，而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底层到决策层的共识。资本主义之疾最戏剧化的呈现是一度风起云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后欧美各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金融时报》日前甚至以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今日资本主义的病症之一是贫富分化加剧。金融行业在过去二三十年迅速膨胀，出现“赢者皆得”的经济模式。华尔街攫取了大量社会资源，1970年银行高管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倍，现在则是400倍。经合组织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宣称，美国最富有人群 “获得了过去30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全美穷富之间存在“强烈冲突”。美联社说，美国贫富阶层处于24年来最紧张状态。
资本主义的另一病症是经济持续低迷。自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崩溃。美国政府虽然数度采取财政及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收效并不明显，失业率长期在9%左右的高位徘徊。在欧洲，过去的2011年，多国经济陷入低迷，而经济不振则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福利削减。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病因的诊断书里，很多分析者提到了“道德”二字，或者说“利己心”过分膨胀。不可否认，“利己心”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促进竞争、分配资源、引导创新，但“利己心”并非始终符合社会利益，它同样诱发市场垄断、社会不公、资源过度消耗……成功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利己心”，还需要更广泛的道德观念。
现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说：“企业家蜕变成为奸商，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企业家的收益只有在与他的活动对社会大致上且在某种意义上做出的贡献有所联系时，才能得到容忍。”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发表讲话，呼吁创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他对新型资本主义的首要构想就是“社会责任”。卡梅伦说：“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体，企业也有责任。”
资本主义哪里出了毛病？
英国《金融时报》征集一组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Crisis)为主题的文章，这在5年前简直不可想象。现在FT这么做，反映了两点：一是舆论的恶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业国家的实际状况都令人苦恼。
美国人向来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然而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仅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则不然。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按照新近的标准，在美国前三次选举中，获胜者都经过了浴血奋战。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左翼胜出；2010年选举中，右翼全面获胜。然而，鉴于右翼中间兴起了“茶党”，而左翼出现了“占领运动”，在今年的选举中，候选人们必须比往年更加奋力拼搏。
那么，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是否有其道理呢？这取决于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我们眼下的问题是当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还是有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法？能够想到更好的选择吗？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宗罪
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宗罪》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这是因为西方犯了三点错误。
第一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而不是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概是以下思想观念的最大受害者：市场总是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严加监管。这种信条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不过没有一个亚洲社会深受其害。相反，亚洲人认为，缺乏良好的治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发展。
要使资本主义良好运转，政府必须扮演监管的角色。许多西方政府都忽视了这一点。雪上加霜的是，西方还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被广泛认为创造了大量“价值”的金融服务业。在一段时期内，就像所有完美的庞氏骗局一样，情况看起来的确如此。但现在水落石出，这个行业并没有创造任何实际价值。
病了的西方：各界名流开始反思资本主义
在那本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的最近一期封面上，不再是某个诺奖获得者或企业领袖的头像，而是令人惊讶地换上了被称作共产主义者代表的列宁。在《金融时报》这份著名的报纸上，各界名流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当然，少不了像格林斯潘一样的人写文章为资本主义申辩。
鉴于美国经济依然陷于停滞，欧元大厦摇摇欲坠，资本主义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比这场现实危机更深入的，是西方有些人面临的精神危机：思维混乱、胡言乱语，还时不时地对着周围的人大声骂上两句。这不是典型的精神病，又是什么？
韦伯在那本影响持久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精神层面对资本主义作了很好的注解。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把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当成一种尽职尽责的行动，视为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但这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的，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而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力。
但随着技术创新和获取财富的手段增加，资本主义精神逐步退化到只知“赚钱”、不顾“道德”的一种境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数量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了23.5%。
曾经鼓吹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的福山，转而意识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构成了挑战，否则，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来得这么猛烈。但也有论者指出，他的思维也只是局限在美国国内，他没有意识到，美国中产阶级之所以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正是现行经济体制所维系的全球不平等状态。
病了的西方，在事实面前，还是不甘于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缺陷，反而对亚洲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大加嘲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提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也没必要为西方的危机欢呼跳跃，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但这只是失败者自欺欺人的恫吓。两相对比之下，亚洲和其他国家正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活力。人有病，尚不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质疑资本主义在西方集中爆发 争论哪种模式可取
“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这类此前西方主流舆论中绝少出现的“政治不正确”语句近来突然涌现在美欧各主流媒体中。在被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论坛中，第一场活动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神话”：它等同于自由、民主，所有人都能在这一制度下致富，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在打破这一“神话”。在最富裕的美国和西欧，“为吃饭问题发愁”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最大问题；在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印度GDP的1/4。
面对着这场制度性的危机，西方舆论纷纷提出用各种模式来修补“漏洞”，最热门的要数中国模式。尽管多数西方学者和政客认为绝不可能“学习中国”，但法新社援引西方一跨国公司老板的话说道：“如果西方不在三四年内马上改变，我们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美国《时代》周刊1月30日一期文章】题：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入第四个痛苦的年头，几乎所有能为衰退承担罪责的人都没能幸免。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灾难爆发后，诋毁贬损之声不绝于耳。鉴于今年很可能又是惨淡的一年，而且缺少现成的解决办法，所以大家瞄准了一个新目标：资本主义本身。
引发公众不满
原因显而易见。由于就业岗位仍然稀缺，欧美中产阶级家庭的福利吃紧，按照目前的运转方式，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都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
目前仍在美国就业的人们无法像他们的老板那样从资本主义当中获取大量好处。作为华盛顿的智库，政策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平均来看，美国大企业CEO在2010年的收入为108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8%。普通工人的工资则为33121美元，只增加了3%。按照这种水平，CEO的收入比雇员高出325倍。
当然，资本主义以往也曾多次遭到批评。卡尔·马克思的名言是，压迫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固有组成部分，但资本主义大范围地消除了贫困；促进了医药、信息和交通领域的创新；通过贸易和金融把国际社会结合在了一起。
资本主义能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 “从不会墨守成规。它之所以能得以维系并繁荣发展，是因为它在困境中一次又一次地改革。 “大萧条”的苦难引发了一场促使资本主义实现平等与稳定的运动，从而加强了政府保护和管理—— 就是新政和欧洲福利国家。后来，为了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资本主义不得不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繁荣。如今，在旷日持久的衰退中，资本主义面临着又一个拐点。全球金融部门仍然境况不佳，普通百姓遭受着奠大痛苦，资本主义再次需要变革，要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衡，减少反复爆发的灾难。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必须改革，而在于如何改革。
面临改革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答案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无休止的关系变化，而这种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多次迂回转折。“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布雷说，优先重点是应该加强对银行业者的管理。政策研究所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专家查克·科林斯呼吁实施税改，增加向最富有的人征税，阻止他们钻避税天堂的空子：实施新的企业规定，加强劳工和社团对公司管理的影响力；限制大企业向政界人士捐款和展开游说的能力。科林斯认为，“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
不过，可供政府采取的手段也许并不多。由于债务和赤字急剧增加，工业化世界的各国政府被迫削减保护穷人的社会福利开支。债务还迫使政界人士进一步放宽资本主义的自由度，取消创业限制，放松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竞争力。西方各国政府没有采取拯救措施，而是发出了撤退的信号。
英报文章：只有市场能解资本主义之毒
金融业因准入门槛高而不会面临突如其来的竞争，它负责处理通过政府指令来定价的一种特殊商品的供求，那就是金钱。甚至在它准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得救助埋单的时候，它仍在将巨额奖金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资本主义，但不是自由市场。
我们必须区分“市场”这个词的两层含义：一是指“商业”，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交流商品与服务，进行消费，而且可以自由竞争。这样做的结果是创新、高效以及质量与价格的全面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规章制度除了用来制止垄断和强制执行合同外，几乎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
“市场”的另一层含义是赌场，在这里可以购买、转卖(比如股票)并从事投机活动。这样的市场对于资金配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容易大起大落，而且需要监管。它们还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而且往往会形成垄断。
西方从中国模式找出路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月3日文章，原题：失望弥漫在达沃斯上空
出席达沃斯论坛的西方贵宾因遭遇信心危机而惊慌颤抖，指望中国出手相救。与会领导人宣布，资本主义本身已陷入危机。论坛创立者克劳斯·施瓦布声称，资本主义目前的形式已不适应当下世界。
事实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和驱动力目前依然发展良好。但问题出在资本主义的“政治侍女”——全球化身上。资本主义从监管的牢笼中释放出来后，近期显示出对孕育培养它的西方的不忠。如今，资本滚滚流向金砖国家，寻求更高回报，又令脆弱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金融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国自由流动，但人力资本却不能。要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的方法是消除国家政权，这样人就可以成为绝对的经济自由人，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从自由市场中真正获利。但事实情况是各国人民都愿意在自己国家生活，并希望本国经济繁荣。
要想实现资本、贸易和人力资源的无国界，还任重道远。但只有这样，全球化才能从零和博弈变成双赢。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有目共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策略也给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经验。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在探讨转型和重建新模式时将中国经济作为主要内容。西方国家都想从中国经济中找到良药，医治当前的全球经济。（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彼得·李，张博译）
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题：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这难道不奇怪吗？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继续争奇斗艳。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议活动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比如“占领运动”。这场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仍然没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众多问题都包含着一个核心因素：抨击金融业。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
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
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玛雅历法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到来。（来源：新华国际 作者：奥特马尔?伊辛，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曾为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
英报：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英国《金融时报》1月28日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这是一幢房子，还是一个家？是新印度的神庙，还是游荡着新印度幽灵的货栈？自打“安蒂拉”出现在孟买的阿尔特蒙大道之后，这里便和以往不一样了，发散着神秘和淡淡的威胁。“我们到了，”带我来这儿的朋友说，“向我们的新统治者致敬吧。”
安蒂拉属于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我应该看看这些对它的介绍：有史以来建成的最昂贵住宅，27层楼，3处停机坪，9部电梯，空中花园，舞厅，气象室，健身房，6层楼的停车位，600名佣人。可看到那一面垂直草坪时，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固定在一张巨大金属网格上的草坪从空中倾泻而下。草坪由一块块干草皮拼接而成，有的地方出现了脱落，掉下一块块整齐的矩形草皮。显然，“涓滴理论”失效了。
但“喷涌理论”却起到了作用。正因如此，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分之一。
坊间传言（《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或至少是曾经传言，安巴尼一家并没有住在安蒂拉。也许他们现在正住在里面，但人们仍然在背后议论着有关幽灵、厄运和风水的话题。我觉得这全怪卡尔·马克思。他曾说过，“资本主义...... 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够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同样在我们身边的，还有那些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安巴尼的个人身家超过200亿美元。他持有信实工业的控股权，该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合470亿美元），旗下拥有一系列全球业务。信实工业持有Infotel 95%的股权，后者数周前收购了一家媒体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设有电视新闻和数个娱乐频道。Infotel是唯一获得4G宽带全国性牌照的公司。安巴尼还拥有一支板球队。
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第四次变革
西方国家如今在努力为资本主义制度重整旧河山,而东方则希望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
欧洲各国政府为何无力解决单一货币危机呢?美国又为何无法解决预算赤字问题,并结束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呢?抗议者们为何去攻击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其他许多问题,我在韩国首尔无意间找到了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我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就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这一课题发表演讲,并在韩国宣传了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场金融危机后将走向何方。没想到该书成了畅销书。人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这本书的书名:《资本主义制度4.0》。
“资本主义制度4.0”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变革。前三次变革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
我在韩国、新加坡等地与很多人士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支持以下说法:因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与2008年遭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制度大相径庭。这场变革不只是调整一些规则或换下一些无能之辈。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正是不断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所在。
在亚洲一些国家的不少人士看来,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亚洲人如今可以认真审视如何打造新式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了,这种制度将在社会领域产生不同于危机前的结果。在打造比这次危机期间已崩溃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公平、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政治和市场应各自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人们进行的辩论可能令人倍感鼓舞。
这与美国和欧洲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发生了“占领”运动以及围绕抗议出现了各种言论,但西方政客们如今想的全是去修复旧制度。德国坚持旧式的中央银行制度,由此在破坏欧元的生存。美国共和党人将任何表明对百万富翁征税额可能高于危机前水平的迹象谴责为“阶级斗争”,而民主党人则对改革50年前修改的社会福利制度持完全抵制的态度。西方国家政府甚至没有考虑增加小企业和抵押贷款,因为这么做会干扰管理层的特权。
如果西方国家政客拒绝接受新的经济理念,他们就无法为打造不同于且好于危机前状况的未来提出想法。因此,如果西方政界丧失方向感并令选民大失所望的话,我们不应吃惊。如果下一个亚洲对西方的出口大幅增长过程,不仅包括新产品、还包括新理念的话,我们也不应吃惊。（摘自《参考消息》)
新报：现代资本主义暴露五大缺陷
首先，即便是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也无法给公共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水——进行有效定价。缔结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失败显示出了机能停滞的症状。
其次，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导致了异乎寻常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差距在‘定程度是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简单副产品。人们对于史蒂夫·乔布斯的成功并无怨言，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巨大的财富使团体和个人可以收买政治权势，而后者又能帮助创造更多财富。只有少数国家—— 例如瑞典——能够在不让经济增长陷入崩溃的情况下阻止这种恶性循环。
第三个问题是医疗保健的提供和分配，这样的市场不符合对于确保经济效率的价格机制必不可少的多项基本要求——它首先让消费者难以评估他们所接受的治疗的质量。
这个问题将会变本加厉：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老龄化，医疗保健费用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无疑将会上升，在几十年内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许多国家正在遭遇这样一个道德难题：如何在避免医疗服务获得方面出现巨大不平等的同时，维持对生产和消费的激励——这个问题在医疗保健领域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市场。
讽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公众运动敦促个人更加关心自己的健康，同时义培养着个诱使众多消费者吃下极不健康食物的经济生态系统。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称，有34%的美国人肥胖。显然，常规尺度下的经济增长——意为增加消费—一无法菩始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