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感知，与他国对当今美国的认识恐怕相差无几，即美国正处在四大困扰之中。

其一，全球化时代，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力量在重组世界制造的同时，也在逐步抽空美国等国的国内制造业，造成这些国家难以挽回的就业流失以及与此相伴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

其二，美国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已长期预支其财富与繁荣，因此造成其民众与国家惯见的财政赤字与日益高涨的国家债务，这已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健康与它对世界的政治影响。

其三，美国因政治内耗而难就财政平衡达成共识。受选举政治的压力，美国两党在财政平衡问题上既难以就增税开源达成一致，又难以脱离各自党纲就优先节流项目取得妥协。

其四，美国周期性的对外扩张虽已进入新一轮的全球收缩，但其国家政治基因和利益诉求使其无法接受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美国面临重大困难但仍寻求世界主导，不免力不从心，因此引发的内外矛盾还将继续耗损国力，加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

上述四方面问题，有些是时代使然，有些为美国独具。全球化引起的世界制造业重组，并非美国独有现象，因此引起高失业和分配不公加剧是当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通病。西方福利制度正给其财政平衡带来严峻压力，公共开支失控也绝非美国一家，而竞选政治恰使增税节支难以取得共识。属美国独家之怪的，则是美国的超高开支。美国为此长期高度透支，使国家肌体深受侵蚀，其来源就是美国主导世界的独有定位。

如果说在冷战期间世界处在两极对立，美国的成败得失更多与其盟国的利益发生正相关，那么当今美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很多是它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互动的必然后果。

发展中国家开放劳动力市场，中国也放弃自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无法克制逐利冲动，而新兴市场本身既无意图也没能力学习西方曾经使用过的“炮舰政策”以胁迫外资涌入。即使他国本币被刻意低估，但美国政府并未因此禁止本国资本投向他国，而是在支持美资在他国获利的同时，通过其他手段来调节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可以说，在支持美国资本海外逐利与保护本国民众就业的平衡中，美国两党总体都倾向前者，至多只是采取象征性措施，安慰本国失业人群。

美国惟利是图，使其获得巨大的短期收益。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目前并未消耗世界最多能源，而在获得最多财富的同时，它将伴随经济发展的环境负担留在了世界各地。美国即使在过去的年代发动了两场战争，它仍经济将近增半，而其新增的零头几达中国经济总量，尽管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了三倍以上。

但是，美国无法摆脱的经济短视，又使它以最快速度培育起自己的竞争者。过去十年中，以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美国十倍，经济规模已从美国的10%增大到40%，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已从美国的近1/20缩小到1/7。中国的快速崛起，虽本质上源于中国开放和民众劳作，但若无西方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若无西方开放市场，也断无可能。如今美国虽仍对中国等新兴市场拥有相当的综合优势，但其领先程度已今非昔比。担心中国的走向，担忧受到局部挤压，尤其是担心受到不当竞争，正日益成为美国的焦虑。

正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在大体是由西方制定规制的国际体系中与世界“平等”竞争，这才有了当今国际力量平衡的改观。说是“平等”竞争，其实也不那么公平。毕竟当今世界的政经金融规制多由西方根据其利益而制定，而后来者只有接受的份。况且中国在美国延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仍被迫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这使美国实在无法不接受中国在这种处境下的发展，这恰是美国与中国就短期和长期利益博弈的困境。

看到美国的相对衰弱，不能不同时看到美国的强大。至少也有四方面。

其一，美国政治制度之设计有着相当的纠错能力，尽管最近十年它在避险上问题成堆。美国不搞终身制，其权力制衡既妨碍凝聚共识，也使明显的错误难以长期维持，因此美国不会因它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赐予其他国家超过十年的发展机会。

其二，美国的价值观仍能凝聚世界上相当一批国家，反观现阶段的中国不易在价值观和制度设计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其三，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教育水准仍是世界一流。虽然美国创新之后的制造业已在快速流失，但伴随创新制造的核心利润仍由美国把持。虽然美国基础教育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但它仍主导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

其四，美国军事能力依然举世无双，不少国家获得美国提供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美国诉求“重返亚洲”，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呼应。

中美就此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国设计了两国共赢的经济合作，迄今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因此也从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变成了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对华投资的本质是牟取私利，却因此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出于自利而购买美国国债，客观上给美国金融输血，包括延续海外动武，尽管后者本身并非中国之直接目的。美国财政更为失衡，美元地位起伏不定，中国的美元资产也就面临更大风险。正因如此，中美相互看待与相处，都在力量认知与心态对比上发生着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