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货币政策在未来的施展空间有限
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上升趋势，原油、基本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上涨，天然气、水、电等公用产品的长期低价管制将实现市场化定价，土地和环境的硬性约束日益强化，决定了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快速增加。到2011年12月，广义货币（M2）余额已高达82万亿元，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188%，远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常为20%—80%）。多年来，利率偏低和基础货币超发导致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2010年开始先后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15.5%提升至21.5%的历史高位。由于存款准备金工具自身的缺陷，信贷持续紧缩引发民间借贷利率高企，30%至50%的年借贷利率成为普遍现象，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微型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凸显。成本上升、借贷利率高企、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叠加使得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生存状况甚至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还要艰难，引发不少企业资金链条断裂、老板“跑路”等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中枢将系统性上升，今后通过货币和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货币政策总体上应该保持稳健，以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同时，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信贷结构，对中小微型企业采取微调的定向宽松政策，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二、扩内需、促消费——能力建设是关键
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欧美国家经济将增长乏力，中国外围出口市场需求将出现下滑。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消费需求的贡献比重普遍占六成以上，而我国与此相反。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失调，严重阻碍了我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扩大，内需不足一直制约着国民经济走向新的平衡。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能力建设非常重要。目前我们的困境是：一方面很多高端的内需我们缺乏提供能力、缺乏竞争力，中国的很多内需市场被外国产品垄断，比如高端设备、高端消费品，近期风靡全球的iphone就是典型代表，中国的内需被许多外国产品占领；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富人跑到国外去刺激他国内需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产商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力。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时期，如果城镇化持续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如果能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每年能使5%的农民工约1000万人实现市民化转变，使之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估计将使中国在2011—2015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上升约0.9—1.2个百分点，将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和新兴服务需求。
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支撑是服务业。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要在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应调整和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创新组织形式和服务措施，提升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促进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从根本上来说，要靠提高中低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有钱消费。实证测算表明，财政基本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增加0.2个百分点。其中，增加社保和医疗支出的效果较为显著。当前，可积极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有序解决有条件农民工进城落户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确保进城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步实现同等待遇，建立起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三、调结构、惠民生——财政政策大有可为
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转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大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这些恰恰是财政政策最能发挥其作用的领域。
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经济内生发展基础和改善民生能力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支出要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着力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综合利用行业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基础设施、企业节能环保等领域，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要充分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偿等手段支持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加强薄弱环节，优化投资结构，并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我国经济的内生和自主增长基础。
二是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大力提高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大力提高农村和弱势群体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比重。加快推进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建立起地方政府大宗、稳定的主体税源支柱，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着力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三是加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力度，促进垄断行业和部门改革，统一纳入预算管理。当前，央企税后利润上缴比例最高才15%，明显偏低，提高5—10个百分点有利于缩小行业垄断造成的贫富差距和增强中央财政提供民生支出的财力。因此，应提高央企利润上缴财政部的比例，扩大征收范围，加快向金融、部属国有企业推进利润收缴，真正实现“资产全民所有、收益为民所用”的原则。
2、加快税制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在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同时，注重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问题，逐步消除交通运输、建筑安装、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原来存在的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增值税收入所占份额将一下子升至50%以上，要进一步降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
二是要加快推进资源税、碳税改革，建立起一个包括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碳税、技术标准和管制在内的多元化减排体系，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尽快把资源税的覆盖范围扩大到煤炭、基本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现从价征收，适当提高5%至10%的资源税税率，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
三是加快推进房产税的征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要加强房产税普及教育、增强共识，减少国民对房产税的误解和抵触。房产税的征收实行从量从价综合征收，健全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财产保护制度以及合理的财产评估、财产交易制度等，将短期调控和中长期配套改革结合起来把握，作为收入调节的重要手段。
四是在税收优惠方面，要更多地为中小微企业、民间创业者提供良好税收环境。目前我国对小微型企业的税费优惠是阶段性的、碰到困难而出台的临时政策，缺乏长期的税收规划。要建立起进一步减少创新性企业、文化企业、“三农”及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中小企业税负的制度性安排，并长期依法执行。例如，应加快落实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食品价格稳定；加快完善企业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及促进环境保护的所得税优惠办法，等等。
3、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提高先进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的转换效率
目前，尽管我国财政科技总投入仅次于美、日，但成效有待提高。我国科研经费仅40%用于产业项目，新技术的产品转化率较低，新产品、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困难，科技和专利的转化率只有10%—15%，远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70%—80%的水平。因此，要优化投入结构，突出对这三大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提高投资效率。
一是“前移”财政投入，越接近产业化的成果越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应加强政府采购立法，落实政府支持性采购政策，加优先支持本国产品；加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补助资金、低利息资金和政府风险投资对产业化项目成长期、创业期的资金支持力度。对同一个科研项目，越接近产业化，给予的资金总量和比例应越高，重点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化最艰难的路程。
二是加大对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信用担保、财政贴息、固定资产折旧、企业创新基金、创业资助、税收减免、周转金贷款等方式加大企业科研支持，提高中小企业在科研经费分配中的比重。设立财政科技引导基金，对参与促进科技产业化的社会资金给予配套，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参与科技产业化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给予上述财政支持。
三是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建立问责机制。要加强经费管理的监督，大力加强对科研单位的审计。加大市场化和透明度运作，建立完善专家匿名评估体系，减少垄断，对科研资金的获得按照“谁的项目市场最认可、专家同行最认可，而不是行政权力最认可”的方式运作。改革一次性的、平均普惠式的投入模式，在科研、初试、中试、产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各阶段，每推进一个阶段，增加一部分投入。建立信用档案，越是以往产业化效率高的企业和机构，给予的财政支持越大。对于弄虚作假的企业和机构，建立黑名单并且公示，建立完善惩罚机制，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脚踏实地从事科研及其产业化的专家和企业。
（作者：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