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他卸任之前对越南进行了突破性的访问，此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在越南的身后对寮国和柬埔寨进行了国事访问。江泽民造访寮柬二国，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外交突破，但中国国家元首的大驾亲临这个有“印度支那瓶口”别称的是非之地，却也属历史上破天荒的头一遭。中美两国突然都把注意力再一次都投向了印度支那，背后的意味非同一般。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印度支那曾是中美两国间接战争的绞杀场，美国以失败者的身分黯然退出。今天，台海两岸上空的战争阴霾越来越浓密，这一地区似乎又成为新一轮中美战略较量的要冲。
美国此举的意图显然是想利用越南紧逼中国，如果美国能够确立它在越南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将直接威慑到中国的南海。这手棋来势不善。中国直入寮柬，不管是否能对美越可能的合作起到什么作用，确也属合理的应手，寮柬两国历来就对越南吞并印支的企图高度防范，中国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政治依靠。由于地缘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对越南每一个动向非常敏感。尤其是在克林顿访越之前的两项发展更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觉，一是美朝关系解冻，这就基本上消除了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安全和战略隐患，二是美国突然加强了在关岛的军力部署，联系到台海两岸局势，美国的这一举动令中国政府异常担忧。眼下，美势力又扩展到了越南，对中国围堵之态势已跃然纸上。五十年前，毛泽东曾经担心美国的三把匕首插会在中国的头部－－朝鲜、腰部－－台湾和脚下－－越南，并为此而同美国打了两仗，没让美国在朝越两地得手。但时过境迁，今天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竟然得到了朝鲜的欢迎，将来美军取代前苏联进驻金兰湾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美国这次虽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积极拉拢越南，但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真能有什么斩获，还难见端倪。在另一边，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寮柬两国，特别是政治上未完全稳定的柬埔寨对中国到底具有多大战略利用的价值，这同样是个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开始动作了，局势的发展对中国是相当不利的。我们应该严重关注此后的局势发展，并必须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安全环境作一评估。
（一）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
东西方两大势力在西太平洋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维持着战略对峙的局面，朝鲜半岛、日本、台湾及东盟一直是美国亚洲战略前沿的四大支点。五十年来东西方势力在亚洲对峙的阵线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但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这个对峙从内容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从美苏两大势力为主角的对峙演变成中美势力的对峙。这个对峙实质上就是一场新的冷战。与美苏对峙相比较，中美对峙最大的特点是战略的不对称性：美国是强大的、积极的和进攻的一方；中国则是虚弱的、消极的和防御的一方。这种不对称性一方面模糊了中美对峙的冷战性质，另一方面增加了冷战的不稳定性。美苏之间之所以能维持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原因就在于美苏对峙的战略对称性。美苏军力相当，双方的战略攻防互见，更关键的是苏联在对峙意识上甚至还比美国更积极，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曾当着肯尼迪的面宣称将要埋葬帝国主义。反观中美对峙，中国在军力方面根本不具备对美国的常规打击能力，海空军实力只能和印度论伯仲，这就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完全没有战争的主动权。与美苏对峙最大的不同则是在于中国丝毫没有面对冷战的心理意识，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任何形式的战略对峙都应该回避。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上的不对称性使中美之间形成不了长期冷战对峙的局面，其结果或者是中国受迫于美国的步步进逼而不断退让，放弃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贸然发动战争，以此彻底剥夺中国的谈判地位。无论怎样中国都将受到根本的伤害。这种战略的不对称性就孕育了战争的危险性。多年来一直期待着中国崩溃的美国无论是在西藏问题还是人权问题上都未能捡到什么便宜，近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它的“遏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不耐烦，在九十年代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达到顶峰的美国当然是不愿意毫无所为地咽下这个现实的，一定会找机会和中国试一试手，关键要看中美军事冲突的诱因是否突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这些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归纳起来有这四个方面：
一、美国的国家性质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这就决定了美国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虽然世界在变，但改变的是美国的对手和世界环境，美国的本质没有改变。由于苏联作为针对美国的遏制力量在全球范围、包括在亚洲的消失，美国已经变得更具进攻性。科索沃战争和中国大使馆被炸就显示了美国发动战争的随意性和突然性。最近，美国将战略轰炸机和空射巡航导弹首次部署在关岛，在军事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对中国全境发起突然的攻击。
二、由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土崩瓦解及中国内部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缘故，中国已经丧失了指导制订国防和安全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民族主义的情绪又很难在以美国价值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形成中国新的上层建筑。发展经济已成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把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引向庸俗化的歧途，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意志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中，中国政府的决策意志极度低落，其对危机做出应变的能力已相当值得怀疑，绥靖主义和迂回退让可能是中国政府唯一能够使用的抵御手段。中国政府在九六年台海危机后的亲美外交及九九年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就充分曝露了中国的虚弱和无能。
三、苏联的解体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溃散又使得中国在地缘上孤立无援地裸露在美国的阵前。战略孤立往往是战争爆发的前兆。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发动军事攻击之前，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外交和战略上的孤立。希特勒在战前也是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张伯伦绥靖政策对欧洲进行战略孤立。在印度爆炸了原子弹以后、美国加紧了对北朝鲜的工作，这次又把棋子摆到了越南，不管其成效如何，孤立中国的用意是明显的。眼下环绕中国的是靠不住的俄国、虎视眈眈的日本、野心勃勃的印度、桀骜不测的朝鲜、心怀敌意的越南和趁火打劫的台湾和菲律宾。中国目前的战略孤立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也是由于中国政府主观错误所导致的，容后详述。
四、中国经济总量的飞速膨胀及对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占有的不断扩大让美国感到更深刻的危机，进而刺激起了美国的战争欲望。美国能同苏联维持四十年宣而不战的局面，却与同样反共的德日两国打得热火朝天，关键就在于美德日在同一个锅里争粥喝，而美苏分属两个互不交融的经济体系。有不少自由派学者和国家官员幼稚地认为，中美经济存在互补性是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石，只要中美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会让中美关系得到稳定和改善，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战争。历史已经以铁铮铮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天真幼稚，并将以血淋淋的战争证明他们的愚蠢。
美国具有战争的本性和战争的动机，而中国战争意志的薄弱和战略环境的孤立则部份构成了战争的诱因。这是由战争动力学的规律所决定的。战争动力学告诉我们，潜在的战争双方启动战争的意愿和条件，是决定战争两个要素。战争意志和动机影响战争的意愿，军事实力和战略环境则构成战争的条件。和平是双方的这两个要素在战争爆发前达到动态平衡时的状态。当双方的战争意愿和条件达到平衡时，未发动的战争便不容易发生，进行中的战争则会异常惨烈；当双方这两个要素不平衡时，也就是处于所谓的战略不对称的情况下，战争就容易爆发，而进行中的战争则容易结束。六十年代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手指都触到了核电钮但终究没有按下去，原因就是双方核大战的能力是对称的，双方应战的意愿也是不容置疑的，预见到结果的惨烈迫使双方都放弃了战争。二战时期，德国之所以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就是因为斯大林当时没有战争的意愿，战争能力的准备根本是不足的，而希特勒无论战争的能力和攻击苏联的意愿都是极强的。于是，战略的不对称和战争动力学要素的不平衡导致了苏德战争的爆发。
战争动力学要素中，战争意愿和战争条件的关系是辩证的，战争意愿是能动的要素，战争意愿的强化对战争条件有正面推动作用，反之则不尽然。很多情况下，战争条件相对较差的一方在面对战争意愿更为低落的对手时，往往被诱发起战争意愿，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例如上个世纪，战争条件处劣势的洋人只凭借几艘船、几尊炮和几百号人就敢发动对大清的战争，日本敢于面对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而挑起甲午海战，原因就是清朝政府完全丧失了战争意愿，结果战争的条件虽不落后却照样要挨打。可见战争的意愿更决定战争动力学的平衡。那么，战争条件具相对优势的美国对战争意愿低落、战争条件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战争的主动性了。美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实力绝对是在中国之上的，美日在亚洲的联合海空军实力强于中国，美国还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有着军事联盟的关系，显然中美双方的战争条件对比是不平衡、不对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战意愿低落是战争最大危险之所在。中国的一些专家总认为今天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没有理由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就如同斯大林当年捧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睡大觉一样，捧着PNTR睡觉。一条狗尽管它摆着尾巴，只要它长着牙就有咬人的危险，更何况狗已经冲着我们露出了牙齿。美国向来是根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潜在敌人的，尽管中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中国不以美国为敌，绝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但美国还是根据中国的实力和发展潜力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敌人，并围绕着中国作出了一系列敌对的部署。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漠视和否认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呢？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战略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美国对世界资源和场的垅 断欲望、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以及美国强大的战争能力决定了美国强烈的战争意愿，中国因对经济发展的渴求及国民精神的颓敝致使战争意愿极度低落、中国因台湾的钳制和韩越战略地位的变迁而处于恶劣的地缘环境、以及中国微不足道的远程反击能力，这些都构成了战争的诱发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处境已经是相当危险，只要美国国内经济走向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战争就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并不意味中美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思想上改变对冷战抱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依靠现有的实力，通过卓越的外交，作好充份的战略准备，那么中国就完全可以弥补战略弱点，消除战争爆发的因素。
（二）中国的外交错误陷中国于战略被动
如前所述，美国过去在亚洲的所有战略部署主要都是以美苏冷战为核心的，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主要都是针对苏联的势力。尽管美国发动韩越两战、联防台湾使中国在地缘上受到直接的压力，但美国的战略着眼点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势力。因此美国一方面在主观上竭力避免或扩大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即使要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得不受到苏联的掣肘，苏联的存在迫使美国不愿挑起或扩大同中国的战争。所以可以这么说，苏联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战略屏障和掩体，朝越两战均以中国达到其战略目标为结局，这和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这种屏障和掩体效应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今天，这个屏障和掩体早已不存在了，俄国已不构成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威胁。科索沃一战显示俄国甚至无力对地区事件作出有效的反应。这样，作为欧洲国家的俄国将更没有意愿和能力在亚洲的舞台上扮演旁观者或渔翁以外的角色。随着俄国的式微，北韩和越南作为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前沿阵地自然不可能独立寒风。然而，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一直是中国的附庸，但本世纪苏联的强盛和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极度衰弱，禁不住朝越两国别投他抱。金日成便是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在五八年中国撤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身边的亲中国势力。而越南自胡志明逝世以后就一直实行亲俄反华的政策，结果还在七十年代末和中国反目成仇、刀兵相见。值得反省的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确有整整十年的时间重新调整中朝越之间的战略关系，并有机会从苏联的残垣断壁中拣回这两个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已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阵地。很不幸，八十年代出现的右倾亲美路线和中国社会的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和偏安绥靖情绪，以及弥漫于理论界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小布尔乔亚浪漫思潮严重侵蚀并瘫痪了国家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当时大多数活跃于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都错误地认为和平与发展将是冷战后世界的主流，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将有效地消除战争，自由贸易将模糊国家势力之间的敌我界限，强权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将以更“文明”、更现代的方式进行。总之，战争的危险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了，敌人也随着战争远去了而不存在了。于是憧憬和幻想取代了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就主宰了决策的各个方面，包括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定位、台湾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制订及周边外交的安排，结果由于眼光短浅、嫌贫爱富，只是热衷大国外交、欧美外交、经贸外交，造成了各项外交政策之间环环相扣的战略错误，总结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失误：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的海空军实力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模式以及与中国的外交地位极不相称，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外交运作的手段和能力，损害了中国在地区间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个决策性的错误，表面看来这是由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事实上还是个战略指导思想的偏颇所致。决策层对冷战后国际局势估计过于乐观，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两岸形势走向的误判以及对“中国威胁论”过于消极的反应，这些都导致了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
二、在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中最为核心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过份倚重中美外交，把中美关系作为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关键，例如企望通过中美关系的稳定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解决两岸问题及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反过来又通过牺牲中国的一些战略利益来单方面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例如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无条件地与美国合作、在武器扩散问题上一味迁就美国却容忍美国对台湾大肆出售武器以及面对菲律宾、越南对我南海领土领海的蚕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和有效的回应，以此向美国表示中国不触犯美国利益、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为美国的亚洲秩序负责的诚意。这实际上与中国政府所热衷的大国外交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
三、虽然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的战略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不具备知难而进的魄力和另辟蹊径的智慧。例如，中国的周边过去一直被苏联和美国势力包围，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立即和中亚四国建立起安全互信和经济互惠关系，稳定了战略后方。但是在更重要的东部和南部，中国始终毫无作为。缅甸是中国直通印度洋的捷径，因此中国与泰缅两国建立安全体系极具战略意义。很遗憾中国直到今天才刚刚想起来建一条公路，而不再进一步同泰缅两国讨论建立政治和安全协调关系。中国政府花血本、顶着极大的风险要进世界贸易组织，但却对日本早先倡议的中日韩贸易共同体和马哈蒂尔提出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不屑一顾，原因就是美国竭力反对，中国不敢触犯美国。
中国无法同周边国家建立利益攸关、辅车相依的战略关系，就只能被美国分而治之。中国能在西边有所作为而在东边一筹莫展，原因就是俄弱美强，政治外交欺软怕硬，这与毛泽东时期的大器外交真有天壤之别。这个以美国为轴心的外交路线十年来非但没有让中国政府解决了任何一个问题，反而使中国丢尽了手中所有的战略筹码，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深重，与东亚国家的战略关系越来越孤立。去年中国驻外使馆遭轰炸的五八事件就反映出中国政府的尴尬，一旦受到美国的攻击，中国除了老百姓上街游行、砸使馆外，政府几乎作不出任何有效而有力的外交反应。
可见这个“美国路线”对中国的危害是深远和广泛的，可以说，今天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所有困难和麻烦都源于“美国路线”。“美国路线”能够在的中国外交决策层大行其道，显示当今中国的信念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深入地侵害到了中国的国体，这是美国和平演变策略一个显然的战果。过去的十年，中国外交上的亲美、战略上的绥靖及以经济压
倒一切的政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策略上的失当和偏差，而是国家政治路线和立国根本的蜕质，国家从知识界到领导层无处不表露出来的崇美和恐美情结便是这种质变的标志。五八事件应该是向中国政府宣告了“美国路线”已经走到了失败的尽头，但是中国政府只是看到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而没有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觉察到比装备落后更严重
的失衡，并完全没有对导致失败的“美国路线”进行过深刻的反省。最近，当美国又一次在其财政预算案中公然把台湾纳入拨款专项，当美国候选总统布什明确否认中美伙伴关系，当美国首次把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虎视眈眈地部署在关岛、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当美国联合日本等国频繁地在中国门前举行军事演习，中国的外交形象却是迫不及待地在美国大选的
最后时刻一再向西方媒体强调，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政府都将继续奉行中美友好外交。
如果只是摆个外交姿态，那也完全不必如此谦卑地放下大国的身份，在极不恰当的时机说些极不符合中国国际地位的话。世界各大国中恐怕也只有中国的领导层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现得象以色列和台湾等美国的附庸国和地区那样如此在乎美国的大选结果。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但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信誉荡然无存，而且阻碍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更令人诧异的是，几天前中国政府又向美国作出不扩散弹道导弹技术的承诺，却没有要求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对中国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几天之后美国就和台湾当局在共同防御事务上达成协议。
中国政府的这种在战略上近乎自杀性的举动真让人怀疑中国的上层有内神通外鬼。国家领导层心志低靡，偏安恶进，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变成外经贸部，重要外交活动中不是作戏就是消气，这样的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前景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中国目前严峻的战略环境和被动的外交处境集中反映的是中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在逐年大幅下降的国际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围堵中国的动作势必越来越大，中国周围原先的一些战略缓冲地区纷纷趋强离弱、归顺美国势力，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台湾和菲律宾的气焰就是随着中国国势的虚弱才变得嚣张起来。五八事件后，李登辉紧跟着就提出了“两国论”，菲律宾的态度也随之变得异常强硬。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国势转弱的这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却翻了一番。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五十年前中国可以说是绝对的弱，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中国都是绝对的落后，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硬是为襁褓中的国家打出了一派辉煌的外交局面，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争取到了数十年的安全。但今天的中国经过了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又继承着前辈的外交和战略遗产却反而挨了打，外交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局促。今天的中国 人应该从自身品素上寻找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老一辈领袖比较，现今的中国决策者缺乏大国思维，在意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根本不具备高屋建瓴、放眼世界的政治素养。在某些方针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也和许多其它政策一样，有措施但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如果中国宏观战略思路在领导层不进行优化，中国将很难纽转目前的被动局面，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堵，不出十年，中国将身陷囹圄，后果会比前苏联更惨。
（三）中国必须通过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重新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由于中国的总体实力和外交影响力有限，单纯依靠外交手段来反制美国的围堵并建立战略安全体系的效果不彰，中国一系列的外交失败又使得这一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国不得不通过一场战争来为自己拓展战略空间。战争的发生自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想避就避得了的。的确，选择战争是外交的失败，当外交失败的损失必须由战争来弥补时，回避战争就意味着选择失败。目前形势下，中国唯一可以摆脱战略被动局面的办法就是通过一场台海战争来划定中国的势力范围，对亚洲的安全体系作附合中国战略利益的调整。台海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消除台湾分裂势力对国家统一和战略安全的威胁，该战争无论胜败都会有如下这些效果：
一、反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策略，阻止美国利用两岸局势长期获利；
二、打乱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战略部署，提前逼美国摊牌；
三、测试美日、美菲和美澳军事联盟的运作，激化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潜在矛盾；
四、警示周边国家，以积极的行动明确与邻国的利益共享关系。
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也是迫在眉睫。幻想和等待是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听言观行也应该有了结论。和平统一的战略代价太大，美国用一个小台湾牵制了大中国几乎全部的外交和战略资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致使中国新世纪国家发展的战略框架因台湾而扭曲。邓小平二十年前的一句话不足以成为今日之谋，更不足以成为二十年后国是之戒律，故中国政府不应该荒唐地用所谓“ 一国两制，保留军队”来制造两个中国，给后人遗留下无穷的祸患。应该指出，中国已经贻误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台湾问题本应该先于两韩缓和及美朝关系解冻之前着手解决，科索沃战争时期就是绝好的契机，五八事件又是美国白送的动武借口，可惜当时一来中国武备凋敝多年，临渴掘井，难应一时之急；二来决策思想偷安惰志，专务迂阔，毫无临机应变之心，这样的历史遗憾不能再重复了。台湾民进党的执政给中国政府送来了历史机会，对台独党宣战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两岸之间没有了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挡箭牌，军事行动所承受的道义负担和政治风险大大降低。对民进党当局宣战所遇到的政策难度以及因战争所造成的两岸人民情感上的创伤要大大小于对国民党宣战。然而民进党执政不会有第二期，中国政府必须抓住这四年，赶在台湾国民党或亲民党上台之前拿出决断，否则今后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可以预见，国内一定会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起而反对政府运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外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蛊惑人心、混淆视听，决策层受他们的影响极大，很难对战争的必要性和紧迫行取得共识，必然会在关键时刻在“经济受损”、“经济发展优先”、“中美利益”等干扰声中作无谓的彷徨。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阐明如下三个观点：
一、国家的强弱在于其国民精神和国家意志而不在于其经济和国防实力。经济和国防的状况是国家强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有了精神意志，国家可以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国家的命运和其国际地位常常是通过战争来决定的，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强弱也是通过战争来体现的，而战争则是对国家的精神和意志的凝聚和提炼。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于中国，但它的命运仍然被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因为日本战败了。相反，五十年前中国尽管经济和军事实力远弱于日本，但因战胜了美国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中国象目前这样在精神意志上不战而屈败于美国，最终会丧失对自身命运的掌握。中国在新时期尤其需要战争来恢复国家的精神意志，清除决策层充满自卑的“美国路线”，否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可能在外交上逃脱失败的命运。
二、在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现有亚洲安全秩序之下，中国不可能取得战略主动权，因此中国只有不断给美国的亚洲安全秩序“制造麻烦”，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机会；只有同美国积极对抗，才能增加自己手中的外交筹码；只有懂得用战争来作外交，才能能在谈判桌上争得战略利益。美国一直对中国采用“麻雀战”策略，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不停地
骚扰中国，给中国制造了各种麻烦，结果中国被美国敲诈去不少利益和筹码。那种认为中美之间在世界和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的观点是极端愚蠢的和错误的。中国应该果断地拿出一些行动（台海战争、转让导弹技术、出售武器等）给美国出难题，逼美国作出利益的取舍。毛泽东的金门炮战就获得了这样的战略效果。
三、战略对抗，甚至战争，只要策略得当不但不会毁掉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反会给中国国力全面而平衡的发展带来历史机会。中国官方多次向外宣称，中国为统一不惜一战，宁可放弃经济发展也不容寸土分离。此话调门虽高，可却走了调，一是在重复和强化着美国的战争讹诈，二是在国民意识中散布恐怖情绪和失败主义逻辑。一些所谓战略家与西方敌对势力同声共气，恫吓中国说如果战争爆发中国经济就要倒退二十年。为什么同美国对抗、为统一而战一定就要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质？根据哪一家的理论断定战争会把中国送回石器时代？苏联是在卫国战争中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美国的经济也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得到飞速发展的，新中国不也是通过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战争而争取到国际地位和和平环境的吗？难倒中国的两弹一星是和哪个大国改善关系才有的吗？
（四）结束语
发动台海战争是中国反制美国围堵战略的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从全局看，它只是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份。中国还有其它许多重要的措施应该加紧部署。这些措施的成效越大，台海战争的胜算就越大，战争对中国经济的损伤就越小。这些措施包括：
一、提前开发反制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尽管国际压力和技术困难推迟了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现的部署计划，但美国绝对没有中止实施这项计划，一旦技术上有所突破，任何国际压力和国家势力将不能阻止美国单方面撕毁美苏导弹协定，全面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发展相关的反制武器系统。
二、尽早打通西南至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努力建立中缅泰政治、经济和安全协调机制。中国只有一面临海，战争爆发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和物质运输，开辟另外一条出海通道可补偿部份。从长远着眼，中国的西部开发也需要一个出海口，西南出海通道可以使欧洲和非洲海运距离大大缩短，因此一个稳定的中缅泰政治和安全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积极探讨建立中日韩经济共同体和东亚及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应该发挥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充份利用华人华侨资源，加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进而培育稳定的政治关系。对日本应该以政治与经济拉拢归化为主，军事威慑为辅（对美国则应该政治与军事斗争为主，经济利用为辅）。中国政府不必太着重中日双边关系，而是把中日关系放在地区关系内处理，通过中日韩经济共同体或亚洲自由贸易区的事务性联系来规化、牵制中日政治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应该务实，与美国的关系应该务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会逐渐削弱。
中国政府对发动台海战争怀有重重顾虑，用“不打无准备之仗”和“一战必胜”等口号来反复表示对战争的慎重。事实上这是一种决策犹豫和自信心缺乏的表现。战争的技术准备和战果预期不应该是战略决策所思考的内容，只要确定战略大方向就不必在意一战之得失、一役之进退。伟大的行动往往被最周密的计划葬送。退一万步讲，既使一战拿不下台湾，我们的
战略目的也达到了，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台湾，而在亚洲的大格局。只要美国的亚洲安全秩序受到破坏，那就是中国的成功。只要美国不放弃台湾，中国就无休止对台采取不等规模的军事行动，诱使美国不断为之付出代价。春秋时期，晋国同强大的楚国争夺郑国的宗主权，同样运用骚扰策略，将晋军分而为三，轮番出入，使楚求息不得，终于放弃了郑国。古法足以为今日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