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中国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里的一门学问已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这不仅由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其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许多西方人，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大国，迫使西方人十分注意它的发展，尤其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变革极其关心。199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附有简介的1983-88年出版有关研究中国的书目》（Peter R.Chang：Current Books on China，1983-88——An AnnotatedBibliography，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1990），全书237页，载录626版书。该书归纳的项目很广，包括中国的国土与人民、地理与历史、人物传记、宗教与哲学、社会结构、人口与教育及卫生、政治与法律、农业与工业、劳工与就业、经济与财贸、对外关系、科技、语言、文艺、传媒、乃至研究参考书目。该书列出1983至1988这六年间的著作600余本，则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0年这十一年，在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在1000本以上，因为1989年“”事件以后，更是连续不断的出版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的书刊。

这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是，本文只打算就他们在研究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主要著作，作一初步介绍，目的是使我们知道一下别人怎样在研究中国，以及作为“它山之石”对我们也可有所启发。另外，本文的介绍，着重在美国学者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所谓“动态研究”，至于历史（比如文化大革命）、人物（比如毛泽东）或专题（比如经济、军事）等多少属于“静态研究”，则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入，容后再议。

I.背景简介

在本文III 附录中，作者对比较知名而在80年代还在出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了初步整理。总人数达130多人，其时间跨度有半个世纪，而师承关系达四代人。

可以说，真正开始对当代中国作系统研究的，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有代表性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乃始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John K.Fairbank：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该书初版于1948年，中经不断修订并跟踪中国的发展，到1983年出第四版（增订版）。在此书之前，关于介绍中国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斯诺的《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始版于1937年，但它不是学术研究著作，而是报导介绍，尽管就其政治影响而言，该书超过了所有的学术著作。此乃题外的话。

费正清出生于1907年，一生研究中国，门生满天下，是美国第一代研究中国的最知名学者。他写作、出版关于中国的著作，从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在他80岁时，即1987年，还出了一本叫《中国研究》（China Watch ），而在前一年他79岁时还出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叫做：《1800年至1985年间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该书在短短的370页中将中国社会如何在进入十九世纪的1800年，即清朝嘉庆皇帝时代，开始起变化，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的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与开放，这185年中变革的主要脉络整理了出来。费正清的功力在于深谙中国历史，因此他对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总能以历史的眼光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本文将在第II节中介绍该书的结论部份。

50年代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影响日渐扩大，又成了共产主义大国，于是，在美国便出现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费正清等开辟对中国历史作系统研究已有建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比如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鲍大可（A.Doak Barnette）就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权力结构；另一个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白鲁表（Lucian W.Pye ）则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还有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如史乐伯（Robert A.Scalapino ）等人，他们可算是第二代，都在50年代就开始出书了，一直到80年代还在出版著作。本文第II节将介绍鲍大可和白鲁表于1985及1988年出版的新作。

60-70年代，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解冻以后，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造就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代人就是今天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问题研究的骨干。他们的许多研究心得，不仅在读者那里有着影响，而且影响着美国决策部门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可算是第三代研究者，其中不少人与前述第二代里的学者都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座上客。本文在第II节中将介绍何汉理（Harry Harding ）、黎安友（Andrew J.Nathan）、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人在80年代出版的著作。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美国出现了第四代的研究者，人数更为众多，方面更为广泛，研究更为细致。这批人年纪不大，大多数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书，仍在成长之中，其影响远不如第三代学者。本文第II节中选了一位着重研究90年代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作者加以介绍。

就背景简介而言，还应该介绍一下美国学者自己对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看法，尤其在50年代以来，经过近30年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同时也出现问题之时，总结一下得失，是很有意义的。在他们的反思之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思路及其对成果的估量。

这里介绍的是1982年10月号美国加洲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亚洲评论》（AsianSuervey ）和1982年夏季号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上刊载分别由三位美国大学教授写的评论性文章。一篇是当时还在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的何汉理论美国学者过去是“带着爱去中国”，现在是“带着瞧不起的心情从中国回来”这种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偏向所作的分析，另一篇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论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冷静、客观、艰苦作业才能有成果，不能单凭耳闻目表的见闻实录；第三篇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论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框架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框架。这三位美国学者都属于前述第三代中国问题专家，即从60-70年代以后一直在潜心研究当代中国的变革。

下面就以直接摘录原作者语句的方式来介绍他们的论点。

何汉理说：“我们美国人总在忙于澄清自己对中国误解的地方。可是就在我们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之时，我们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它。我们用天的‘真实情况’来代替昨天的‘虚构事物’，接着就发现今天的‘真实情况’变成了明天的幻觉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在变，一会儿是热情奔放，一会儿是冷嘲热讽，一会儿是一切皆好，一会儿是一无是处。就这么转来转去……。如果说美国人在70年代时认定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成功的，到80年代初，最普遍的判断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而且失败得相当惨。

70年代里，多数人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毛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这一理想而发动起来的，它采取的纲领、措施，有力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在人员和经济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既属必需，亦可原谅……今天……文化大革命……被描绘为一段‘混乱和破坏’的岁月，‘造成了这片古老大地上所曾经历过最坏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70年代的中国曾被描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而且还适用于美国。……今天，学者们在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成绩重新估价之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促进教育、扫盲、营养、预期寿命、平等和女权方面，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的发展记录，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里也只处于中等成绩，而非冒尖的成绩……‘中国模式’实际上已销声匿迹。……当1981年初一切真相均已大白之时……问题成了：中国人可以借助于什么样的模式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呢？“

何汉理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以前后如此不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可归纳为四点：

（1）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许多美国人怀着良好的愿望来中国，而且“许多美国人认为，只有我们暂时放下我们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准则，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不能用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自由、论功行赏和消费主义来看问题，我们应该以毛泽东思想里的集体主义、平等平均主义和审美标准来看中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真相大白，80年代的美国人“更愿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用之于对中国的估计，特别是，美国人很感到自己有理由提出关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等问题，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拒称这些资产阶级观念对中国是不适用的。"

（2）“70年代时，我们认为中国应首先按它的领导人决心要实现的有价值的目标来衡量它。”“今天，对比之下，我们倾向于对官方宣布的政策要打折扣，认为那是宣传，而坚持要看看中国的实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执行效果才判断人民共和国的表现。”

（3）“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的思想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早期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一切皆好，从某些方面说，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比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要多得多。它直接与美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相连，即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那段时期美国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而引发的政治和思想的激荡……”“对那些否定美国社会政治秩序下基本的政治标准的人们来说，象中国这样正好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中意的另一倾向，即提倡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提倡和谐而非竞争，提倡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提倡平等平均而非物质繁荣。”“如果说，70年代时认为中国一切皆好，是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否定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密切相关，今天对人民共和国的幻灭则又因重新肯定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而得到加强。”

（4）“最后，当然必须考虑我们对中国估价的改变是否是由于变化中的中国造成的。”“应为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不同意见纷起云涌，自我批评比比皆是……的确，很少其它国家──也许只除了60年代的美国是这样──其政治领袖在毛以后的年月里，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从自我欣赏走向自我鞭挞。中国的新领导实际上批判了所有西方观察家曾赞扬过在文革十年中出现的‘新事物’……尽管继续号召抓当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是批评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文化创新，而且他们还开始承认他们自己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僵化和浪费。”“……出现抗议和持不同政见者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而可以看得见的特点。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末的民主墙和1979年的‘北京之春’，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对中国的形像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最终把这三次运动都镇压下去，说明在中国持不同政见之极大局限性和中国领导人不能或者说不愿在中国采取根本性的自由化。”“……粉碎了这些期望，在西方产生了对中国政治制度深刻幻灭的情绪。”

由于有以上种种原因，何汉理提出在今后对中国重新认识之时，应该避免重犯当初肤浅幼稚的毛病。比如第一，仍旧存在“一种延续下来的倾向，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道义审判，”“好像不能把中国看成是个复杂的社会，有些特点值得赞许，另一些则应该批评。”第二，“仍存在一种信念，认为消除误解的唯一途径是把一切都颠倒过来……理想化的形像正以全盘否定来取而代之。”第三，“我们也还没有摆脱对中国一直就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喜爱和幻想。”第四，“我们仍旧好像只相信眼见为实这一条。”“70年代初，短期的访问者似乎未曾意识到两个星期的旅游，使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何其表面。同样，今天常住在中国的人似乎也未曾意识到，在他们试图了解人民共和国时所面临的障碍何其复杂……甚至长期驻留中国的访问者也没有机会接近中国人口中重要的那一部份，如农民、中层干部、军人或左派人士，而且很少能同几个中国人建立友谊。”

何理汉最后说：“校正糊里糊涂的理想主义，绝非再来一个糊里糊涂的满腹牢骚……我们应该力求有个独立思考的、系统的和比较有研究的对中国的重新估价包括所有的矛盾和复杂因素。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有助于抑制那种在缺乏根据的赞扬和过份否定的评价之间摆来摆去……”。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认为当代中国的变革，因素十分复杂，看法极难一致，因此必须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有所收获，绝不能只凭印象就下结论。他的文章是根据1979年出版的5本专门研究中国变革的著作进行综述评议的。

费里德曼教授说，“在1981年出版之时，博钠维亚（David bonavia ）的《中国人》（The Chinese ）这本书是对今日中国的现实最为平实的概述……但是……当博钠维亚说中国现在正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轨道，以求与中国的专制传统相一致。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可信吗？”……“佛来塞（John Fraser ）观察中国的角度则相当不同……他的书《中国人：一幅民族的画像》（The 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与1978-79年所谓‘民主墙’相联系的扣人心弦又含情脉脉而且深怀同情之心来描绘中国如何变化着的图像……与博纳维亚相反，佛来塞不认为中国的情势是走向斯大林主义，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前景。”……“舍尔（Orville Schell）作为短期旅游者重返中国，记录下许多小插曲，比其他几本书写得都要生动。他主要关心的是西方文化会腐蚀中国的革命，这种情绪跟中国掌权人物里的保守派所说的一致……舍尔对事情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当前中国人的看法，而更多的以西方的抽象概念而非以中国现实里的各种组成因素为基本材料来塑造中国。”“加沙德（Roger garside ）与他们不同。他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用了很长时间来潜心研究中国，他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深入到中国问题的核心。1968至1970年，他在中国为英国外交部工作。他的这本著作《毛以后，中国又活过来了》（Coming Alive：China after Mao ）是我所读过的最近写中国政治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也是唯一有说服力地将国家大事与老百姓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一本书。加沙德的书所以与众不同，主要是他不停留在他所观察到的。他已是‘中南海专家’，也就是熟知中国政治内情的学者……加沙德对中国前途的观念……与博纳维亚相反，认为中国的现领导正在使中国的经济离开苏联模式，而且它自觉而公开宣布的目的，是完全脱离苏联模式。不过，尽管加沙德在这点上可能是对的，还应该肯定成问题的是，现领导……是否能解决根深蒂固的党政这种权力垄断的问题，改革强大的斯大林模式的政府结构和管住曾经是战绩辉煌而今又特权在握的毛氏军队，”……“拿加沙德和佛来塞两人对1978─1979年民主运动的看法作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他们的解释很不一样……佛来塞显然同意这种观点：”对自由这个字眼，人们不该加上什么定语。‘而加沙德的结论却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由辩论来运转的社会，而且，要想一步就跃入民主则对自由事业反而是自杀。“……”加沙德所指的是，今天中国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在此结构之中，高级将领及其他的领导人的经验和习性使他们对革命目标、语言表达、公开态度、应享权力和组织机构等等有其自己的标准，很自然地与市场改革、评分考试、依法办事、选举竞争等等格格不入。这些有权有势之人能够阻挡邓小平的改革运动。因此，加沙德下的结论是：如果邓要使老一代的官员们全心投入中国的改革，他就必须让这些人放心，让他们明白他们这一代所为之战斗的理想不会因此而丧失。“

费里德曼在对上述几本书作出评议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到：“作为学者，需要注意不要使自己被动，要知道掌握政权的人同时包括有权来界定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有经验的分析家则不要把统治集团所说的一切，都认为是真相。埃德加。史诺就很明智地指出……中国的报纸如何只按党的路线来发布新闻……最近出版的许多外国人去中国作第一手调查所写的书，很像是忽视了史诺的告诫，过多地重复着按今天党的路线所发布的材料写作。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就非常富于出奇制胜，故作惊人论……只有最能挑刺的学者才可能不被由中国现行统治集团所提倡的对前一段历史的解释所轻易打动，而仍持怀疑态度。”

费里德曼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谦虚，需要大量艰苦而有学术水平的工作，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路线或那种方式所带来的成功与失败，要大大减少那种缺乏根据的自以为是，耳闻目睹的常识是不够的。尽管我们可以祝愿中国在其建设更为民主与繁荣的社会之中一帆风顺，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批判它的进步与成就方面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至少已习惯于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公式，即从政治上来说，大陆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台湾所声称的更糟，而从经济上来说，情况也不会比人民共和国自己所宣称的要更好。但是现在，我们变得聪明些了。我们发现，政治上大陆的事情比台湾所说的还要糟；而从经济上情况又比北京所宣称的要好。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两者的参数都扩大了。比以往更为需要的是，我们不要一味指责，而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进行公允的、专心致志的、成熟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长期以来一直对我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作出贡献。”

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的文章提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应将研究框架置于何种基点上。这篇文章使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思路。约翰逊这样开始写到：“在过去30年里，对中国大陆上的政府进行研究的状况，我的观点是细节上很复杂，但总体上的结论却相当简单。对人民共和国政治的研究，一直在错误的框架里进行分析，而且即使框架合适了，研究者也把自己局限于想象而非实际操作的方面。”……“有几位专家提出意见，认为60年代流行的研究框架不仅未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异常现象及其随后的事件，而且对毛以后的时代，了解也很不够……为取代……过时的研究框架，米尔司（Myers ）和麦兹格（Metzger ）公开地而白鲁逊则暂时地提出可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延续性’的模式或作为研究框架。”……“就我而言，研究、分析文化特点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基本价值体系，当然是实在而重要的专业训练，但是在估价现代社会里行为者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时，应用这种专业知识，可要小心……我认识到中国人在体制上的倾向性就是家长专制、独裁命令和据称是以‘仁政’治天下。然而，就我所见，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研究之中，我们已经有着一个完全充足的框架，那就是：列宁主义的政府。不幸的是，这一框架在中国问题研究之中，并未得到充份展开……革命和现代化这样的框架也可包含在列宁主义政府这样的框架之内……我心中的问题是：官僚体制、经济改革和当前的革命阶段。”以下作者就在这三点进行展开。

“……在国民党时期在大陆上建立党国一家的体制，和共产党掌权以后所建立的党国一家体制之间，有着直接的延续性，两者都是部份地源自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它对这种党国一家形式作了较大改动，而共产党在大陆更加强而且扩大了这种体制。克劳斯（Richard Kraus ）提供了一些数字：”国民党到1948年时政府官员的数目是2，000，000；共产党到1958年时，政府干部总数几乎达到8，000，000.拿上海来说，全市就业人数自1949至1957年之间，每年增加1.2％，而工厂工人和职员每年增加5.8％，对比之下，医药卫生和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增加率是16％。从另一角度看，国家官员在1949年时，只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不到，到19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不论人们怎样来计算今天的政府官员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所有生产活动进行国有化或集体化之时，已将大多数民间对政府的竞争化为乌有，是监督、控制、更新和训练这样的政府的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且，”所有列宁主义者的特点，都会造成错误地判断他们的问题：他们总是决定需要用阶级分析来判断和处理事件……“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把阶级和阶层混为一谈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很大，而且还在继续付出。不去学习和研究别国人民和中国人自己在其漫长历史中建立过有效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却把他们的问题定为阶级问题，并且发明了一套起着相反效果的下放劳动、’五七‘干校、停课闹革命、浪费人才和’文化大革命‘这类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社会打得七零八落，想已此来克服官僚主义，而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官僚主义，再加上满腹牢骚，成天拉着长脸的人民群众。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始终也没有创建出有效能的政府来。“

“所有这些官僚主义问题，都跟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关，因为这些官员们就是经济领域里的经理们……过去，毛把经济上的失败归咎于大大小小的负责人身上。那时，中共领导人还没去参照外面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因而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大量的中共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在经济上已是赢家，而大陆上的中国人则是‘输家’了。由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很大成功的那种吸引力，如日本及东亚新兴经济国家的榜样，成了毛去世以后经济上改革的重大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还在起作用，但是它的影响正在受阻于那些在列宁主义体制下掌有政治既得利益的人们。”……“在我看来，邓小平与其说是改革家，不如说是正统的列宁主义者，他一直在做着的无非是在毛把经济搞得一踏糊涂，人们对共产党制度已非常失望之时，如何使那个老制度再很好地运转起来。他所努力做的，更多的是如何回到1957年前后列宁主义体制的老样子，而不是吸取1957年以后不断出毛病的教训在哪里。”……“列宁主义体制乾脆就不会让普通老百性有可能去发挥创造性。因此，要达到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必须还要有政治改革……这就是我们的讨论转向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问题。”

作者接着说：“我这里所提的问题……是一种真正的‘热月政治’。就是说，公众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来反对执政的先锋党派，要求真心实意地巩固革命性的变革。‘热月’事件是指法国大革命期间，1794年7曰24日（按当时革命历法是4月，称为热月Thermidor ）推翻了雅各宾派及其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lilien Robespierre），结束恐怖统治的事件。这个阶段以后的法国，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法制，这和邓小平重掌政权以后的一段时期有着生动的相似。那么，‘热月政治’在中国是否仍有可能发生呢？”

“不幸的是，我认为过去5年中的变化，还没有构成一场真正的中国‘热月政治。’……邓重掌政权之后，其方向是逐渐走向重建正统的列宁主义体制……不过，就最近事态的不稳定而言，‘热月事件’的可能性，在中国尚不能说不存在……它既非不可免亦非不可能……”作者接着引证瓦尔萨（Michael Walzer）于1979年写的文章《一种革命的理论》（“ATheory Revolution ”Marxist Perspective II，spring 1979）所说的：

“导致热月事件的关键条件，首先是革命阵营的内部结构，其事态发展进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两种不同情况的革命结果……阶级和先锋党的觉悟很不相同……阶级政治是普遍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先锋党政治，对比之下，则是封闭式的、排他的……恐怖统治就是先锋党以其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的独裁政权……热月政治标志着这种独裁政治的结束……如果热月政治失败，恐怖统治则将成为固定现象”

“第一种结果是，先锋党获胜，继续掌权，使独裁固定化……第二种可能性：革命的阶级慢慢地抵抗，通过日常生活的正常化来取代先锋党的位置，以其自身的形像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它把先锋党里的知识分子重新吸收过来，使他们在其父母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中起作用，不需要在特别的政治意义上就能起着专业和官方的作用。”

作者根据瓦尔萨的论点提出：“在当前中国革命阶段里，就有几种因素说明可能出现热月政治。这些因素包括外部世界有着对中国文化不带威胁性的经济模式，就象西欧可提供对俄国文化不带威胁性的那种经济模式；其次，广大的华侨社会有条件以现代工艺和投资来帮助大陆中国的发展；第三，沙俄帝国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疮痕，使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列宁主义纽带受到了削弱；第四，列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不同条件下付诸实施以后，这60多年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唾弃。”

约翰逊教授的论点颇有新意，可以提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思量。因此，本文对他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略多于前两篇。

II.代表性著作

本节所列代表性著作，自然是出自本文作者的选择标准。因此，有必要作一点说明。

前面提过，自1979年中国改革以来，美国学者出版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也在1000本以上。本文虽然集中在介绍美国学者研究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可是，已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当然绝不止是下面所列的几本书，也不止是下列几位学者。但是，作为介绍，总得有个范围。因此，本文作者的选择标准，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a ）美国学者从研究中国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1979年以后的变革；

（b ）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之中几个主要的研究方面；

（c ）列举的著作必须是1985年以后出版的近作，而其著作人又能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老，中、青四代研究者。

以下按研究的方面分成7个题目，介绍9位美国学者的著作。

（一）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总体概括与分析。何汉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 ，The BrookingsInstitute ，Washington ，D.C.，1987）}（二）对中国权力结构与决策的研究。李伯瑟尔与奥森伯格合著：《中国的决策：领导人、体制和过程》（Kenneth Lieberthal andMichel Oksenberg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Structures ，and Processes，Princeton Uni.Press，1988）鲍大可：《中国的外交政策：体制与过程》（A.Doak Barnette：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Structure and Process，The Johns HopkinsForeign Policy Institute，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ublishedin 1985by 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 ）}（三）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黎安友：《中国的民主》和《中国的危机》（Andrew J.Nathan：Chinese Democracy，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85；China's Crisis，Colunmbia Uni.Press ，1990）}（四）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白鲁表：《官员与干部：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Lucian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Center for ChineseStudies ，The Uni.of Michigan ，1988）}（五）中国政治影响社会的变化。舍尔：《迪斯科与民主》（Orville Schell：Disco and Democracy，Pantheon ，New York ，1988）}（六）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看今天的改革与开放。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Perennial Library，Harper &Row ，New York ，1987）（七）对90年代中国动向的研究。史万恩：《中国面临的90年代：制度在危机中》（MichaelD.Swaine ："China Faces the 1990's：A System in Crisis ，"Problems of Communism，May-June 1990，PP.20─35）}

这九位学者中属于第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是第六题下的费正清；第二代是第二题及第四题的鲍大可和白鲁逊；第三代是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及第五题下的何汉理、李搏瑟尔、黎安友和舍尔；第四代是第七题下的史万恩。下面分别按题目次序逐一介绍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

（一）何汉理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是受布鲁金斯研究所之委派，在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合作之下而写成的专著。这本书可说是美国“思想库”中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之职这八年的总结。该书全面、扼要、平实。书中既摆出成就，也指出问题；既如实描绘中国的改革现状，又及时提醒美国有关人士应该注意之点。本书对美国决策者们来说，不失为一本很好的研究中国改革的入门读物。

何汉理年龄不大，生于194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该校，1983年转入东部华盛顿的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专攻中国问题。他在70年代即开始出书，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第三代里的“新秀”。现将他在本书最后一章《第二次革命前景》，即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所持观点作一介绍。按原书摘译如下：

“邓小平去世后，改革会维持下去吗？其后的领导人能有效地应付随改革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经济上的问题、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吗？还会出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方面取得进展吗？抑或，1987年胡耀邦被解职，表示改革已达高潮，以后即将退潮呢？”

“的确，80年代中期，已让人感到真正的担心了。尽管改革已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可这是改革之初最易取得的成果。其后，经济发展会转慢，与改革相关的问题会更麻烦，需要克服这些问题的措施会更痛苦。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里的分歧也会日益扩大……也许最重要的是，几年以后，邓小平会从中国舞台上消失。这就很难说他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否足以有效的解决党内各派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或者邓的后继者有无足够的手腕来维持最高领导的统一认识。”

“……自从1984-1985年以来，改革已遇到严重困难，如贪污腐化、物价上涨、外贸逆差、预算赤字、粮食减产，以及国民道德水平日益明显下降……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前头，比如经济上的贫富不均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这是中国试图建立一种把市场与计划经济和自由与控制混在一起所必然带来矛盾的产物……”

“当中国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之际，政治格局的不同模式可以从激进的改革直到恢复毛主义的革命化。不过，80年代里，政治格局的中心已明显地是赞成改革。但是，中心的支点还可能挪动，或者向着自由化挪动，或者往回挪到比较僵化的行政管理的社会去。哪些因素将决定中国有可能往前挪多远或往后挪多远呢？”

“有几种可能性将在从目前到本世纪末之间谱写中国的图像。一种可能是改革方案在既付相当代价又有相当收获之下发展。一方面，要看中国能否从改革继续获益：适度的经济高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国际上有着稳定而受尊敬的地位。另一方面，改革又必须尽量减少或避免财贸失衡、物价高涨、收入不均、贪污腐化、不同政见等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民心。”

“改革的命运还要决定于对改革有怀疑和批评改革者能拿出什么可取的方案来，比如，抬出一位受人拥戴的领袖人物，他能对改革不满的人有号召力，又能提出一套政策，看上去会比他们所要取代的改革更为有效。迄今为止。批评者们两者都拿不出来……这些怀疑改革的人们已介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而这些运动和工人、农民毫不发生关系，又使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反感。这些保守分子们，只有抓住对激进的改革方案有所动摇的人们心中所顾虑之事，拿的出另一套方案，才有可能成为站得住的国家领导。”

“还可以设想中国会出现很极端的前景，特别在邓小平去世以后。那时由于碰上风不调雨不顺收成很差。国际上又在经济衰退之中，加以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结果造成经济情况严重滑坡。此时，党的领导可能分裂成几个权力斗争的派别，不能或者不愿弥合分歧。领导又无能长期面对全国各大城市政治上不同政见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回到激进的毛主义去……或者一场军事政变……”

“不过，这两种极端的前景都不大可能。目前中国的经济已有足够的积极因素，非常难以置信会出现全面崩溃。党的最高层领导中的分歧也已缩小了差距，从道理上说不大可能发展到激烈的派系斗争的程度，尽管这种斗争亦非绝无可能。尽管不同政见在今后年代还会逐渐扩大，但不可能大到共产党控制不了的地步。也没有人怀念毛主义的岁月，或者同意让军队来介入不属于军方的政治事务。”

“因此，更讲得通的前景到是不那么惊人的局面。更大的可能性是中国会缓慢地往前挪动，以至会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动，挪向更为开放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挪向更为宽松和协商对话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景之下，政府可以较顺当地建立起决心和能力来实行迄今为止未能完成的经济改革中一些关键措施。物价会改革得更为合理、更为灵活，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对各企业在财政纪律上的要求会更为严格。中国的厂家会把生产更着眼于来自国内外厂家的竞争，工厂的经理们也会从厂党委和有关政府部门那里竭力取得更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某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予以推行，特别是创建劳务和资金市场和国营工业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在政治领域，人们可望在政府机构人员中逐步推行专业化，继续完善法制体系，党政之间更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权力继续下放到省和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这种乐观的前景设想，也会在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面取得进展，其结果，大陆中国的政治体制慢慢的会越来越象70年代在台湾出现的局面。果若如此，则会在新闻报导和学术探讨上出现更多的自由，在文学艺术上的实验更少的限制。直接选举会从县级逐步上推，在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之中也会出现更多的竞争。也可能在党内出现竞选活动，以便在其后主要的中国政府机构里引进更大程度的民主化。”

“然而，即使最为乐观的前景也会有其限度。现行的国营工业的政府所有制不大可能会予以放弃而代之以由董事会来掌管，或者指令性部份的计划和某些官订物价会完全取消；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会向进口商品或外国投资完全打开其国内市场。尤其是，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同意撤销其在大学或工厂里的基层党组织，放弃作为指导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控制政府部门的重大人事任免或者同意建立多党制的制度。”

“不过，更为悲观的前景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是改革遇到越来越多的具体困难，政治上障碍重重，人民的不满日益积累。此时，有可能出现这种险境：贫富差距加大，物价高涨不已，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不同政见和犯罪越来越多。邓以后中国领导即不团结又无能耐，因而不能或者达不成一致意见以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改革会取消，有些会变样，还有一些会无限期推迟。”

“不过，正如乐观前景会有限度，倒退到这种不利情况也有限度……温和的经济改革中的基本原则会保留下来，如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工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在决定物价和商品分配方面的市场作用会加大，在某些经济领域容许个体企业的存在。以至在悲观的前景下，中国领导人也可能不会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之外，不会中断在政治体制上走向协商对话的倾向，或者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恢复过去那种随意加以管制的做法。

何汉理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即使在最乐观的前景设想下，至少到本世纪末，中国不会变成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不会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多党制的民主。问题在于，乃由于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是几个方面的融合：计划与市场、协商与控制、个体与国营、进入国际社会而又采取保护主义。”

（二）了解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决策过程，是为了掌握该国家的政治运作的规律。这为如何与该国相处，相互协作或斗争，提供科学性的基础。

本文所选第二本书《中国的决策》，是美国政府商务部为美国工商界了解中国的政府结构和决策过程，从而更好地在中国进行投资而出版的。而在本书作者应邀为商务部进行研究并于1986年出版《中国的部门政治与能源发展》（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Development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August 1986）一书，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作了大量修订之后写成的。本书两位作者李伯瑟尔和奥森伯格都是第三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中的姣姣者，知名度较高，其中奥森伯格曾任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顾问。现在他们两位都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是该校“中国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Chinese Studies ）的骨干。

本书通过典型调查来作全貌概括，所谓“解剖麻雀”。作者通过对中国能源生产的三大部门：煤炭、石油和水电进行调查并了解其决策过程，经过1984、1985和1986三年间几次去中国作实地调查和访问，并广泛接触了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官员和有关人士，在中、美两方的官方和民间机构的协助之下，又正逢1984-86年期间是中国对外最为开放之时，因而作者终于能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基础上，得出新的认识，作出新的判断。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学者，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大都认为主要是两种模式：“理性型”（Rationality Model ）或称“政策型”（Policy Model）和“权力型”（Power Model ）。所谓“理性型”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而决策而运用权力：“权力型”则根据党内派系斗争而决策而运用权力，而两者的决策关键都取决于中央领导。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可是，本书作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改革以后正出现第三种模式，也许可以称之为“政府部门型”（Bureaucracy Model ），因为作者发现中国的权力结构已从集中走向分散，政府各部门都有其发言权。因此，决策的中心议题成了如何在各部门之间取得共识，因而其过程就变得旷日持久，不相连贯，而且只能慢慢吞吞一点一滴往前走。在此进程之中，各部门间的合作，即非“理性型”亦非“权力型”，而是“关系型”，即靠利害关系来决定合作的大小与快慢。这一研究成果，无疑是反映了改革以后中央执行“放权让利”政策的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因而本书对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尤其是美国工商界前往中国投资或经营企业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现在将本书关于中国决策中“关系”的作用所作的分析研究，摘译如下：

“潜藏在中国的机构之内而在组织系统表上又完全找不到的东西是个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不同的机构挂上了钩。的确，许多熟悉情况的外国和中国的观察家认为这种相互承担义务的联系──中国人称之为‘关系’──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把政府机构连在一起，使之运转。另一些观察家，虽非贬低‘关系’的意义，却强调在不同的时期，‘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而对正式的官方渠道也很重视。”

“不论怎么说，人际‘关系’的观念在中国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就象与它相连的‘感情’观念，或者叫情感。‘关系’的纽带带来相互承担义务。这种纽带可来自家族同宗、同乡、同学、同事、或者共同追随过一位首长，共奉同一恩主等等……”

“政治上力求发展的人物或集团，总会安插一些人，让他们跟其他机构建立‘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石油集团最高领导如何把忠于他们的人安插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煤炭部、化工部和冶金部，以及国务院里……”

“不过，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作为个人可以与许多人建立‘关系’，而且可以向不止一个恩主承担义务。相互有‘关系’的单位也并非完全拧成一股绳，他们之间还有内部倾轨。效忠对象也可以变。原是某位恩主的手下人会改换门庭，如果该人认为早先的恩主已丧失兑现义务能力的话。所以，‘关系’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小集团，很是微妙而且本质上并非牢固。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很强烈地愿意通过与对方有‘关系’的人来沟通各机构之间的联系。此人将以其‘有权入场’的身份进入另一机构，提供事态发展信息，如谁说话算数，怎样把事情办成等等。此人还可以作为所谓担保人，讲明自己的来历和负责态度。总之，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忠心、可靠、言而有信，这些道德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根据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络网继续存在于各自为政的政府机构之内，在克服机构之间的障碍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我们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运作之中，也了解到许多重要的特点。首先，重复一下前面章节所提到的题目。各单位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常洽谈，讨价还价，达成交易。有位省政府的官员，我们只在飞机上与他有短时间的会见，对中国当前办事情况，作了这样的简要概括：没有哪个单位或个人，要你完全按规章制度办事。相反，你必须有某种‘关系’，要不然，什么也搞不成。这在哪儿都一样，不仅在南方是如此。所谓‘关系’并非只是老同学之类，而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完全是‘你替我擦背，我替你擦背’的关系。交换东西，交换好处，达成协议。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因为在上级，也是这样办成事情的。不叫他们来改变办事情的方法，谁也不会先来改变。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虽没有明白无误地说清楚这些交易是怎样达成的，但是，这位官员所洞察之点，在资料中也有所表现。我们在安太堡露天煤矿所搜集到的调查材料特别显示了这一点。”

另一本，《中国的外交决策》，是专论中国对外政策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作者鲍大可前面已有介绍，属于第二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知名度很高。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又去布鲁金斯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再去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现在虽已退休，仍在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顿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荣誉教授，经常为美国国会及有关人士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咨询。

鲍大可是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权力结构的专家，从50年代起即有专著问世，直到80年代，著作甚丰。本书是他在1983至1984年在美国和中国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访问了美国政府里的专家及美国学者同仁，尤其是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从党中央、国务院、外交部以及所有有关外事的部门，包括解放军、新闻界、学术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策的改变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反映在外交决策的变化，可见之于两个方面：决策基础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以意识形态为主，而是以促进现代化为主；决策体制及过程要求更专业化、正规化。本书内容就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对外政策机构，从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单位到外交部等执行政策的单位，至提供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新华社、各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及与外交有关的外经部、解放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乃至各大学的外交专业及对外友协等，几乎所有与外交决策有一点点关系的部门，都如数家珍地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均有交代。可以说，除了对外决策的内部操作过程作者无法弄清楚，其余所述，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情况是相符的。即连本文作者曾在那里任教多年的规模很小的“国际关系学院”，书中均有所介绍。

（三）黎安友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以其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政治改革而知名，代表作是1985年出版的《中国的民主》。黎安友立足于对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掌握，对中国自1889年戊戌变法以来的民主改革的沧桑史很有研究。

本书从1978年冬民主思潮在中国大陆涌动写起，继之以1979年春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再回溯到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经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直到邓小平等人的思想与行动，发现贯穿于百年过程之中，有一条中国政治文化里关于民主问题的认识和主张的线索。认识上，不论是保皇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认为西方的民主观点，如在中国不加控制地加以推行，只会造成混乱，因为西方是以保障个人权利而限制统治者，以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为其哲学基础。这就和中国以保障全社会利益而限制个人越轨行动，要求上下一致，政通人和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这种认识，从梁启超到邓小平，基本一致。自1898年以来中国历代当政者都主张民主只作为一种调动被统治者向上反映情况的手段而为统治者所用，其限度一旦发展为向当政者提出挑战，则应加以取缔，以免造成动荡而损害全社会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直在标榜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且于1980年大力鼓吹民主的优点，如可集中集体智慧以从事现代化，可使政治继承顺当过渡，可发现德才兼备的干部，可限制权力过份集中，可改善领导体制避免瞎指挥的错误（请注意，全是为了改善如何统治，没有一个字提到人民应享受的权利！）等等宣传之下，仍旧对群众自发的民主运动一再取缔和镇压的道理。

黎安友在书中提到许多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对民主的认识与西方的观念是一致的。黎安友列举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具有四大优点：

a ）民主可以控制社会冲突的发展。它容许社会冲突通过和平渠道，通过法制途径来解决，而非通过贪污收买或暴力镇压。它可使政府不在单一的社会力量控制之下，从而提高它的能力并可以作出对社会有利的决定。它可使国家领导信息灵通，能够作出合理反馈，使决策有利于人民的总体利益。

b ）民主可使政府具有更为合法化的基础。人民感到他们是受到尊重的，也就会支持政府的决定。由于反对派也存在，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政策不能样样都照一派人的意思去做。在决策之前，社会各界酝酿共同遵守的政策之前，可以通过协商、妥协、互让而使争议各方取得共识，然后才由政府作出决定。

c ）民主可以提高政府的质量。它可为现代国家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以免滥用国家权力。国家领导人必须清楚他们的决策优缺点在哪里，才能向公众作出交代。民主能通过竞争途径选拔人才而非通过专制体制的任人唯亲，这就使任人唯贤和容许不同意见成为现实。

d ）民主有利于稳定。官职官阶都是通过定期的考核和鉴定而取得的。掌权者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持其官职。政府的政策也因而不会多变和突变，因为政策的决定是通过不同利益之间长时间酝酿妥协而达成的。

黎安友认为民主最主要的前提是两条：1.政府的职位是通过竞争取得的，也就是通过正常、合理的选举途径；2.新闻自由，也就是容许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见原书PP.224-226）

1989年“”之后，黎安友又出版了《中国的危机》一书，进一步阐明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从信息传播到群众文化水平都已超过印度，因而具备实行民主的物质基础。而从政治文化背景而言，台湾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苏联的列宁主义政治文化，跟中国都相近似，但是都在80年代上层建筑的民主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就是说，从基础到上层，今天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民主运作，都是可能的。唯一的障碍只是掌权者的认识和主张。因此，黎安友在此书最后一章说：“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裂痕，也许并不存在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群众之间，而存在于要求有更多民主的人们和害怕给予民主的政治领导人之间。”

（四）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中的政治上价值取向和态度。这是从政治上反映出一个民族特点的文化。它是在一切政治行为和政治斗争后面的一种动力。由于一切政治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因此，政治文化的内容里，就有相当大的部份涉及到哲学、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这就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深入理解一个民族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性格，从而可以有根据地对这个民族的政治活动作出描述、判断和预测。相对说来，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要比对政治体制、经济生活或军事力量的研究复杂一些，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似乎在有形无形之间，比较难于捉摸。因此，在美国学者中间，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最知名的为白鲁逊。他于1968年出版《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in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M.I.Press ，1968），1981年出版《中国政治的原动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1981by The Rand Corporation），1985年出版《亚洲权力与政治》（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使他成为美国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白鲁逊生于1921年，属于第二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多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这里介绍他1988年出版的《官员与干部：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The Mandarin and the Car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1988b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本书主题是从中国文化的两个传统来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的不同与相似，正如儒家、道家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斥与相补。当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运作中，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但是，其基本性格仍旧浓厚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汪洋恣肆、造反起家、蔑视一切道德传统，象征着中国的道家思想和被统治者的农民文化，而邓小平则要求稳定、纪律、有秩序的体制运作，有成果的工作效率，象征着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士大夫文化。一个是“政府的官员”，要求秩序与效率；一个是“革命的干部”，要求改变与改造。不过，这二者又有相通之处，都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传统的专制主义之实。所以，作者认为，邓小平不论在经济上的步子多么务实，在政治上他还是要忠于“马列主义”的，正如作者引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鉴定：“棉里藏针”。

下面摘译该书论及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及对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描述中的部份内容。

“至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无可逃避的事实是，没有那场浩劫，也就不可想象毛以后的中国（就国家政策而言）能够做到不仅脱离了苏式共产主义，而且脱离了任何已知的共产主义概念的模式。如果中国没有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惨遭那样残暴的动乱，最可能替代毛泽东革命乌托邦主义的，也就是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官僚共产主义好不了多少的局面。不可想象的是，中国会向现在这样在毛以后采取如此大胆的现代化政策。”

“然而，说起来也怪，文革的混乱记忆犹在，这就有可能吓坏了现在的中国领导，不让他们在自由化和权力下放这些方面放手，而这正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得以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官员仍旧对他们所认为的真正放权带来的危险非常非常敏感。他们一定感到他们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再往下看，他们见到混乱的可怖景象了。对文革期间政府失去控制以后出现灾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部份地说明政府在考虑改革价格体制，将人民币的币值由市场决定，取消各种补贴或者允许外汇储备措施之时，那样提心吊胆。如果价格不合理，政府的各种补贴使物价非常扭曲，不能反映现实，在此情况下，却要依靠所谓”市场“来引导，这才是今天中国真正的危险。

“这朵恐惧的乌云笼罩在心头，其后遗症还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今天的中国领导一想起文革期间教会了人民不相信领导，也就会疑神疑鬼起来。他们知道那时整个一代青年人都起来造反，攻击所有的权威，包括一般被看成是神物的共产党。这就使得当今领导认为允许政治上或文化上存在太多的自由思想有多么危险。邓和他指定的继承人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将中国引到离开毛曾打算让国家走上的那条道路，但是，他们可能比毛还要害怕政治自由化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失控的局势变化。由于已见过什么叫无政府的样子，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一试了。花那么异乎寻常的长时间来安排特定的个人来继承他们，名之为”第二“”第三“梯队，就生动地证明当前的领导不相信任何政治的自然运转。认为需要在未来几代人中挑选人才方面加以控制，充份说明他们对未来的担心，这担心是因文化大革命那场”恶梦“的景象而来的。

“因此，最终说来，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后遗症。首先，就国家政治这一层而言，要是没有那场痛苦的经历，也就没有当前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然而同时，正由于有过那场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经历所渗入人心的惶恐不安，却又使得完全发挥改革的潜力，或者说允许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自由，成为不可能。结果就出现了在领导人态度上的一种奇异的混合体：一方面推行大胆的措施，一方面又提心吊胆不知后果会怎样。邓所实行的各项改革，的确已超过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达到在体制上构成重大变革的程度。然而，中国领导人总的说都感到需要抓紧对体制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是从毛式”官僚共产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对前途难料的恐惧使他们在现在就要把下两代的领导人都安排好，绝不希图侥幸，也不让具有活力的政治进程按自己运转的规律去发展。这就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本能上就看中遵纪守法，这在早期他掌握反右运动时已有表现，今天仍然很强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他攻击知识分子无法无天的创造性时，又表现了出来。”

“第二，就个人经历这一层而言，从文化大革命痛苦的振荡中活下来的人，一方面在与同伴们相比之下总算幸运，没被整死，略有所愧，而今情随事迁，终成过去；另一方面又因他们终于还能活了下来而受到信心增强的鼓舞，因而现在准备大干一场，脱离正统的共产主义模式，比当年毛曾打算要去做的还要走的远。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现在就比过去更为只顾忙自己的事，享享清福，颐养天年了。他们的大部份精力现在正用于忙着搞个人关系和私人的兴趣。在这方面，他们的倾向性，是在传统的中国人行为规范方面赋以新意，从而加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即使说在国家政策方面看上去象是正往新的方向发展。

“鉴于有此相互矛盾的后遗症，今天我们很难预见文化大革命长期起作用的全面后果会是怎样，因为我们跟中国人一样没法弄清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究竟是个什么样。不过，在文化大革命20年后的今天，对它重新估价，我们能有把握地说，那时和今天一样，中国政治的心理——文化动力正静悄悄地安坐在那潜伏着矛盾的感情之上，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比公开声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政策，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PP.132——134）

（五）专门研究中国的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化的舍尔（Orville Schell）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汉语很好，能说会读，这对他亲身来中国作调查了解极有帮助。从70年代中期以后，舍尔多次访问中国。1977年至1987年，10年间出了6本关于中国的书。最近的一本是1988年的《迪斯科与民主》。此书专写1986-1987年期间舍尔在中国亲身经历的事件和观察到的社会变化与问题，主要内容涉及1986年冬至1987年春的民主运动，尤其是1987年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一直写到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舍尔属于本文所归纳的第三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考查中国的政治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变化如何反映中国的政治变化。在《迪斯科与民主》一书中，作者不仅从时装表演和健美操的风行、迪斯科舞和崔健热、以及美国快餐店的开设等衣着、审美和文化生活上观察到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大变化，尤其在民主运动中，人们在政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另外，中国社会的“代沟”现象非常突出。老一代人仍执著于对毛泽东的敬仰，而新一代则完全不考虑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本书最后一章《毛与肯塔基炸鸡》中，作者引用香港亲大陆的《文汇报》所作的社会调查，发现在中国现在“只有20％的学生知道毛泽东是谁”。（PP.375）而作者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却有另一段描写，说明在老一代人身上，毛的影子还在忽隐忽现，而且已成为反对改革的武器。摘译如下：

“正当我们就要依次步出瞻仰所时，在我前面几码远的一位老农民停下来，回过头最后又偷偷地看了一眼，象是要弄明白他刚才看到的不是毛泽东的鬼魂，而是他的真身。当这位老农在冥思之中稍一止步时，后面的队伍就跟上来催他了，直到一名警卫突然大步走上来，说了他几句，让他跟上队列走出所门。就在这位老农看着毛上过蜡的面容那一瞬间，我有种感觉，毛和他领导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仍然深深地，即或说是潜在地，烙进了中国人民的心中。尽管毛主席当年被称作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如今在他死后，丧失了大部份的号召力，尤其在年轻一代人身上是如此，可是，他对那些在他领导的革命年代里全心投入自己生命的老一代人身上，显然仍具有吸引力，即使说不一定仍如当年那样唯命是从的话。正如那幅挂在天安门上取不下来的巨大画像和刚才我们参观到的防腐尸体那样，毛的思想也同样证明具有惊人的驱赶不走的能力。正当人们总愿意认为中国终于把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弃诸脑后了，可是，毛所留下的东西，却在党内持强硬路线的一派人号召回到延安精神和学习雷锋无私奉献这种旗号之下，又冒了出来。表面上看上去并不明显，实际上毛的影响仍在事物的表面之下生存着。正如军械库里封存的战舰那样，一旦需要，就可立即投入战斗。毛的思想正以一种有力的反改革武器，坚守岗位，随时待命。不论何时，主张现代化的人和改革派，把中国领着往前走，脱离毛的革命基点太远或太快，不论何时，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过于明显，或者中国的青年人过于火红的西方化或过于激进地要求民主，这时毛的思想就来了，那些党内奢宿们，入党多年，长期领导，就会马上重新启用毛的思想当作对抗的武器来使。尽管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成熟到不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毛泽东思想的说教仍旧有其感染力。”（PP.376-377）

（六）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从研究中国历史入手的，这以费正清为代表。费正清自己也一直随时注意中国现实的变化。本文所介绍的《1800到1985年间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把这185年中国的变革分四个阶段来写：（a ）1800——1895，从社会变迁到民族危机；（b ）1895——1911，从戊戌改革失败到清王朝覆灭；（c ）1912——1949，从共和体制的失败到共产党的胜利；（d ）1949——1985，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在最后一章带结论性的评述中，作者写到：“在第一章里我们即承认有这种概念：大量应用科学与技术的有效成果，可以与根本性的变革带来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体制的深层变化区分开来。然而，这种隐而不露的说法，也就是表面上看得见的革新掩盖着同时在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化，无疑会产生跟它能解决的同样多的问题。它会领着我们脱离苦海，却又下了油锅……这就意味着，尽管今天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然而仍旧面临社会革命的问题和风险。政治上，共产党力求躲开人民的反叛。文化上，又要发挥人才的潜力，经济上则要求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

“中国的长期历史，其影响在周遭的环境中都能看得见，摸的着，如语言、民俗、政府的工作方法，工商界和人际关系。现在，说来说去就是强调现代化问题如何紧迫，比如，开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国外投资，就要建立法制，包括其核心要有律师，然而共产党却又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承认各类专家在其专业上和作家、艺术家在其创作上，有其自主权。但是，又仍受治于政府的限制。法律、教育、中国式的自由思想，都该有其广阔前途，可是，几乎完全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80年代中国人的生命力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如何抓住今天的中国人不放，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人都必须依靠私人关系来运作。这几乎是躲避官僚主义扯后腿的唯一办法。然而靠关系就培养着任人唯亲的贪污腐化。这就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另外，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还面临这样的问题：政治改革难道不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吗？……我们西方人，由于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深信民主的概念迟早有一天会实现，使中国人民用他们的新方法参与国家事务，建立他们的政治体制。不过，这条道路可能崎岖不平，艰难险阻，而且会有许多反复……”（PP.361——368）

（七）80年代以后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第四代学者，大都着眼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往何处去，着眼于中国的动态研究。本文选介的史万恩是一位年轻学者，1986年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员，专攻中国与日本的政治。他在“”事件周年之际，在1990年5─6月号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论90年代的中国将会出现何种情况。文章题为《中国面临的90年代：制度在危机中》，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来说明90年代的中国将面临的困境。文章虽长，好在作者在开头和收尾两部份，对90年代中国的问题作了概括，因此，这里就把这两部份译出。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天安门悲剧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继续在一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权威。对某些观察家来说，这种做法标志着要恢复过去中国的全面极权主义，包括毛泽东时代大多数的强硬措施。这种看法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着又一次的历史上所表现的大幅度向左摆，摆回到全党一致的控制，全面镇压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这种观点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恢复极权主义的思路'.”

“然而，更多的中国问题分析者认为，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非是这批反动的老人领袖们在其体制垂死之前作最后的挣扎。这些分析家的观点是，目前的政治只是在踏步走，就等着邓小平和他那些七老八十的同夥们离开人间，从而加速政权的垮台，而且很可能随之而来就是整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这种看法的含义就是，正如东欧所出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力量已势不可挡，从而使中国的发展趋势一定会以重新来一个更快的步调促使其变化。这种观点可名之曰：改革势不可挡的思路。”

“尽管这两种对中国的前途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可是，他们在一种令人难以同意的设想方面又是一致的，即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是决定未来变化的关键因素，党内最高领导层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就导致改革下去或反动下去。这种看法显然把情况简单化了，也低估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对中国高层不论是什么样的领导，在其有效地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方面，又估计得过高了。”

“中国的体制现在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经济上不论是中国已从事的改革进程或1988年9月以来的紧缩整顿的方案，都没有真正针对中国体制的根本问题拿出办法来。问题是由于基本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关键资源短缺，包括急需的能源和交通所需要资金、技术、管理及市场机制的投入，而更重要的是，对资源使用的效率越来越差。政治上，十年来有限而点滴的改革，在体制上造成的问题和改革所解决的问题同样多。天安门事件只不过是由于这种片面的政治改革而造成一系列动荡之中最为声势浩大的一次动荡而已。而正是由于出了天安门事件，现在的政治危机正大大加剧经济危机，两者成为不可分割。”

“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向前发展，就要求制定和执行那些迄今为止更为革新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而其后果又几乎肯定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然而，另一方面，现行体制在应付发展革新政策所带来的挑战，其能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弱。”

“现在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是，在所有方面，包括政权能力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最高层领导是分裂的而且没有远大目标；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没有原则立场，而且动摇不定，常常是不能或不愿与中央的要求保持一致；中上层的政府和党的机构在体制上各行其是，相互矛盾，而其领导人的利益和信念已经变得不利于中央的控制；军队，这个社会秩序的最后靠山，也卷入了主要是内部危机的旋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在新闻媒介上只是模模糊糊地透露了一点点。”

“全面的景象显示出，在今后一段无法确定的时间里，而且不论高层领导的继承人问题会马上产生什么后果，中央要想推进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方案或想重新建立集中控制，都办不到。反之，我们可能会见到一种第三可能，就是说，一种长期下去的，谁也挡不住的国家机制往下滑，滑向无能为力、混乱不已、无所适从，此时，中央政府仅仅能压制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不能引导和提出方向。”（PP.20-21）

最后，作者在结论中写到：

“主要是通过各项改革而已在中国发生的体制变化，其复杂过程已经对中央想要发展革新政策来克服巨大问题方面，产生了一种反面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对'恢复极权'和'改革不可抗拒'这两种思路都产生怀疑。人们也许可以认为，本文前述各项政策的失败，无非就是反映了具有广泛基础赞成继续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在抗拒中央想要往回倒的措施，而非中央无力推行。然而，正如本文所试图说的，那些有意无意抵制中央政策的党和国家机构，在多数情况下其动力和坚持劲头并非来自诚心诚意要改变现状，而是来自要维持现状，其基础就是中国不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扭曲、低效能、地方主义的体制和态度，以及私相授受交易。对这种现行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不论是更为开放或者更为封闭，都会威胁着要维持现状的这些人的利益。”

“那么，这会让中国走向何方呢？在邓小平和那些思想保守的老人们去世以后，我们可能会见到出现一种比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出现过的更为权力下放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权力弱化的中央政府，成天陷在连绵不断的权力斗争之中，然而又由于都极其害怕动乱而表面上维系着有个中央政府的局面，尤其明白表示反对动乱的是军队；经济上走向'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既有继续繁荣发展，又有日见贫困的状况，每个地区主要是在地方政治机构控制之下，关心的是保护和扩大自己地区的经济发展而非向北京最高政治领导提出挑战。社会的沮丧和不满会继续下去，只是会在一段时期内有限度的经济增长和北京的意识形态控制有所削弱之下有所缓和而已。”

“当然，这种设想的出现，绝非一定如此。许多情况还得看前面讨论过的在时间流程之中各项体制变化的程度而定，特别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各地区和地方上势力的出现会怎样，政府机构本身的分散化以及基层干部、中央官员和知识阶层利益如何变化。这种设想，或者说任何对未来的设想，关键将在中国军队的行动。如前所述，军队是中国制度下有着相当数量有权力也具有进步思想领导人的唯一政权支柱，它可能成为一支真正要求变革的力量。然而，支持现代化和专业化，并不等于支持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且已有一部份军队人员深深陷入贪污受贿和非法买卖。与此同时，除了政治化还是专业化这个军内首要的争论之外，军内关于人事和机构之间的裂痕等其他因素，又终于难以使军方得以成为一支促进改革的力量。唯一可能协调这些军内分歧的共同点，是军方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维护中国境内的秩序。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之下，秩序的含义就是经济上的停滞。”（PP.34-35）

1991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 ）在集征了17位知名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意见之后，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得出三条共识：

1.重返共产主义及中央计划的可能性极低；

2.存在于中央与地方（各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将继续下去；

3.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体。

这三条共同看法与本文摘引何汉理、黎安友、史万恩的观点是相似的。

这17位美国学者之中，有6位已见本文介绍，即鲍大可、白鲁逊、何汉理、黎安友、奥森伯格和李伯瑟尔。他们都是专攻中国政治的专家。其余11位学者中，知名度较高的有亚洲问题专家史伯乐（Robert A.Scalapino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和美籍华人宾州大学教授张旭成（Parris Chang），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教授地特米尔（Lowell Dittmir），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辛顿（Harold Hinton ）和纽约大学的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另有三位是专攻中国军事及战略的乔治城大学的鲁宾逊（Thomas W.Robinson），迈阿密大学的教授德莱尔（June T.Dreyer）和海军研究院的金克斯（HarlanJincks）；两位是专攻中国经济的拉迪（Nichilas R.Lardy ）和诺顿（Barry Naughton）。

这17位学者，除了三点共识，还有不同看法，表现在下列八个问题：

1.掌权的老人们，尤其是邓小平去世了，会怎样？

2.政权崩溃的可能性如何估计？

3.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和军队在今后的角色？

4.国家会不会分裂，社会会不会动乱？

5.如果出现政治改革，其幅度及步调如何？

6.继续维持开放政策的动力何在？

7.不同政见者是否会进入政治舞台？

8.台湾经验，苏联局势发展的教训或中国历史的价值观如何看？

这些问题可能正是今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研究中国动向的主要内容。

III.附录

我们这里将比较知名而在80年代以后仍在出版新作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人名，作一次初步整理，分成四类：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政治类中包括有关当代政治的历史；社会类中包括文化。表内只列人名及所在单位。虽在美国出书或发表文章而其国籍为英、澳、法、德等国者均未列入。

（一）政治类：

Barnette，A.Doak ，Johns Hopkins ，DC

Baum，Richard D.，Berkeley

Bennet，Gorden A.，Texas

Benewick，Robert

Bernstein ，Thomas，Columbia

Blecher ，Marc.，Oberlin ，OH

Brchman ，David M.，Washington at Seattle

Burns ，John P.，Berkeley——Hong Kong

Butterfield ，Fox ，Journalist

Chang ，Parris，Penn State

Cheek ，Timothy ，Colorado College

Crane ，George T.，Williams College，MA

Dittmir ，Lowell，Berkeley

Doolin，Dennis J.，Hoover Institute

Esherick，Joseph W.，Oregon

Fairbank，John K.，Harvard

Farmer，Edward L.，Minnesota

Fewsmith，Joseph，Boston U.

Fields，Karl J.，Dominican College ，CA

Glaser，Bonnie S.，Center for Strategic &Int'l Studies，DC

Goldstein ，Avery ，Pennsylvania

Goldstein ，Steve M.，Smith College ，MA

Goodman ，David S.G.

Grunfield ，A.Tom，New York U.

Halpern ，Nina P.，Stanford

Harding ，Harry ，Brookings Institute

Harmin，Carol L.，State Department，DC

Hinton，Harold C.，George Washington ，DC

Hollander ，Paul，Massachusetts ，Amhurst

Hsiung，James C.，New York Uni.

Hsu ，Immanuel C.T.，UC at Santa Barbara

Hunt，Michael H.，North Carolina

Hunter，Neale

Johnson ，Chamlers A.，Berkeley

Kallgran，Joyce K.，UC at Davis

Kim ，Samuel S.，Monmouth，IL

Kraus ，Richard C.，Oregon

Ladany，Laszio，Stanford

Lampton ，David M.，US-China Relation Committee ，NY

Lanham，Megan G.

Levine，Steve I.，Duke

Lieberthal，Kenneth ，Michigan

Macfarquhar ，Roderick，Harvard

Meisner ，Maurice ，Wisconsin

Metzger ，Thomas A.，Columbia

Mitchell Peter M.，Yale

Moody ，Peter R.，Notre Dame

Mydral，Jan

Myers ，Ramon H.，Hoover Institute

Nathan，Andrew J.，Columbia

Nixon ，Bob ，Washington，Seattle

O'Brien ，Kevin J.，Ohio State U.

Ogden ，Suzanne ，Northeastern，MN

Oi，Jean C.，Harvard

Oksenberg ，Michel，West-East Center，Honolulu

Peatson ，Margaret M.，Dartmouth ，NH

Perry ，Elizabeth J.，Berkeley

Pikcunas，Diane D.

Pye ，Lucian W.，MIT

Rapp，John A.，Beloit，WI

Riskin，Carl，Columbia

Robinson，Thomas W.

Rosen ，Stanley ，Southern California

Salisbury ，Harrison，Journalist

Scalapino ，Robert A.，Berkeley

Schell，Orville ，Journalist

Schwartz，Benjamin，Harvard

Selden，Mark，Yale

Senese，Donald J.

Shirk ，Susan L.，UC at San Diego

Simmie，Scott ，Washington，Seattle

Soloman ，Richard H.，Rand——State Department

Starr ，John Bryan，Yale

Stavos，Benedict，Iowa

Strand，David ，Dicksin ，PA

Sullivan，Lawrence R.，Michigan

Terill，Ross，Harvard

Thomson ，James C.Jr.，Boston

Townsend，James R.，Washington，OR

Tsou，Tang，Chicago

Uhalley ，Stephen Jr.，Stanford

Van Ness，Peter ，U.of Danver &Australian Nat'l U.

Walder，Andrew G.，Harvard

Wang，James C.F.，Hawaii

White ，Lynn T.，Princeton

Whiting ，Allen S.，Arizona

Wilbur C.Martin，Columbia

Wilson，Jeanne L.，Harvard

Wingrove，Paul

Winkler ，Edwin A.，Columbia

Womack，Brandt，Northern Illinois

Woodruff，John，Journalist

Wortzel ，Larry M.

Wylie ，Ray

Zagoria ，Donald，Hunter，NY}

（二）经济类：

Battat，Joseph Y.，Michigan

Davis ，Deborah

Eckstein，Alexander ，Michigan

Feuwerker ，Albert，Michigan

Fiedman ，Edward L.，Wisconsin

Huang ，Philip C.C.，UCLA

Lardy ，Nicholas R.，Washington at Seattle

Parish，William

Perkins ，Dwight，Harvard

Prybyia ，Jan ，Penn State

Rehn，Detlfe

Rabushka，Alvin

Saith ，Anhwani

Simon ，Dennis F.，Fletcher School

Solinger，Dorothy J.，UC at Irvine

Stross，Randall ，San Jose，CA

Suttmeier ，Rikchard P.，Hamilton，NY

Vogel ，Ezra P.，Harvard

Williams，James W.，Berkeley}

（三）军事类：

Bullard ，Monte R.

Dreyer，June T.，Miami

Hood，Steven J.

Jencks，Harlan W.，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Lewis ，John W.，Stanford

Pollack ，Jonathan D.，Rand

Ryan，Marck A.}

（四）社会类：

Banister，Judith，U.S.Bureau of Census

Barme ，Germmie

Duke，Michael C.

Goldman ，Merle ，Boston U.

Israel，John，Virginia

Kinkley ，Jeffery C.

Lord，Bette

Madsen，Richard ，UC at San Diego

Naquin，Susan ，Pennsyivania

Seymour ，James D.，Columbia

Thurston，Anne，Wilson Center ，DC

Unger ，Jonathan

White ，Golden

Whyte ，Martin K.，Michigan

（编者注：本文有些资料比较过时，亦不太齐全。但作为综述，可以给不够了解情况的读者一些概况性介绍与阅读线索。在以后的同类文章中，本刊还会注意弥补这里的缺陷。）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3期（总第42期）]

潘维洛，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闽，美国国际经营管理研究院（The Americ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Management）助理教授。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