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叫中国社会党，成立于整整100年前的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诞生地点也是上海。中国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他的创始人名叫江亢虎，他才是真正的国内“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和“新民主主义”的首倡者。但是，现在看来，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没有坚定地走完这条道路，而是随波逐流，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创建政党

１９１１年７月１０日，在上海女子进行社、《天铎报》馆等资助下，避祸上海的江亢虎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出版宣传刊物《社会星》（又名《社会》）。对于《社会星》的命名，江氏解释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今日，正如漫漫长夜，凉蟾已堕，曙色未曦，惟见数点疏星，依稀闪烁于沉阴积晦之中。”“佛陀枯坐树下十有九年，仰视明星而悟大道。耶稣降世，则星现于东。”他的这番话中，虽然有以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佛陀”、“耶稣”自喻之意，但他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却也是不争的事实。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光复的第二天，江亢虎主持召开“社会主义研究会”特别会议，效法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形式创建了中国社会党，并当选党的领导人，出版《人道周报》为机关报。中国社会党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在《中国社会党宣言》中，他高昂地说：“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实为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采定党纲八条：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中国社会党成立后，人数发展很快，成立两个多月，便有党员四五千人，设３０余个支部。至１９１１年底该党已经有“支部至四百九十余处，党员至五十二万三千余人”。其党员成员广泛，既有“民国暗杀王”王亚樵之类江湖人物，又有一批热心于社会改革的进步人士，如同盟会元老张继、苏州支部总务干事陈翼龙、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以及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教育家叶圣陶等。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孙中山接见了江亢虎，在场的还有同盟会元老胡汉民、蔡元培等。谈话中，江对孙说：“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孙则表示：“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愿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一俟军事初定，吾辈尚当再作长谈。”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就在当天，已经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履行诺言，派专人给江亢虎送去《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４本当时“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并在附信中提出殷切期望：“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对于孙氏此举，时为中国社会党党员、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曾在《天铎报》上著文盛赞。２月３日，江亢虎面谒孙中山，请他给中国社会党以具体指导，孙诚恳作答：“自苦政务太繁，不能躬任主持，拟令长子孙科赞佐其事。”对此，江深受感动，曾由衷说过：“本党之发达，先生与有力焉。”民国初建时的孙中山，思想上处于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中间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时人把刚刚进入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称为“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

1912年6月，社会党与中华民国工党联合。１９１３年３月，担任国民党实际负责人的宋教仁被袁世凯买凶暗杀，国民党人立即发起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这时，江亢虎就此发表“卓见”：中国社会党“力持法律解决”，袁世凯等人“全部到案，公开审判，以伸法权”；国民党人“立即罢兵回防，停止以下犯上”。江氏此番言论，既使袁世凯勃然大怒，骂他是孙中山的“前驱”，又让国民党人极其反感，视其为袁世凯的“走卒”。对于他这一两面不讨好之举，正应了刘师复的评价：“颠倒瞀乱，尤难究诘也。”１９１３年８月，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并枪杀了该党北京支部主任陈翼龙。８月３１日，在既不容于袁世凯，又难见谅于国民党人的窘境下，江亢虎不顾广大党员参与讨袁的要求，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党特别联合大会上发表《去职宣言》，冠冕堂皇地声称，“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遂辞去中国社会党总代表名义，只身亡命美国，中国社会党就此瓦解。民国5年6月21日，中国社会党在中华慈善协会召开临时会议，宣布复党重建，1925年，改新社会民主党，本部设北京，39年，中国社会党加入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45年又被解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党还引起了世界各国社会党的关注，如越南社会党曾在《天铎报》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党似宜集合最多数之侠团，扩张最宏伟之侠力，相机审势，兔起鹘落，先试吾刃，则首援越南，次及缅甸，次及印度，又次及朝鲜……”在此，越南社会党人对中国社会党寄予厚望，希望其壮大夺权并援助他国社会党发展。

思想源泉

江亢虎，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别号康瓠，１８８３年７月１８日出生于江西弋阳。自幼天资过人，据邻里说“十岁即能作文”，故有“神童”美誉。１８９９年春，他因父荫（其父江德宣曾为清廷的工部主事）以贡生资格进入北京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开始接触到“新学”（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１９０１年春，江亢虎东渡日本半年考察政治。时值留日吃香，有留学生归国，“各省督抚顶而戴之，如获拱璧”。由于“见多识广”、“阅历过人”，刚刚１８岁的江亢虎被时任署理（即代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礼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兼《北洋官报》总纂（主编）。为报袁氏知遇之恩，江亢虎曾上书袁氏陈述“经世之宏图，中兴之要略”，希望助袁成为“全球万世之伟人”。１９０２年底至次年夏，江亢虎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对于日本军事的强大有了进一步认识，“畏威感日增”。回国后，他担任过清廷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等职。在他所授的弟子中，后来知名的有北洋军阀安福系骨干、汪伪政权监察院长梁鸿志。１９０７年秋，江亢虎第三次东渡日本，学习英、德、法三国语言，研究社会学，此时开始涉猎西方无政府主义著作。期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深入中国留日学生心中，“革命排满”成为众人之志。此时，江亢虎反其道而行之，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国家之苦、有家庭之苦”，宣扬所谓“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要求人们“无为”，以对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之一。当然，在宣传“三无主义”时，他也曾尖锐地痛斥过“三纲者三网也，后世专制帝王之所以网民也”。应该承认，“三无主义”是当时反封建斗争中的一翼。游日归国后，江亢虎在北京创办过“京师女学传习所”，发起组织“女学慈善会”，因而屡遭御史弹劾，谓其“伤风败俗”。１９１０年春，江亢虎把女学交给清廷学部，自己取道日本游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俄国。期间，他“多与各国社会党人往来”，并列席过第二国际八大。途中，他不断宣传其“三无主义”，一时间名声大噪。

不过，江亢虎虽然提出“三无主义”，却并不同意一般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废除国家的主张。１９１１年春，江亢虎游历欧洲归国，其“三无主义”言论也悄悄发生变化，把“世界社会主义”杂糅其间，自称为“纯粹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归国后，江随即发表了《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向国人介绍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地税归公”即“单税社会主义”思想，并自鸣得意地说：“闻此说最早，其余则孙逸仙（中山）、唐少川（绍仪）”。

两面人生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凝聚力空前高涨。这时，江亢虎不识时务，大唱反调：“此事起因与内幕，全由共产党人向学界、工界煽动而起。今已成燎原之势，将见第二次拳匪之祸变。”对于其反动谬论，共产党人瞿秋白愤慨不已，在《热血时报》上直斥其“素来糊涂”、“糊涂的毕竟糊涂”。８月，处理溥仪离京后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查获并公开了１９２４年“甲子复辟图谋”的有关文件，其中有江亢虎给溥仪的秘信。于是，江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喊杀，连他一手创办的南方大学也爆发“驱江风潮”，一时间灰头灰脸，龟缩在军阀主子背后惶惶度日。１９２６年秋，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旧军阀纷纷垮台之际，他不得不把“中国新社会民主党”解散，亡命美国、加拿大。

１９２７年夏，江亢虎在加拿大安顿下来，担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短时间内真正做起学问，为中加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１９２９年初，江亢虎和威特·宾纳合译的清代蘅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此集原本平易近人，兼之中西合作，译笔准确，用语雅驯，甚得普通美国人喜爱，大大提高了江在美国知识界的声誉。不过，在内心深处，江还是投机政客之身，不想终生枯坐书房。１９３０年左右，随着新军阀蒋介石得势，江亢虎又投入蒋的怀抱，视蒋为自己“可以倚靠的明君”，为其内政外交出谋划策。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侵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江亢虎在“抗日宣言”上签过名，保持了民族气节。１９３４年初，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鼓吹忠君、孝悌等封建道德，要求人民服从国民党的统治。在这过程中，江亢虎积极奔走，身体力行，为蒋的“新生活运动”效力，还被评为“新生活运动模范员”。此后，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打压下，在日军屡犯屡逞的军事威胁下，江氏日益消沉，最终走向人民的反面。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江亢虎没有登高一呼，反而保持沉默，令举国震惊。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在日军占领我东南半壁江山的情况下，江亢虎不思为国出力御敌，却发表臭名昭著的《双十节对时局宣言》，主张对日“和谈”，从而引起汪精卫和日本人的注意。１９４０年初，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江亢虎名列前茅。这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中国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拢，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３月２０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江亢虎以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身份出席。３月３０日，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在日寇操纵下粉墨登场，江亢虎历任汪伪政权的铨叙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考试院院长，负责为汪伪政权选拔“人才”、培养走狗，堕落成为可耻的汉奸。期间，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共反苏，鼓吹“共存共荣”，成为历史的罪人。１９４５年９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江亢虎这位“日本友人”也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建国后转押上海提蓝桥监狱。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７日，江亢虎病死于上海狱中，时年７１岁。

其实，早在１９２１年４月江亢虎携夫人卢岫英赴苏俄考察时即已生反意。因担心此行凶险，行前甚至留下了遗嘱。据一些资料说，江此行主旨不是为孙中山“先驱联络”苏俄，而是想获得苏俄支持，招募华工用武力占据外蒙古以“试验社会主义”。无论江用意何在，他得到苏俄的贵宾待遇却是事实。同年６月，作为“东方无产阶级革命者特邀代表”，江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发言拥护共产国际。更让江自豪的是，他和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巨擘”弗拉基米尔·列宁有过两次会晤，列宁对他“教诲谆谆”。此外，他还和苏俄高层领导列夫·托洛茨基、格奥尔基·齐契林等人有过接触。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江亢虎认为苏俄是“新帝国主义”，它和“旧帝国主义”美国一样，都对中国不怀好意：“新旧两世界遥遥相对，同时注意于远东，远东地位之重要可见矣。一代表资本国家，谋维持国际和平；一代表劳动阶级，谋发动国际革命。芸芸黄族，莽莽神州，其将为美利坚黄金主义之殖民地乎？抑将为多数党苏越特（笔者注：苏越特，Ｓｏｖｉｅｔ的一种音译，今译苏维埃）制度之试验场乎？”在对苏俄失望之余，他撰写了《新俄游记》一书，竭力攻击俄国十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