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学术研究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中国的这些巨大变化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虽然出现了不少成果，但在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进程与效果等方面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甚至针锋相对。本文旨在评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的基本逻辑和特殊路径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专制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政治转型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如下四种不同的政治转型路径。第一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政治秩序，确立现代民主体制，例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第二种是通过外国的占领摧毁原有的独裁体制，强行实施民主改革，例如在战后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第三是通过“休克疗法”的激进政治改革埋葬原有的独裁政权，发展民主政治，例如在前苏联；第四是首先建立“权威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然后通过政治改革提高民主水平，例如在东亚的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政治转型虽然还没有完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虽然还有待发展和完善，但是，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开始了政治改革方面的探索，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一些基本目标和具体措施。因此，从那时起，中国的政治转型就已经启动。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邓小平着重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主要弊端，并相应地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特别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27-333)随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大为提高，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设计了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遭受一定的挫折。
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经济改革在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同年秋季的中共十四大之后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并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但政治体制改革则在稳定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等口号下一度非常低调，研究和探索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以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逐渐趋于活跃，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全国各地相继展开。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则进一步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方面，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本身非常复杂，充满矛盾和曲折，政治发展在各个地方和不同领域差异很大，缺乏平衡，因而人们在分析和评价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时就存在大量的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党校的王贵秀在1998年曾明确指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实质性的问题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停滞以至倒退。”[2](P32)胡鞍钢在2003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如下评价：“90年代领导人变动趋于制度化，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清晰，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基本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政治改革的目标不仅没有前进，而且有所后退；另外，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心腹之患和最大的社会污染。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政治发展相对缓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与对外开放相比，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未在党内、政府、人大等权力机构引入和建立起来。”[3]此二人均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给予了消极甚至否定的评价，认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问题很多。在此基础上，胡鞍钢提出要实现中国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第二次转型就必须以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俞可平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开始从整体上发生重大变化，已经出现政治转型，其具体表现就是作为政治发展初创时期主要表征的一些政治现象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向更高级的政治现代化方向发展。例如，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模式开始解体，权力开始分化，从绝对的一元化向相对的多元化发展；全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现象开始逐步改变，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个人崇拜现象开始逐步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开始得到有效遏制，党政分开的工作正在着手进行；随着机构改革的开始，组织机构的分化与整合程度以及政治角色的专门化程度开始明显提高；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民主从单纯的手段逐渐成为既是手段又是目标的统一；政治过程的连续性明显提高，开始从断续走向连续； 国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4](P135-141)在高度评价中国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基础上，俞可平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唯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4](P155)因此，在他看来，中国政治改革已经实施，政治转型已经开始，政治发展顺利，不仅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正在向民主与善治迈进。
大致介于以上两种立场之间的是林尚立的观点。他认为，80年代中期虽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构想，但具体的改革政策和行动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没有出现过80年代那种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的改革构想和行动，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依然逐步进行，并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中获得了在80年代改革中无法获得的政治发展资源。因此，9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进展有限，但是90年代的政治发展却比80年代的来得深刻，其中最关键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终于开始形成自己最有效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很明显，这是一种从基础和条件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评价，如果就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而言，林尚立则明确认为进展有限。
在国外关于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大量研究中，多数学者在肯定20多年中国政治的变化的同时，基本上都认为那些变化只是政治体制或政治过程的局部的变化，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宏观结构和基本运作过程方面依然如故。[6](P50)但是，最近几年相继有一些国外的学者注意考察中国政治的一些变化，并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政治改革正在从过去的集权体制逐渐向民主体制发展。[7](P6)唐亮也认为，虽然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离实现民主化还很远，但是与过去相比中国政治正朝着民主化的方向缓步地前进；虽然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事件还时有发生，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潮流；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在很多领域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观。可以这样说，政治改革在中国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7](P2)
以上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方面，虽然各种见解和观点之间分歧颇大，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的一些基本认识。简言之，那就是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我们经常强调的那样，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可以说是毫不动摇，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实际运作过程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不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新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增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广泛推行了基层直接选举，民主政治开始真正走近中国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这种复杂且独特的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
正是中国政治的这些变与不变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笔者曾经将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一特征概括为“政治发展的二重性”，认为中国在维持权威主义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创新，在加强党内民主、完善人大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8](P38)后来，一些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例如，何增科认为，“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权威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9]这些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
二、权威体制的似是而非
由于中国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中央权威和反复强调政治稳定，同时大力借鉴外国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在国内外被普遍称之为“权威主义”。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1998年讨论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时指出：“当今中国政治的最基本趋势就是从列宁主义逐渐转变为权威主义的多元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10]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这种权威主义的多元主义在东亚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采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急剧社会变迁中维持稳定。日本的著名中国政治专家毛里和子曾经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是一种权威主义体制，或者说至少是在向权威体制转变。”[11](P232-234)国分良成在讨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发展时说：“中国的目标就是模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构建自己的权威主义体制”。[12](P38)天儿慧在分析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的特征时也说中国是“选择了某种形式的亚洲型权威主义统治。”[6](P51)萧功秦是80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思潮的代表之一，他曾明确提出：“中国在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向以市场型的运行体制的结构转型方面，均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类同之处。”[13](P97)
在“新权威主义”讨论中，就有学者主张中国应该像韩国等东亚国家一样建立权威主义统治，以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指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在赞扬新加坡的良好社会秩序时说：“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4](P378)于是，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是在模仿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建立自己的权威统治体制。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不符合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并没有出现东亚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历史经验不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是在战后推行的“民主试验”遭到失败后，通过军事政变或其他手段走上权威主义发展道路的。虽然导致各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崩溃和权威体制建立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政治制度的疲软和经济发展落后则是一些共同的因素。[15](P39-44)中国的历史经验则完全不同，即在建国以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于严重的政治动乱和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之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因此，从一开始，实行分权放权，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
第二，代议机关的作用不同。在韩国等东亚国家建立权威主义统治后，一个普遍的体制特征就是政府行政部门的权能得到伸张，而代议机关的权能不断受到抑制。例如，韩国在1972年建立的“维新体制”就是违背传统的三权分立原则、大大强化总统的权力、严重削弱国会权力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16](P29)在这一体制下，总统被赋予解散国会权和紧急措施权；在国会之外设立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由总统推荐、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产生，这样，自大韩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议员的间接选举。在韩国的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权力的制衡经常被破坏。“在韩国国会的立法活动中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占优势，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朴正熙和全斗焕的权威统治时代，国会的立法职能严重萎缩。”[15](P183)由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破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始受到重视，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目标就是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际运作均得到显著改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17](P78-81)特别是省级地方人大由于其地位的上升和代表素质的改善现已成为政治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屡屡发生的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落选，人民代表自己推荐的候选人最终当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予以罢免，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不予通过等事例就有力地证明了人大地位的提高和权威的增强。[7](P191-228)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同。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寡民小国，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他们大都采用了中央集权统治。例如，韩国虽然在1949年就颁布了《地方自治法》，但并未得到真正的实施。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通过民选地方长官实行的地方自治被迫中断，其后的三十余年中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中国的改革则显著不同，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下放，成为二十多年中国改革的一个明显特征和主要趋势。虽然中国的分权改革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在中国特定的体制背景下，这些改革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例如，财政权力的下放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当然，权力下放也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立法权的下放和地方立法权的扩大也是近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在政治权力的下放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人事权力的下放。这种人事管理权力的下放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第一是增加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等经济单位的人事管理权；第二是增加地方政府对下属地方党政干部的管理权；第三是地方开始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当地领导人的权力。[18](P19)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央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后，实行下管一级的原则，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的范围缩小到下一级的主要干部，即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正副职领导人，地市级干部的任命和管理被下放到省一级。通过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在调整过程中进一步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
第三，国际环境不同。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东亚的各个民主政权纷纷垮台或发生蜕变，权威主义统治在各个国家相继建立。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冷战升级、民主化出现回潮的时期， “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了极强的权威主义色彩。”[19](P19)但是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统治后，“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开始席卷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化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运动。”[19](P25)据统计，至1998年初，世界上实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国家已增加到117个，即便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期独立国家的数量稳步增长了三分之一，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比例也翻了一倍，达到60%以上。[20]在全球民主化浪潮开始后不久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虽然中国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并没有直接导入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等所谓民主制度，因而被外国的很多观察家归在“第三波”全球民主化国家之外[21]，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对外联系的逐渐加深就使得中国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无视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
通过上述分析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东亚权威主义的一些色彩，例如，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精简政府结构，提高政府效率，虽然中国的一些民主化改革未必达到了东亚其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的程度，例如，韩国就一直存在广泛的竞争性选举，但是，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倾向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并没有走东亚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建立东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模式。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当然，在优良治理与渐进民主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并非易事，这里也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中国的这种发展也存在若干差异。就是说，有的地区发展得更协调和更平衡，而另外一些地区则不时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调或失衡问题。
三、民主治理的合理平衡
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P163)“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P194)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改革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优化政府治理。这些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这里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必要和是否能够发展民主政治。换句话说，政府治理的优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否并行不悖？关于效率化与民主化的关系，虽然从学理上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探讨，这样的探讨以前也确实展开过；但是，对一个摆脱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与动乱、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来说，优化政府治理，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和时代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反映广大人民的最根本要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制定了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政策。[14](P116)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路径。
那么，经济发展对治理优化的要求与政治发展对民主化的要求是否兼容呢？在政治学研究中，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探讨可谓汗牛充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看法：[22]
第一，乐观论。在现代化理论中，卡尔·多伊奇、丹尼尔·莱纳、西里尔·布莱克等人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均向着同一方向发生变化，并互相促进。就是说，经济上愈发展，政治上愈民主。这一理论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很难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悲观论。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民主实验”纷纷破产，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的一种悲观论调弥漫全球。1969年，亨廷顿发表他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突出强调了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他明确指出：“基本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当然，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23]在对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过程中，奥唐奈尔等人对李普赛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正相关的理论表示怀疑，进而提出了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在亚洲，一些政治领导人与上述论调遥相呼应。例如，朴正熙认为，为了改善韩国人民的生活，摆脱贫困，甚至采用非民主的紧急手段也可能是必要的。“民主这颗闪光的宝石，对于那些正遭受着饥饿和绝望痛苦的人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24]李光耀更是直言不讳地说： “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25](P335)正是这种论调更进一步地助长了权威主义统治的盛行。
第三，无关论。这种理论认为，民主只是防止专制的一套解决办法，与经济发展没有关系。民主政治之所以获得合法性，主要有赖于其程序，而不是靠经济发展的成就。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经济得到发展。反过来说，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只要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或者具备优良治理，至于政治制度安排，无论是实行民主主义体制，还是实行权威主义体制，都无所谓。[26]
第四，调和论。蒲岛郁夫对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研究堪称这一方面的代表。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在推动战后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基本上维持了议会民主体制，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虽然自1955年起自由民主党独霸政权长达38年之久，但是在日本政坛上不仅存在多个政党，而且政党之间的竞争有时还很激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的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平等，扩大政治参与和保持政治稳定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平衡。这正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学家蒲岛郁夫所谓的“支持发展参与模式”。[22](P152)亨廷顿在引述蒲岛郁夫的理论时指出：“说明怎样使经济目标的实现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互相调和的跨学科研究较为罕见。蒲岛郁夫指出了怎样才能调和民主、增长与平等的矛盾。”[27](P349)随着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范围的推进，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如何构建民主的发展型国家就成为人们关心的重大课题。从本质上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蒲岛郁夫对日本战后政治发展的分析及其民主与经济发展调和论不无相通之处，这就是，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追求某种程度的平衡，实质上就是在高效治理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平衡。根据拉里·戴蒙德(Latry Diamond)、戈登·环特(Gordon White)、詹姆斯·曼诺尔(James Manor)的分析，构建民主的发展型国家，就是要正确处理如下的各种关系：(1)冲突与共识；(2)代表性与统治力；(3)同意与效率；(4)秩序与冲突；(5)政治的个人化与制度化；(6)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或制度；(7)自上而下的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动；(8)连续性与创新性；(9)保密性与透明度。[28]如果这些关系处理适当，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发展民主与优化治理之间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协调与平衡，并形成一种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既然以上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发展至少在某些地区和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互相达到协调和融合，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贯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的二十余年中，是否也相应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呢？改革伊始，发展民主曾经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而受到强调。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设计了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以党政分开为主要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遭遇挫折、社会问题不断恶化之后，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战略选择，展开了一场以要不要政治民主化为核心、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治理优先还是民主优先的讨论。这一阶段，政治稳定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没有出现八十年代那样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和行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社会与政治转型则更为全面和深刻。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和各个不同的领域逐渐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从而基本实现了优化治理与渐进民主的合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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