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广义来说，是他病重病危，不能写了，由他口授记录下来属于政治方面的文字，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分六天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以下简称《信》）；二是他多次口授，记录下来后成多篇文章，即《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以下简称《民族》）、《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以下简称《改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下简称《宁肯》）等。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问题、合作社、革命道路、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等问题。狭义来讲，称为列宁遗嘱的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除《信》和《民族》外，其余几篇都在列宁逝世前发表过。再读列宁的《信》，得到最深刻的体会是这样九个大字——“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一、列宁抱病口授遗嘱
经常极度紧张和不间断地工作，致使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同年12月，他第二次中风，病情恶化，先右臂右腿瘫痪，后整个右半身瘫痪，丧失了独立工作能力，但头脑非常清醒，能深度思考问题。当时，俄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对此列宁是放心的。令他不安的是，党的建设有所削弱，而党的高层权力过于集中，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以及党和人民的监督相当薄弱，高层不稳，存在分裂的危险。面对列宁的病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不准他过问所有党政事务。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而一些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使他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不让他这么做，于是他向中央要求，允许他每天用很短的时间口授日记，否则他完全拒绝治疗。在此情况下，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第二，禁止会客；第三，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面对压力，列宁出于对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无比忧虑和高度负责，不顾病魔折磨，以他特有的坚强意志和惊人毅力，毅然从1922年12月23日起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政治遗嘱，以表达他对党和国家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度不安和高度关切。
二、遗嘱的核心思想内容——党内民主
列宁分6天口授的遗嘱，一共3000多字，没有任何“民主”或“党内民主”的字样，但全信通篇都体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思想。
其一，列宁着眼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着眼于党的制度的改革，遗嘱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接着又讲对中央委员会的构成进行改革，“不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二，他的信是专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既不是写给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写给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或中央书记处，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最高领导班子的事，接班人的事，应由党代表大会决策和选举产生。
其三，他反复建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到100人，这些人又必须是工人和农民党员，即通过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和改变中央结构成分，用权力配置和权力制衡来解决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的弊端，依靠多数中央委员形成和通过党的正确决议，提高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威信，加强和改善中央的集体领导，加强中央领导集体对最高层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小部分人之间的冲突引起党中央分裂的危险。这是列宁关于通过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达到党的团结统一与党内民主高度一致的重要思想。
其四，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6位中央领导人的德才表现和优缺点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是供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作重要参考；二是期望他们各自能扬长避短、发扬成绩、弥补不足、知错补过，相互之间能取长补短、谦恭礼貌、关心同志，妥善处置意见分歧，避免冲突，防止分裂；三是因为他们各有优缺点，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戒骄戒躁，更要发扬集体领导作用，避免将权力集中到个人手里。他在信中尖锐指出：国内外的敌人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列宁分析了当时中央两位主要领导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特性”和相互关系，提出了防止分裂的措施。他说：“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其五，列宁对中央6位领导人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列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的民主作风，体现了革命领袖的博大胸怀和领导品格。托洛茨基曾经反对过列宁的建党思想，挑起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不支持列宁关于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但他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事要职。列宁在信中肯定了他的杰出才能，当然也指出他过分自信等缺点。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反对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不支持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主张。但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在信中首先肯定他“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当然也指出“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武装起义，还公开泄露党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列宁痛斥他们“叛变”，骂他们为“内奸”，但他们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苏维埃要职。列宁在信中一方面严肃指出他们的上述错误“不是偶然的”，同时又说“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对斯大林，列宁强调，“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列宁郑重“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其六，为了加强对党中央高层的监督，加强对总书记和政治局的监督，列宁强调必须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在信中谈到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查院，当时的工农检查院不能胜任检查的职能，只是成了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和“助手”。因此列宁在《改组》和《宁肯》等文章中提出要改善和改造工农检查院，并且把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的改组结合起来。他建议要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应经过党的资格审查，通过多种考试，以提高其素质，且享受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有权参加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审议政治局的任何决定和文件。这样就形成了以党的监察为核心，把党、国家和人民的监察统一和结合起来。他指出：“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三、遗嘱的命运
列宁的这些信，是要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的，希望在十二大解决信上提出的问题。除第一封信当天即送斯大林外，其他的信都是密封的，列宁要求负责记录的值班秘书在信封上写明只有列宁本人才有权拆阅，如果他去世，只有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有权拆阅。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列宁病情恶化，丧失语言能力，他已无法安排和嘱咐其秘书或夫人向十二大送交这些信件了，其夫人也没有把信交给十二大。列宁在1924年初与世长辞，终年54岁，属英年早逝。这对苏联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重大损失。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18日，党的十三大前夕，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的信交给中央委员会。列宁的信不是在十三大的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全文传达，而只是给各代表团团长传达，由团长再向代表作要点传达，而且信件不能复印，这就限制了传达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1956年苏共召开20大，才向全体代表传达，还分发给各地党组织，并由《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出版。
在以后的实践中，列宁的遗嘱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关于增加工农成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在实践中得到了实现，但因为书记处、组织局都是斯大林负责的，而增选的人都由书记处和组织局提名、审查、挑选、任命，在中央就造成了有利于斯大林的大多数。关于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在实践中被否定了，因为一方面，斯大林表示接受列宁的批评，且在开始的时候斯大林还是注意收敛和改进，另一方面，中央也没有因为斯大林的原因而出现分裂，因而政治局多数不赞成列宁的建议。关于总书记应该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思想，也被否定了。第一，在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关系上，列宁规定两者是平等的，监察委员会监督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把这改变为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监察委员，具体表述为：“党的监察委员会按党和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并规定由中央委员会派书记处书记为监委领导者，中央监委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附属品”。第二，中央监察委员会本来由党的代表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关选举，斯大林把这改为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第三，中央监察委员有权监督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但到斯大林时，监督对象不是“对上”，而是“对下”了，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检查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中央机关决议情况的检查”。
列宁谢世32年后的1956年2月，苏共20大公布了列宁的政治遗嘱，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宣读了这个遗嘱，从而掀起了“斯大林问题”的政治大风波。苏共20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全盘否定斯大林，把所有问题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及其性格，不仅造成了苏共党内思想的大混乱，也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借此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恶浪，在全世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四、牢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把我们党建设成最具生命力的党
当年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的话不幸言中。在谨慎使用权力上，斯大林只做到“一时”，却没有做到“永远”。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执政地位丧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共长期以来党内民主和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可以说早已埋下了祸根。
此后，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在各个不同场合，在各种会议上和各种交谈中，跟其他中央领导谈，也跟起草相关文件的负责同志谈，在党的八大上讲，也跟外国党的代表团讲，反复强调的是要从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这主要是：
第一，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破除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从此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吃了亏之后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和找出在我们国家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第二，要用制度来防止个人崇拜，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他说，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建立一种制度，用以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减少工作中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第三，我们破除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别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这些矛盾，都是经常会发生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毛泽东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1952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四，由于斯大林在晚年深陷个人崇拜和主观主义的泥坑，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破坏国家法制，因而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在八大期间，毛泽东跟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毛泽东还讲，苏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找专政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国家机构的专政职能，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问题的上述几条经验教训，不可不谓深刻。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切实解决问题，我国后来还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教训也不可不谓深刻。党的十六大报告正是鉴于苏联党和中国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指出：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同时又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相对应，鲜明地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且进一步强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把民主提高到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并这样强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
让我们牢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把我们党建设成最具生命力的党！让我们牢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我们国家建设成最具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