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当了13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当年2月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美国作家戴维.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哈维尔的告别宴会的：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哈维尔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著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端看我们怎样审视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内心。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我本人曾多次接触及近距离观察哈维尔，许多片刻确实令人难忘。
一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作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不动声色地观察。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哈佛大学校长鲁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 喊住他， 和他握手，寒暄，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挟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我的汉学家朋友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象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员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汇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贲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队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交谈，并一起翻阅他著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二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了，最后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做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后，哈维尔责问他的助理，为什么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作着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后，还需哈维尔去向他们解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正是由于他经历了专制社会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人”的身份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在哈维尔总统生涯的最后五年，克劳斯和哈维尔对捷克未来的面貌持续进行着辩论。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对哈维尔的观点，认为他否定了议会民主，并企图削弱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克劳斯认为当某个政党经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党之后，总统就应放手让政党来治理国家。克劳斯一直强烈反对将国家分权/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欢任何削减政府权力的法案、将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私营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维尔的老朋友， 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维尔主要著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会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Milo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哈维尔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和司法体系的新法有关，该法规定法官必须接受司法部所辖机构的教育与考试。哈维尔无法否决这个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诉求，而宪法法院同意此项新法违反司法独立，从而推翻了该法案。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Vladimir Klokocka）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三
那是一幕感人、却多少有些凄凉的退场。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六十六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保罗.威尔逊感慨着：“他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观察到，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着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宝蓝色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明白并了然于胸。雪花大片大片飘落，停顿在鹅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论他有多少缺失，这样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吗？”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那几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那几十万捷克人民的化身吗？抑或，他们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们？那时，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Civic Fourum）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阳台上，用扩音器不断地向人民发表演说，用和平、坚定、不容质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沈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在无数摄影镜头下，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
十三年之后，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却，他们对哈维尔怀着敬意（而不是激情）以及日渐增多的抱怨，此时的哈维尔，再也不能像一九九O年代初那样，随便一个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门走进总统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说，我们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维尔或在街头某个转角的咖啡馆和哈维尔聊上一会儿了。批评者说，他已远离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超过了对捷克民间疾苦的了解，甚至说他更像是一个住在捷克的外国人。
无疑，哈维尔结怨甚多。首先，哈维尔不属于任何政党，故，他从来不去取悦选民。同时，由于他的再婚，或者说由于妻子是位早已走红的电视明星，由此招致了不少的攻击。有时，媒体或他的敌人将他形容为是一个精力耗竭，并被野心勃勃的美艳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个身居王位却又处处对人对事持着异议的孤家寡人，认为他对于议会民主完全外行，说他已经过气却还恋恋不舍地握着权力不放。据说，他和伊万（Ivan Havel）—那位曾在他早年的牢狱生涯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和感情支持的亲弟弟，由于家庭财产分配上的分歧，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哈维尔离任时，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虽然他就任总统时的最高支持率曾达87%），这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比率。
担任总统时的哈维尔每个月月薪约合二十一万台币，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捷克议会曾就共和国首任总统退休后，是否应按照民主社会的惯例支付每月约两千欧元的退休金，无偿提供办公室、专用轿车、安全警卫及终生的全职司机这一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现任总统克劳斯的政党民主社会党和捷克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下，这一提案被拒绝了。也就是说，哈维尔作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体面退休的总统，没有民主制度下前总统应有的待遇。然而，作为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品牌”（捷克总统克劳斯带着嘲讽的无奈之言），哈维尔全然不必担心可否维生，因为哈维尔有着永远也应付不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假如身体状况允可，他完全可以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以在世界各地演讲谋取厚酬。
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十年前，我的老友，也是哈维尔最信任的中文翻译、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然 (Olga Lomava) 教授就告诉我一个在捷克流传的说法，说哈维尔除了脑子之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修补过的。他的肺和肠均因癌症切除大半。1996年，也就是他的元配妻子奥尔嘉过世那一年，他曾七次被送进医院抢救和施行手术。那一年，哈维尔面对着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他的妻子奥尔嘉（Olga）在一月去世。十二月他也因肺癌而濒临死亡边缘，当时他高烧不退，双目几乎失明，医生开始时只是诊断为一般性肺炎，后来才确定是癌症，并立即切掉了他右边的半个肺。在上手术台前，哈维尔还在抽烟。据说，当时住在加护病房的哈维尔，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护士竟不在旁边，正巧达格玛去探望他，达格玛吓坏了，拼命呼救，并及时招来医生，紧急抢救，哈维尔才活过来了。1997年1月，哈维尔和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krnová）结婚.达格玛是捷克最著名的电视剧演员，在捷克民众中家喻户晓，她是哈维尔的情人，并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由于那位和他厮守一生，共过无数患难的妻子奥尔嘉的形象深入人心，捷克老百姓难以谅解哈维尔这么快就再婚的举动。1999年夏天，我曾专程去布拉格公墓瞻仰卡夫卡和奥尔嘉的墓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午后，奥尔嘉已过世三年多了，可她的墓前仍摆满了鲜花，前来瞻仰和送花的人络绎不绝。
为此，哈维尔不得不通过电视演说向全国解释道：“在奥尔嘉去世前，她说过我可以再婚。”哈维尔说：“那时，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我已决心独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但她坚决认定我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也不应该这样。她是对的，而且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达格玛。”
为了疗养他那由于几十年的吸烟习惯和牢狱生涯伤害了的肺部，他在葡萄牙空气清新的Olhos d’‘Agu海边买了一栋别墅，他会不时地在那里住上一段时日，休养，也是为了躲避他称之为永远也做不完的“一千零一件事”所形成的工作压力。不久前，他在接受捷克报社的采访中抱怨说，他的秘书和助理，从当总统时的近百人变成只有三个人。
哈维尔的早期总统生涯中充满了自由甚至畅所欲言的平等气氛。我惊奇地发现，在他1990年代的总统府内，没有太多的官僚气息和体制化的死板仪式。1991年，在他和他的老友、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领袖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思考深刻的重要访谈中，陪同他的助理（从国际事务发言人到新闻秘书）均可以随意插话，甚至抢话头、打断哈维尔的言谈，以对他的想法表示异议。他和米奇尼克对话的方式尖锐、风趣、直言不讳，是我读过的所有哈维尔访谈中最精彩的。请看他们一开始是怎样进入对话的：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米奇尼克：”对了。”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四
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一件最有争议性的事，就是从2001年以来，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离任前，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现了一封由哈维尔及其他七位欧洲的领导人联合签名的信，内容是完全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为此，他受到了早年许多支持并声援过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批评。
哈维尔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表的看法，其实比大部分东西方左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要复杂，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但在我看来，仍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以“非暴力抗争”而被世人广泛称道的典范，怎么会去领衔支持一场先发制人的侵入性战争呢？其实，哈维尔最根本的视角仍是基于捷克及东欧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蹂躏，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经验。只是他复杂但精准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战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2002年，在那场听众包括奥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演说中，哈维尔回忆说，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捷克，影响到整个欧洲，而且祸延长久。第一次悲剧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在德国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野蛮要求让步（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希特勒德国挥军占领捷克），这一历史悲剧让多数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一出现时，就必须先将其制止。
他说：“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经验，就是1968年被华沙公约集团的国家占领。那时候，整个国家重复述说‘主权’这个词，并谴责苏联的官方说法—宣称入侵乃是为了执行‘来自兄弟的协助’，是为了高于主权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宣称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胁，而全人类能够更早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胁。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为了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相信捷克的主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这是我们经验到的第二个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药剂师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指伊拉克战争），是否真的是为了协助人类对抗一个邪恶政权，并保护人类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当然是比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更为复杂的—‘来自兄弟国家的协助’。”
按照哈维尔的传记作者，也是哈维尔早年的好友约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一书中的说法，哈维尔的一生经历过六个时期：一、斯大林式政治体制下的早期学生时代；二、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捍卫“人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时期；四、成为异议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随后的牢狱生涯时期；五、1989年捷克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六、最终的十三年总统时期。就像斯洛文尼亚批评家斯拉沃依.齐泽克（Slavij Zizek）所说：“沿着这一脉络，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许多弱点和怪癖的哈维尔，然而，这一切不但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业绩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此时，在哈维尔离任之后，我相信，应是他的第七个时期，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哈维尔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后总统生涯”时期。我可以想象，此时的哈维尔，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却有限。
无疑，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他那毁誉参半的十三年总统生涯），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仅仅凭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写下的那些直面邪恶的政冶文论：《生活在真实中》、《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的信等，便已足够奠定他在二十世纪人类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五年前，哈维尔在接受捷克报纸《民众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King Maker），没想到却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当记者再追问他，什么是他真正满意的生活时，他告诉记者，他最渴望的是回归到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写出新的著作是唯一可以让自己满意的事—这几乎是每一个曾经认真严肃并专心致意地有过作家生涯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的愿望。哈维尔诚实地将它说出来，而且也做到了。
我以为，不是机遇，甚至，不仅是责任，而是命运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许是一个具有思想家特质的文学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独创性、甚至更适合的舞台。他不仅通过了苦难甚至死亡的考验，他也通过了政治权力对他的考验，即尽所有可能地在权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中的异数，一个虽有着传奇般的英雄业迹，却仍能保有思想品质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