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其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霍夫曼定理则指出：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据此可以把工业化划分成4个发展阶段。库兹涅茨研究了经济发展与三次产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钱纳里运用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以及结构转变和工业化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同收入水平上产业结构的状况不同，并构建出产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形式。

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一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进行衡量。对工业化阶段划分最具影响力且广为认同的是钱纳里的“3大6小”阶段论。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把人均GDP作为综合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按照人均GDP的变化，他将经济发展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包括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包括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陈佳贵等人根据工业化理论和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提出了衡量我国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指标(最主要的是人均GDP)及其范围。他们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根据他们的分析，我国作为一个整体，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但是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①

如果按照工业化的一般理论，从目前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看，未来我国工业的比重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至少还没有到下降阶段)。我们利用世界银行WDI online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了1970年以来几个工业占GDP比重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典型国家的工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从表1可以看到，阿根廷、巴西、墨西哥3个工业占GDP比重发生明显转变的国家，工业占GDP比重开始出现下降的转折点时，其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并不相同，但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GDP均在3500美元以上，按2000年不变价国际元衡量的PPP人均GDP均在6790国际元以上。而2006年我国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GDP和按2000年不变价国际元衡量的PPP人均GDP分别只有1595美元和6621国际元。如果按汇率转换的人均GDP来衡量，我国工业比重离转折点还差很远，如果按PPP转换的人均GDP来衡量，我国似乎已经到了转折点。但事实上，由于各国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人均GDP多大的阶段工业比重开始下降并无定规。我们同样使用WDI online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人均GDP与工业比重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很小。从具体国家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例如，韩国的工业比重在1988年和1993-1995年间达到最高点的42％，但直到2006年这一比重仍然高达40％，而此时其人均GDP和按PPP衡量的人均GDP已高达13865美元和20572国际元。

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高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一)总体上判断，我国工业的比重仍处于合理范围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2004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6％和4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高于、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中等收入以上国家。例如，2004年美国、日本、德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2％和77％、30％和68％、29％和70％，第二产业比重比我国低20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比重高30个百分点左右。

据此很多人得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即第二产业比重高于合理值、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合理值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既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会受到我国国情的影响。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应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太高、第三产业比重也不算太低，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也仅略高于韩国。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看，1971年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均在35％以上，德国、日本、英国分别为46％、45％和43％，与我国目前的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相当。较高的第二产业比重是符合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和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我国第二产 业比重较高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劳动力含量高的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上涨滞后于资本含量高的第二产业产品的价格上涨。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服务业价格上涨得更快，而产业结构是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

(二)当前我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有其合理性

1999年以来，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也带来土地和水资源不足、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加剧、能源安全风险增大等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而不是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②另有学者则认为重化工业化的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劳动力短缺而资本过剩；重化工业获得比较优势，投资效率高于其所要替代的产业；重化工业所要求的投入资源可获得性较高。他们据此判断，当前我国重化工业化的条件尚不成熟，重化工业的领先增长是由于要素价格被扭曲的结果。③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有其合理性。

1.1999年以来的“重新重工业化”与改革开放前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人为地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的，是服务于“赶超战略”的超前重化工业化。④而现在我国几乎所有商品都由市场定价，作为重化工业发展重要投入品的原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的价格更是已经与国际接轨；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在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主体恰恰是民营资本和外资；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很难获得有效的手段调控资金的投向，这也是为什么在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领域，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往往难以实现的原因。

2.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从经济上看也是合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会自然驱使其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领域。2007年，轻工业和重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与资产之比分别为7.62％和7.72％，轻工业和重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分别为5.78％和7.21％，这就说明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3.我国重工业的内涵与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发达国家当前的重工业存在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外包和离岸外包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源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趋势下，发达国家往往保留生产链条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环节，而将劳动密集型的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统计意义上的重工业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用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原值来衡量，我国制造业中不但皮革毛皮羽毛(绒)、纺织服装鞋帽、家具、工艺品、文教体育用品等行业的劳动密集度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而且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塑料、专用设备、通信和电子计算机等行业也具有较高的劳动密集程度。许多“统计意义”上的重化工产业实际上是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

三、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一五”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以超过10％的平均速度增长，2006-2008年的GDP增速分别为11.1％、13％和9％，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我们认为，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结构、制造业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重化工业粗放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压力增强；制造业以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以贴牌生产(OEM)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过度依赖出口并且出口拉动力减弱；资本深化与劳动力数量巨大之间的矛盾，以及高技能的劳动力短缺等。

(一)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重新重工业化以来，我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例如，从1992年开始，我国能源消费量开始超过能源产量，特别是2003年以来，能源产量与能源消费量的缺口快速拉大，从2003年的7987.42万吨标准煤扩大到2007年的30168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8.3％。国内钢铁消费量2008年达到4.53亿吨，中国已成为全球金属需求增长的主要贡献国。与此同时，我国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仍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约3倍，即使用购买力评价美元衡量，单位能耗创造的GDP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2％，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我国单位GDP的金属密集度也大大高于其他国家。⑤我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一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规模扩大、城市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结果；二是在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石化、化学等重化工业快速增长，带动了对作为原料和燃料的成品油的需求；三是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吸引跨国公司将一些资源、能源高消耗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由于国内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储量和产量有限，我国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寻找供应来源，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快速增长。2003-2008年，我国燃料和矿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幅度均在30％以上，年均增幅达到43.7％。2007年净进口 原油达到15927.6万吨，占原油消费总量的比重已接近50％。我国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公推动国际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并由此带动经济发展成本的提高，而且使我国经济对国外资源的依赖不断增强，经济安全面临日益增大的风险。

(二)“中国制造”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

虽然我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和制造业大国，但离世界工业和制造业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从产业结构上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大，而我国的低技术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占很大比重。例如，2002年美国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2％，金属及其制品工业占10.3％；而2007年我国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6％，金属及其制品工业占17.2％。从产业内部的结构看，我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出口的制成品仍以初级制成品为主，即使在所谓高技术产品中，我国所从事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活动，附加价值和利润很低。“中国制造”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价格优势，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上对国外还有相当大的依赖。这种建立在低成本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竞争优势是非常脆弱的，当自己的成本优势丧失或者有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高的国家进入全球市场后，先前依赖于低成本竞争的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就会显著下降。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很快，2004年我国劳动力的小时平均成本已经超过周边的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长、配套体系复杂，周边国家尚未形成我国如此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但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

(三)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动力衰减

我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出口，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本世纪初的2％上升到8％以上，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则接近40％。2005-2007年，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左右，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二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60％左右。我国工业结构在发挥低成本比较优势、充分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也形成对出口的高度依赖。根据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计算，2005年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占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达到20.23％，其中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的这一比重达到35.24％，机械设备制造业达到31.77％，对出口的依赖非常严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并扩大到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更给我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以重创。我国月度商品出口总额在2008年11月急剧下降，到2009年月度降幅高达20％以上，而2008年10月份以前出口增幅多在20％以上。一直到2009年12月，我国月度商品出口才恢复正增长。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而美国的进口之所以持续快速增长则源于美国企业和居民靠借贷生存的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企业和居民不得不向减少负债、增加储蓄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美国进口大幅度下降。2009年前三季度，美国进口额同比增幅下降幅度均接近或超过30％，从中国进口额的同比降幅分别为-14.8％、-18.9％和-18.7％。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开始由过去把工业生产大量环节转移海外的“去工业化”向“再工业化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抬头，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2009年上半年，一些国家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数量共有60多起，涉案金额达82亿多美元，比2008年全年还要多20多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际市场的进口增幅较低，国际市场难以消化中国几乎无限增长的产品供应，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下降。

(四)资本深化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为继，基于低成本要素的价格优势也正在逐步削弱，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任务。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需要，是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产业升级说到底就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将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过程。以工业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按当年价格计算，1997年是1952年的34倍，按不变价格，1997年是1952年的7.4倍；按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2007年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分别是1998年的1.9倍和1.6倍。产业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由于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同量产出吸纳的劳动力比轻工业少，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使得就业吸纳能力的下降更为明显。我国单位GDP吸纳的就业人数自1990年以来就呈现持续下降趋势。1990-2007年，每亿元GDP吸纳就业人数从3.49万人下降到0.77万人，其中，每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吸纳就业人数从7.69万人下降到3.24万人；每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吸纳就业人数从1.80万人下降到0.35万人；每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吸纳就业人数从2.08万人下降到0.79万人。然而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着非常大的就业压力。2000-2008年间，中国15-64岁的就业人口数从88910万增加到96680万，年均增加971万，同时还有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周天勇预计2010-2020年期间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⑥因此，如何处理好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将是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五)产能过剩有所抬头

2003-2007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10％以上，然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却保持在20％以上(23.9％～27.7％之间)，是GDP增幅的两倍多，而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即使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其增长速度也仅在10％上下，最高的2007年也不过16％。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意味着新的产能不断投放到市场中去，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以及最终消费增速之间10％以上的缺口，又意味着释放的产能超过国内的实际需求。在2003-2007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世界经济整体向好，我国出口增长强劲，吸纳了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形成的大量产能，因而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需求急剧下降，很多产业的产能过剩重新出现。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型锻件、化肥、大豆压榨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为了扩大内需，国家提出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有一些过去不能批或者缓批的项目匆忙上马，如果不能合理引导，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向生产者提供中间性投入服务的产业。除个别时期外，1987年以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一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以及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向我国转移，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加快。根据李善同等人(2007)利用投入产出表的计算，1992-2002年，我国狭义生产性服务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02％，广义生产性服务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43％。如果扣除1992-1997年狭义生产性服务业和广义生产性服务业年均增速分别为5.88％和6.39％的影响，1998年以来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⑦但是与发达国家乃至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仍相当落后。根据程大中(2008)利用各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的计算，生产性服务占GDP的比重我国仅为12.2％，OECD国家平均为21.7％；物质性投入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我国高达52％，OECD国家平均为26.86％；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服务总产出的比重我国仅为36.4％，OECD经济体平均为38.3％。这说明与OECD经济体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因为整体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低而相对较低，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小。即使与发展阶段相近的印度、巴西、俄罗斯3国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是较低的。⑧

四、“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主要不是调整三次产业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轻、重工业结构；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加工工业结构)，而应放在解决可能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重大产业发展问题上。具体来说，“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发展。我国的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有限，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使其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对国外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过度依赖也使我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安全风险。因此未来的经济发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要放在能够减少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

2.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虽然我国一度出现所谓的“民工荒”，但事实上我国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我国新增劳动力每年超过2000万人，而每年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的状况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困境，更加凸显了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着眼于我国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这一国情，将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的目标。

3.产业升级。我国产业结构虽然不存在大的失衡，但是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却处于低端，投入多、消耗大而回报低。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要着重改变产业内部和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推进我国的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产业增长的质量。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东部经济发达，中西部相对落后，因此产业升级可以由东部向西部推进，形成产业在国内的梯度转移。

4.增强竞争优势。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具有很强的替代性，由于以源于低价格要素的低成本为基本的竞争力，因此当成本上升时，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竞争者所替代。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就是要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一方面要巩固低成本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把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劳动力、土地等低端的生产要素转移到人才、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上来。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

1.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虽然第一产业(广义的农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农业关系到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应将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一方面要促进粮食生产的稳产增产，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新型农业产业组织的发展和农业的产业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优质可靠的原料。

2.推进工业的节能减排。2007年工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为43％，工业对GDP的拉动达到5.8个百分点，约占GDP增幅的一半。但同时工业也是能源和资源消耗最大、污染物排放最多、土地占用最多的产业，工业能源消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70％以上。我国经济要实现科学发展，工业必须要在能源资源消耗方面做出重大改进，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业的节能减排一方面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行业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等途径来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3.改造和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下，价值链各个环节根据其资源需求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加以配置，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包括纺织、服装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仪器仪表、电子通信等高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环节。由于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因此必须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改造和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成为实现我国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改造和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包括增加品种、改善质量、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知识、技术成分，即从以加工组装为主扩大到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升级。

4.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根本上还要靠高技术产业，因此应将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长期的任务。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升现有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二是扩大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包括：利用高技术产业变革出现的窗口机会，促进新能源、无线通信等产业的发展；发展基础性的高技术产业，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发展应用广泛并且能够提高各行业生产率的产业，如互联网、软件等；发展产业链长、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如大飞机、高速铁路等。通过重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首先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然后再进行全面突破。

5.推进产能过剩行业调整。2006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通知》，提出对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投资增长过快的行业进行抑制和调整。由于当时我国处于经济增长的快速上升阶段，兼之国外需求旺盛，实际上产能过剩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国外进口需求下降，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又重新严峻起来。虽然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和倒闭破产增多，但正是由于企业的倒闭破产，使市场中的过剩生产能力得以退出。在这一阶段淘汰落后产能成本小、见效快。因此要抓住时机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的生产力结构。此外，要严格控制借国家扩大内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之机，在产能过剩行业继续扩充生产能力。

6.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吸纳就业，而且生产性服务业中研发、设计、营销、信息服务、物流等环节的发展，能够提高整个工业的运行效率，是我国工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基础。只有生产性服务业获得大发展，才有可能提高我国工业产品的开发设计能力，提高品牌价值。因此“十二五”时期要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加以培育。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含于工业部门的，今后应该促进这些内含于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更加专业化的组织形式加以存在。

注释：

①陈佳贵：《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3页。

②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61页。

③蔡昉 王德文等：《WTO框架下中国工业竞争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3页。

④林毅夫 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世界银行：《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处于十字路口的商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

⑥周天勇 胡锋：《中国未来就业严峻形势会缓解吗——质疑社科院人口所研究报告》，《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5月28日。

⑦狭义的也是最常使用的“生产性服务”，是指提供给一、二、三产业作为中间投入使用的那些服务，也就是说，它满足的“生产者”对象主要是指所有产业，其中包括服务业本身。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讲，只要不是满足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消费需求的，都属于生产性服务，其中满足的“生产者”对象，则不仅包括所有产业，而且还包括政府、非政府部门和外国部门。参见李善同、高传胜：《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容、发展水平与内部结构——基于中国1987-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7年4月16日，第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