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道德诠释权都在统治阶级手里。尤其是在中国，道德诠释权是统治阶级统治国家，掌握政权的法宝。为了得到道德诠释权，历代统治者不惜高官厚禄的笼络圈养圣哲，为自己填充门面，“诱以官、禄、德”。因此，自古以来，都是为政者教化黎民百姓，没有黎民百姓教化官员的。所谓的父母官的概念，就是由政权对于社会的教化而来的。

然而，如今社会，无奇不有，经过三十年改革的今天，这种教化权产生了位移。目前，已经从为政者的道德诠释位置，挪移到了公民手里。如今社会，各行各业，很大程度上，是公民在教化官员，在指责官员。教化他们怎么行政，教化他们怎么爱民，尽管这种教化总是很苍白无力。

从不要文化开始，官员有官员的说教，民间就有了民间的律条。自从放弃文化以后，官员们就不讲什么礼法了。没有文化的行政行为，在民间横冲直撞起来，做出了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由此，民众们也不拿官员当回事了。官员们自己没有了尊严，公民视官如疾，也就不那么听话了。官员指责公民不听话，公民指责文盲官员总是乱法。由此，就产生了道德、审美领域的位差。即：官员和公民看问题的角度产生了差异，对于黑、白辨别的标准不一样了。

几十年的贬斥文化政策，使得一大部分干部见文人就反感，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养成了生活习惯。视文人如异类，由此自己却在变异着，抛弃文化的同时，自己已经被文化抛弃。长时期的响马政策，使得在英雄和狗熊的认知上，与民众出现了争议，官与民之间出现了相反的审美准则。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经常是大相径庭。由此而来，就产生了官骂民为刁民；民骂官为赃官。于是就形成了事如水火的态势。

最让官接受不了的事情是：我们的为官者，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本应该是全民公认的英雄，青史留名。如今，在公众舆论中，却变成了狗熊。本应该是全民公认的狗熊，怎么就成了全民追捧的英雄了呢？而且，有时候还是极其惨烈的刑事案件。如：上海的杨佳杀警察案，邓玉娇杀人案，以及最近的杀法官案，杀税官案，凶狠的杀人犯怎么就在民间都成了英雄了呢？

这一切都发生在顷刻间，几年时间，或许是十几年时间，就这么潜移默化的转变了。文化的丢失，使得一个政体失去了自我。但是，这个政体丢失文化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惨烈的。是无数的百姓家庭，用他们的家庭幸福，以及血肉之躯的残害体验，验证出来的。是官逼民变的无数冤案，制造出来的。

在没有文化的行政中，老百姓受到了冤枉，官说进京上访是违法，要严厉打击。老百姓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家里被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能让他们再相信你吗？为官的把企业私自给卖了，老百姓下岗失业，你却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老百姓能信你吗？于是，一种已经过去的文化，在他们之中又自然的复苏了，历史又回去了。

为政者不诠释道德，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事情。十几年，几十年的演变，使得老百姓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为官没好人的概念。于是民间就有了自己的道德准则，自己的审美观。这不能怨老百姓枉法，是当官的自己主动放弃了掌握和诠释道德准则的权力，把自己放在了永远无理的一边。

不要文化，就等于放弃了道德诠释权。放弃了道德诠释权，就等以放弃了正义执法权。君不见多起司法判决案件，被公民否决吗？这就是说，你光有执法权，而失去了正义，那么这时候的法律是多么的苍白与无力，而且，没有尊严。

长时间的沉浸在没有文化的治理当中，失去了对于吏治的治理。如今的官员，已经没有了做善事的习惯；如今的官员已经没有了为官的准则；如今的官员已经没有了礼仪廉耻之心；如今的官员只知道为自己捞钱……还要什么党纪国法，自然不会要什么社会道德了，有的人干脆“裸体”了，其它就更不顾了。

所以，文化是道德的基础，没有文化怎么谈道德？不掌握文化，就要失去道德诠释权，失去了道德诠释权，就没有了正义之剑，在法律上也就站不住脚了。目前的执法犯法，有法不依，违法难究，就是典型例子。

是的，有人要说了：我们没有用文人，不要文化，不是也生活的很好吗？是呀，梁山好汉们大腕喝酒，大口吃肉是很好。可那是国家吗？我们不能总是过那种东偷西抢,劫掠百姓的日子。就算你愿意，可老百姓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好，必须建立在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去的基础上，不然，就要有麻烦了。自古以来：文以治国，武以安邦，没有文化的政府，那是什么政府？所以，要树立文化发展观，以文治国，减少戾气，开辟祥和，降幅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