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大局以“文化改革”收官，如不出意外，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件发生。有观察家将这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看成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重建国内话语体系，同时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搭台。一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图景，似乎就将徐徐展开。

这场改革将我们的视线再次拉回到社会主义——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说她熟悉，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党章、教科书、政府文件无不谈社会主义。说她陌生，是因为当它和“大”紧密相联时，不免让人心慌。勿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看看眼下这日益壮大的央企：“两桶油”做大了，不提价就制造油荒；银行做大了，利润多得让行长都不好意思公布；电信、铁路、民航业统统都做大了，但至于它们怎样提供服务，你不能有太多意见，“跟央企玩，你们玩不起”。它们的职工数不到全国的8％，收入福利却占全国职工的55％，用于民生支出不到利润的千分之一。这些共和国长子们越壮大，似乎越跟大多数社会主义公民无关，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国民感到陌生。

2011年，林林总总的社会事件，体现的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央企让我们玩不起，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不，是多个霸气十足的爹，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等等。

今年提出的“文化改革”也显露出“拼爹”的路数，在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公布之后，广电总局以打击“三俗”和虚假宣传为出发点，急匆匆推出“限娱令”，被指让央视成了最大获益者。如果这还勉强可以套上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光环，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动作就让广电总局这个爹霸气外露，发布了促进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否定通过历史博弈形成的片方43%影院方57%的分成比例，规定后者原则上不得超过50%。令片方开怀畅饮，影院方苦酒难咽，从中我们隐约看到亲疏有别，而片方正是国企占据了主导地位。

本该是“全民所有”的国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局部人利益的平台。老百姓开始明白，我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场未来的浪漫之约。操之过急搞不好社会主义，更搞不好浪漫主义，人民需要耐心。但广电总局是不需要耐心的，硬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影院分账比例、当代电视娱乐的浪漫主义都急不可耐地操了一遍。像广电总局这种权力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在中国俯拾皆是，有利于自己的就拿“跟国际接轨”说事，不利于自己的就说这是中国特色。

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也令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期望步步下滑，刘志军、张曙光、杭州“许三多”们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中，赤裸裸的，直接中饱私囊；隐晦的，则间接通过权贵资本巧取豪夺。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的话说，就是官员和企业家联合执政，执政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已经到了黑帮化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有重庆模式。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腐败丛生的社会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贪污不是问题，只要贪污的同时顺带把民生问题搞好，别在公车上豪掷4,000亿，在校车上连4个亿都懒得花。贪一千万不是问题，亲，你别抢走我们纳税人一个亿啊。

情妇有1个够了吧，你别一下子养46个。就是这么善良的人民，你还忍心让他们有事“自己去百度”，想要公平是臭不要脸！

是社会主义错了吗？不是，社会主义纲领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同样是社会主义，毛时代走的是“运动主义”路线，邓时代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今天则是“不折腾主义”路线，连贪污腐败都懒得去“折腾”。各个时代的社会主义都表现出了它的优缺点，你说，中国社会今天面临问题是“主义”问题，还是“执行主义”不到位的问题？

不执行，或者有选择地执行表现在各个领域，以证券领域为例，内幕交易和老鼠仓成了潜规则，他们太过随意了，这种习惯很容易不自觉地带到海外市场。12月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冻结4位涉嫌英国培生集团收购中国环球雅思内幕交易的中国公民，及1家以中国为经营基地的公司资产。SEC发现，一些以往并不怎么交易的账户，在两周前购入股票，在收购消息公布后抛售获利。这帮人把USA股当成了A股，把自己当成了PM2.5，以为可以无孔不入。的确，在中国，只要掌握了潜规则，这样的内幕交易算不了什么。

即使是执行，也是对公有经济宽，对其他经济严。这就是为什么在渤海漏油事件中，中海油可以三缄其口，泰然自若。依靠潜规则建立的秩序，最终让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又一个帮派和“圈子”，这种帮派文化遍及中国各行各业，文人们党同伐异，同一个圈子内相互吹捧，不顾职业道德。法治社会始终难以在中国扎根，对于熟人和陌生人，往往有不同的“礼”，类似“华夷之别”。对内用的是“家法”——双规，对外则直接就是刑事拘留。这种法制实际还是中国的礼文化，与人人平等的理性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新加坡，以政治清廉法制严明著称。新加坡社会能成就今天，没有很高深的秘诀，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本国，也体现在他国公民身上，美国人在新加坡犯法，克林顿总统求情亦无用。在这个国家，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信仰和普遍的尊崇形成了强大而无形的威力。这得益于新加坡开国领袖、前总理李光耀“好政府”的执政理念。但他认为，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

执行不到位，让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逐渐转变为对人民的专政。在人大代表的组成中，工人、农民几乎成了“稀有”代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官员、富豪、企业主、知识分子和一些行业精英。这种结构如何确保立法和政策的制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类似问题亦然，使得社会群体事件增多成为必然。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合作多于监督，不同流合污已属品德高尚。中国亟需一种多党合作的“监督模式”，也就是不能让监督成为监守自盗。

一位粉丝超百万的网民在微博上这样写道：我们想让你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重要性，以及不可被忽视性。

而不是除了向我们收税外，就视我们如空气，当我们不存在。我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地站在你面前，养活着你跟你所有的机器，不卑不亢。而不是像条狗一样在你面前，摇尾乞怜。你必须与我们对话，你不是活死人墓，你是我们的国家。

今天，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不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的发展需求、尊严需求与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福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公民追求的全部。何况，人们已经认识到，共富是不可能的，不再相信社会浪漫主义，那种终其一生、跳起脚来也够不着，或者还没起跳就发现脚被绑起来了的“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

当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执政党就应该要有相应的转变，“不折腾”相当危险。如果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胸怀，那么，执政党是否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与努力，就是其胸怀的量器。好在今天还没有多少人认同，会有一个更好的党能够代替共产党执政，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会面临“大折腾”，但经历一场自我“折腾”，这个代价是必须的，也是承担得起的。

随着2012年及十八大的来临，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中国也能产生锻造“好政府”的领袖，这个政府明了以民生为核心的“执行主义”，平等公平不再是口号。以上文字，权作这场“大辩论”的开场白，也是我们对来年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