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和流亡是二十世纪思想和文化史的“主旋律”，然而迄今为止，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专著并不太多，和中国有关的——无论是外人流亡到中国或中国人流亡到外国——研究更少。二十世纪末，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界大谈所谓“离散社群（Diaspora）”，却往往把它放在一个“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讨论，甚至和“全球化”拉在一起，实无历史意识可言。
其实“Diaspora”这个字本来源自犹太人的历史，指的也是犹太人离散到他方，如今被广泛引用之后，反而把这个犹太根源忘了。也许，重谈（弹）二十世纪犹太人流亡的故事早已成了老调，而且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也不合时宜，所以最近几本这类书籍在中国似乎未受重视。承蒙汪晖先生的推介，我得以读到这本译著：《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李士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三年），读后不胜欣慰，也连带地想起犹太人流亡的问题。
斯特恩（Hellmut Stern）是犹太人，一九二八年生在柏林。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当权并大肆排犹的时候，斯特恩举家逃难。他们到处申请签证碰壁，英美各国对犹太人的入境管制更严，最后竟然流亡到了中国哈尔滨。原来他的母亲获得一份捏造的合同，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哈尔滨工作，于是全家于一九三八年离开德国，乘船辗转来到中国，经上海、大连，到哈尔滨，一住就是十一年，和中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关于哈尔滨的章节。
自一九三一年起，东北大部分已经为日本人统治，属于伪“满洲国”，一般史家对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往往嗤之以鼻。然而，日本殖民者在东北也留下大量的研究资料，“满铁”收藏的经济资料更丰，为美国知名学者如Ramon Myers、黄宗智和杜赞奇（Presanjit Duara）等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宝库。但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斯特恩的这本书，恰好为我们打开一个研究哈尔滨文化的窗户。我读了此书才理解到哈尔滨当年竟然如此“国际化(cosmopolitan）”。哈尔滨虽在日军统治之下，但作为纳粹同盟的日本非但不排犹，而且大开方便之门，所以除了上海之外，哈尔滨也成了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中国的欧洲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人更多，包括白俄和俄裔的犹太人。所以在这个东北边远的城市，这些外国人很快地酝酿出一种以宗教和音乐为主的国际文化。书中如此写道：
这样一来，二十年代的哈尔滨就变成了一个带有国际色彩的俄罗斯都市，而且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虽然那些流亡者原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待在中国……可是，他们都先在这里扎了下来。因为这里的生活很便宜，至少在这里的生存前景短期内是令人乐观的。那是一种强烈的准备出奔的气氛。“黄金的二十年代”在这里开始了。哈尔滨很快成为“远东的巴黎”。
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哈尔滨开设了领事馆。连美国也设立了代表处。那时候不必缴税。……于是，百货大楼、夜总会、旅馆，一切都以欧洲的风格出现了。此外，也出现了许多文化设施，剧院、学校和音乐厅等等。（40页）
以上的叙述，使人很容易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中国竟有两个“远东的巴黎”，也是我在为拙著《上海摩登》做研究时始料未及的。我心目中的“双城记”指的是上海和香港，是以英国殖民文化的背景为坐标，没有考虑到俄国和犹太文化。从本书作者的立场而言，犹太人流亡故事的“双城记”却是上海和哈尔滨。斯特恩全家抵上海时，曾遇到一位久居上海的犹太富翁Toueg，其财富与沙逊和卡都里西大犹太家族齐名。这位富豪有意收养十岁的斯特恩，但为其父所拒绝，“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斯特恩在书中回忆说。于是全家终于定居在哈尔滨，一住就是十一年。
从一个音乐和文化的观点来看，斯特恩的音乐天分完全是在哈尔滨培养成熟的。他的老师特拉赫藤贝格（书中未附原文，无从考证）原来是圣彼得堡玛里金斯基剧院的首席小提琴［译者没有注明原文，可能就是当今最有名的Marinsky歌剧院，它的乐队叫Kirov交响乐团，也有一个同名的芭蕾舞团；现在的乐队指挥是鼎鼎大名的格杰耶夫（Valery Gergiev）］。这位小提琴家是俄国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奥尔（Leopold Auer)的学生，所以应该和奥尔的另一位高足海菲兹是同辈甚至同学。而特拉赫藤贝格在哈尔滨教出来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也就是斯特恩的同学杨慕云，后来成了中央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四十年后，斯特恩随柏林爱乐访问东北时，两人终于重逢。
作为一个乐迷，我对于斯特恩这段叙述中的音乐掌故特感兴趣。他说连鼎鼎大名的海菲兹都曾在哈尔滨客居过，还有那位最伟大的俄国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平（Fyodor Chaliapin，本书译为菲尧多·沙雅斌）。斯特恩参加他老师组织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这个乐团可能和当年上海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相似，成员都是洋人，斯特恩说：“乐团的音乐家之中不仅有俄国人，而且有捷克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在日本占领期间也有几个日本人。”他的老师担任首席小提琴，指挥是施威考夫斯基。该团定期举行音乐会，也邀请独奏家和客座指挥，内中有一位年轻的日本指挥朝比奈隆（Takashi Asahina，书中照音译读为高市朝雏），最受乐团的欧洲人钦佩，这位大阪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曾两次受邀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虽没有小泽征尔（另一位与中国东北有渊源的音乐家，他生于沈阳）名气大，但他对布鲁克纳交响乐的诠释至今独执牛耳。妙的是我最近在北京购得一套价廉物美的“雅典艺术”版布鲁克纳交响乐全集光碟唱片，指挥就是此公（也没有注明日文原名）。据闻他最近已经过世。
斯特恩于一九四二年十四岁时举行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书中把曲目列了出来（55页），大多是难度甚高的小品：巴哈的G小调帕蒂塔、柔板和赋格（可能有误，应该是g小调奏鸣曲的一段），康努斯的小提琴协奏曲（Conus，这位冷门作曲家的协奏曲极为好听，当年可能是热门，也是海菲兹的拿手好戏）、克莱斯勒的若干名曲（可能是“爱之喜”、“爱之悲”、“中国花鼓”等小曲），最后是帕格尼尼的“女巫之舞”（难度当然更高）。十四岁就有此造诣，实属难得。
斯特恩全家在哈尔滨的生活很苦，他为了接济家用，也曾自组四人小乐队为中国人的婚礼奏乐助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来了，他们的生活更不安定，甚至还要到内蒙的一个小城的铁路员工俱乐部去找工作。几经折磨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乘船到以色列。先在咖啡厅伴奏，混一碗饭吃，最后终于在一九五一年进入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作为一个犹太人回归故土，斯特恩对于早年以色列建国后的文化问题却着墨不多，对自己的落叶归根心情也无交代，不免令人失望。也许，他和许多德裔犹太人一样，心目中其实有两个祖国——以色列和德国，前者是他的心灵故乡，后者是他的文化故乡，而文化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心灵上的感受。因此斯特恩在本书有关以色列的章节中，谈的几乎全都是指挥家和演奏家，内中尤以撰写海菲兹和钢琴家鲁宾斯坦最为传神，而对于名指挥家伯恩斯坦的记述则不多，甚至关于他和卡拉扬之间的恩怨也只一笔带过。倒是谈柴里毕达克（S. Celibidache）——一位传奇性的指挥家的篇幅较多，说他当年还是一个调情高手，深受女士们欢迎。
斯特恩本来可以常住以色列，在此飞黄腾达，然而他的父亲却又移民美国，他几经考虑后也决定于一九五六年到美国谋生，以便照顾年岁已高的父亲。然而他在美国并不走运，因为没法加入工会，所以失去了一个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机会，只能在二流乐团工作，甚至还卖过皮鞋和保险。最后终于在一九六一年重返柏林，并顺利考取柏林爱乐第一小提琴的位置（据我所知，该团有四位首席小提琴，斯特恩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日本人，他脸上有一个大黑斑）。
斯特恩在撰写他重返柏林的章节中却充满了激情，甚至特辟专章讨论。他为什么还要回到当年备受迫害的地方？他说有些犹太人想到德国的时候，“感到有无法克服的仇恨，表示将永远不再踏上德国的土地”，而像他这样的犹太人选择回到德国的并不多。他自称“在全部流亡岁月里，我都非常思念柏林。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解释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解释？他的答案看来很简单：音乐，其实背后的文化因素可能更复杂。
能够加入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柏林爱乐，而且在该国工作三十四年之久，这当然“意味着一个乐团音乐家一生的高峰”，他对于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后悔过。然而，如果他留在以色列，仍然可以在以色列爱乐乐团——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乐队——做首席，也可备享殊荣，而且从犹太人的家国情操立场而言，可能更有意义。为什么他不留下来，或再从美国返回以色列？是否他不够“爱国”？
可惜在这个认同问题上斯特恩的自我分析仍然不足。我们从他的出身可以推测出一点端倪: 自他父母亲那一代起早已同化德国，换言之，他们这类知识分子首先自认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斯特恩尤有过之，他要走出这个犹太人的“隔离区(ghetto)”，而在认同广义的德国文化的范畴中促使德国人反省：为什么“有些人把德国、德国文化、德国语言完全和纳粹等同起来”？然而作为德国人中的少数族群，他也处处感受到一种区别，甚至被“排斥在外”，这是所有流亡和移民共通的感觉，也是一种常态，是一般占大多数的爱国公民（德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右派狂热民族主义者无法了解的。我自己却颇认同这种心态，不论我生活在美国或黄皮肤属于大多数的华人地区。
斯特恩在柏林爱乐乐团做过长年的常务理事，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权力核心做不少文化交流的事：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以色列和中国，幕后的功臣就是斯特恩。他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次随团访华后，曾多次重返他的“第三故乡”，而且协助不少中国年轻的音乐家到欧洲留学。斯氏退休后移居美国，据闻他也协助当年的老同学杨慕云在退休后移民美国定居。
全书的后半部叙述的大多是这类的活动，也表现了一个犹太流亡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找寻认同意义的心路历程。他在德国到处为犹太人请命，最后还加入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与激进右派青年对话，然而他的女儿却选择在以色列定居，并结婚生子。全书的高潮是由他在背后促成的柏林爱乐访问以色列的演出，然而卡拉扬并没有去。
我认为本书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对卡拉扬的记载。斯特恩毕竟是个君子，可能不便把所有的内幕写出来。卡拉扬晚年霸道得令乐团团员无法忍受，终于公开决裂，但他又是终身指挥，不能被罢免（后来接任的阿巴多则是有定期契约）。卡拉扬非但视犹太人伯恩斯坦为劲敌（伯氏只指挥过柏林爱乐一次），而且年轻时曾经加入纳粹党，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不计一切代价。后来当上柏林爱乐永久指挥之后，又把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据为己有，在萨尔茨堡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音乐节，并与德国唱片公司录制大量唱片和影碟，俨然成了“卡拉扬音乐帝国”的太上皇！和如此霸道的人如何相处？况且斯特恩还是柏林爱乐多年来的常务理事之一。但书中却对卡拉扬颇为尊敬，而且对他在音乐上的建树推崇备至。相反的，书中对另一位甚为杰出的犹太人指挥家巴伦波音（Daniel Barenboim)——当年还是问鼎卡拉扬宝座的热门人选，现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却毫无论述，只提了几次，刊登了一张照片而已。
本书题名“弦裂”，我本以为指的是卡拉杨和柏林爱乐的“弦裂”，斯特恩是代表乐团的见证人，读完全书才领悟到：也许“弦裂”就是意味着流亡失所。此书在德国曾引起轰动，在二○○○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列为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中译本似乎十分忠实（我没看过原文），但不够流畅，译者可能对音乐不够内行，不免出错，但无伤本书的内容和价值。
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