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呈贡县魁星阁，从未被列入国家名胜的目录，谈不上宏伟的古阁，本身的名气小，到访的游人也少。魁星阁是什么时候建的？经历了多少历史沧桑？史书中还没有详细的说明。
二○○○年七月，我随一队与西南联大有关的前辈参观了那座古阁。魁星阁，也简称“魁阁”，建筑为叠起的小三层，从大门进去，通过木梯上下连接，其形制显然是传统建筑亭、台、楼、阁等类中的一种。进了庙，出于习惯我先寻找过去留下的石碑旧记。没有让我失望，一入魁星阁的庙门，我看到一方石刻，雕琢的年代是“民国癸亥年三月朔日”，落款“阖村士庶”，其他文字，我没有全部记下，只记了：“奎也者，文明之瑞气也，非神也。奎者，文星也，亦非二十八宿之奎木……”
阁为供奉魁星所建，碑文题目为“重修太古城魁阁记”。既是重修，则呈贡有魁星阁，当是民国以前的事了。魁星阁里的魁星塑像已不存，因而我不能一睹神灵的面目。魁星是什么？明末清初大文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二中说到“魁”，指出这一崇拜的大致来历是：“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象奎，而改奎为象“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不知奎为北方玄武起宿之一。魁为北斗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异。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一九九四年版）。对魁星的信仰，顾炎武也说“不知始于何年”，只在多线性的考据中隐含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的“文章之府”，有一个从“不能象”而借“北斗第一星”来象征文祀对象的过程。我们知道，旧时的学宫多奉祀魁星，它的形象如鬼，蓝面青发，世人却以之为主文运之神，向它祈求科举的成功，考中也要来向魁星道谢。旧时人“以奎为文章之府”。如果说孔圣人是旧时代“大传统”的守护者，那么，魁星的信仰，便可以说是地方民间的士绅以至底层社会对于进入“大传统”的通道；而魁星既主宰天下的文章，它的庙堂便是乡绅以至士大夫的汇合所了。
古时候进入魁星阁的人数有多少，今天已不能完整把握。那个时代来魁星阁的人，都是这个县里求功名的人和他们家族的成员。后来是不是还有百姓来这里为子女升学求签拜神的？我们一行来到魁星阁，没有带着追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可以想见，在魁星面前求功名的仪式，早已在科举制度取消的近百年前开始，逐步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过去魁星在“大小传统”之间起的纽带作用，也已成往事。民国呈贡魁星阁的碑文，说这座楼阁里奉祀的并非是神，而是“文明之瑞气”。将“文章”改成“文明”，其中经历的文化变迁，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我隐约感到，要加以分析，这中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这项历史分析的关键一环。
我们既不是一般的游客，去魁星阁便有自己的目的。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关心起魁星阁来。我们选择这个机会到那里去，不是因为关心这座古阁自身的文化意义，而是因为这座开始被混乱的、披上白色瓷砖外衣的“现代”楼房包围的古阁，隐藏着值得我们寻觅的历史踪迹，讲述着魁星被“文明”这个概念浸染之后，现代中国学术史中一个还没有书写完整的篇章。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士大夫的“阶级地位”经鸦片战争后内外夹击而下降，古代士人的现代变种——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上而下”莅临呈贡魁星阁的案例。不知道历史学家是否曾在更早的时候来魁星阁抄写碑记，建筑学家是否来这里考察过这座古代建筑的美学风格，只知道在三十年代中期，这里迎来了两三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第一拨，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九三四曾在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的陶云逵归国，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后来这位人类学家在南开大学任教，在云南从事少数民族体质与文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不知道具体是哪天，陶先生发现了呈贡的魁星阁，看到这座四面八角挑檐的阁亭，在周边绿色的松林和农田的围绕下，亭亭玉立。充满浪漫激情的陶先生，决定引领喜爱钢琴的新婚妻子来这里度蜜月。婚后，陶先生夫妇时常住在魁星阁，而文献也表明，后来“隐居”魁星阁的陶先生被逃离昆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寻见，他们在这座小小的阁亭里的碰面和共事，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我们到访魁星阁的那天，费孝通先生也正好于清晨来到这里。年事已高的他，受到“沉重的肉身”的拖累，但一到魁星阁却满堆笑容，东张西望，谈笑间露出的依旧是精神的青春，仿佛魁星阁的记忆，给了他无尽的乐趣与力量。我们一行中的潘乃谷老师，于访问魁星阁后发表了一篇长文《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其中谈到了费先生等前辈的一段重要的往事，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费先生在魁星阁之所以如此愉快的因由。
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到云南大学担任由中英庚款在该校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和研究工作。吴先生一九三九年后创设社会学系，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在云南，吴先生进一步倡导注重实地社区研究的精神。同年，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费孝通接受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工作人员的微薄津贴，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名义，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一九四○年，日军飞机对昆明实行日益频繁的轰炸，这个社会学研究室被迫迁出昆明，疏散到位于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农村里。有一天，空袭警报突发，吴文藻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兼职教授的费孝通跑上三台山。在三台山上，远望四周，吴先生告诉费先生说，呈贡的城外，有座古庙，叫魁星阁，里面有人类学家陶云逵居住。早在一九三四年已在清华研究院结识陶云逵的费孝通，后来决定租下魁星阁，将这里当成社会学研究室的实地调查基地。“魁阁”社会学的工作基地，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存在了共六年。在那六年里，艰苦的生活有时让费孝通觉得喘不过气来，但后来这段日子却常勾起他的美好回忆。
我们现在看到的魁星阁，没有经过多少维修。站在这座老旧的阁亭内外，可以感知有社会学工作站时，魁星阁已不是什么舒适的居所。据说，那时作为建筑主要构件的木板，已松动得非常厉害，以至于风吹都能造成激烈的晃动和声响。即便是这样，在抗战时期艰苦的条件下，这一民间的“祭祀公业”仍然不失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好去处。在陶云逵的帮助下，费孝通将工作站搬进那里。这座十分陈旧的阁亭，上下三层各有了自己的用途：一楼供工作站成员们做饭，二楼摆着三四张办公桌，是他们读书和讨论的地方，三楼是宿舍。据当时访问过魁星阁的费正清太太Wilma的记述，那时的顶层还保留着一尊“木佛”，二层还有三个书架，装满书籍和文稿，费孝通有时也在这里召集会议（转见阿古什，《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这以后的四年里，魁阁工作站的成员，共有十多人，除了费孝通和陶云逵外，还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许光、李有义、胡庆钧等。
上面提到的陶云逵，自一九三九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时期，在云南修建石屏至佛海的省内铁路（石佛铁路），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受约请为筑路提供沿线的经济、社会、人种、风俗、语言、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资料。接受了研究项目，陶云逵领导一批年轻学子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对沿途的哈尼、彝、傣等民族进行人类学调查，绘制出当地的语言分布图，撰写语言手册及社会经济调查报告。陶云逵田野工作的足迹，遍及滇南、滇西，展开了规范的体制人类学测量，获得数千个体制人类学个体测量数据，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西南边疆人文研究的先行者，他的著述丰富，包括《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西南部之鸡骨卜》、《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等。陶云逵把全身心投入于研究工作，终因贫困和积劳成疾，仅四十岁即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逝世，那时魁星阁的社会学工作站也接近了生命史的尾声。
相比陶云逵独立的课题研究，费孝通引领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有时简称“魁阁”），更明显地带有某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团队精神”的东西。我们一行中，专门研究过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史的谢泳，此前曾专门撰文提出，“魁阁”象征的“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既是“现代学术集团”，它便与西学东渐有关。关于这一点，在《云南三村》序言中，费孝通说到“魁阁的学风”时承认：
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效果是显然的。（费孝通：《逝者如斯》，苏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189页）
围绕着“魁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个局部确曾形成过一个接近于“磁场”的学术小群体。到访过“魁阁”的美国著名中国学者费正清说，“费孝通是头儿和灵魂，他……似乎有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吸收到他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性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他们同志友爱的热情，生气蓬勃的讨论，证实了他们对他的信任与爱戴”（引自阿古什：《费孝通传》）。以魁星阁为中心，曾形成一个“出行”与“会集”的时空场。这个场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活动节奏，即实地调查—学术讨论—实地调查。在上面的引文中，费孝通自己说，“魁阁”这一学术空间，代表一种学风，这个学风是从伦敦经济学院传来的。对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席明纳（seminar）”制度，费孝通已多次提到，它与其他学科的“席明纳”大体是一致的，而这个系的人类学“席明纳”也有自己浓厚的特征，即强调讨论时针对实地田野工作的资料进行，强调师生之间在田野工作所获资料和知识面前的平等关系。在营造魁阁的学术氛围时，费孝通基本也是依照这两个方面的特征来展开工作的。
作为多数“魁阁”研究人员的“师傅”，费孝通在对学术晚辈的“传、帮、带”中耗费的精力，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魁阁”的研究人员，大多是费孝通的晚辈。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张之毅，自愿报名参加他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在他的带头下，陆续加盟的还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等。费孝通与他自己的年轻伙伴之间，有“师徒”关系的性质。招纳这些新一代学者，费孝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手”，而用他自己的说法，培养的办法是“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张之毅参加研究室后上的第一课是跟费孝通下乡，去禄丰县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在这个地方一起生活和工作，“随时随地提问题”，进行讨论。“魁阁”时期，他们还进行了玉村的调查，这个村庄离“魁阁”较近，调查后写的报告在“魁阁”的“席明纳”讨论过（《逝者如斯》）。在“魁阁”，费孝通给自己的定位是“魁阁的总助手”，召集讨论，帮研究人员写作，甚至帮助他们刻钢板和油印（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在费孝通的心目中，“魁阁”的存在，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浸染出来的“席明纳”气质有关。但是，“魁阁”的成立决非是简单为了推崇英伦学风。在这里生活和展开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学派，特别是在费孝通与陶云逵这两个成熟的学者之间，学派的差异是鲜明的。二人的训练都是欧洲人类学，但陶云逵在德国学习，费孝通在英国学习，前者注重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后者注重现实社会的功能和结构。因师承不同，二人间时常发生争论，但相互之间都从争论中获得了深刻的教益。在“魁阁”的同人中，这样的学术讨论是家常便饭，而作为工作主持人的费孝通也特别注重创造一个学术观点上兼收并蓄的团体（张冠生: 《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二○○○年版）。“魁阁”研究成员许光先生在海外学成后，受费孝通的邀请到云南大学工作，加入了“魁阁”工作站。在许先生的眼里，陶云逵是一个“老派的同事”，而陶云逵又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和做法，两人之间时常吵架。对于他们二人的不同人类学观点，费孝通也不能说就都认同。但他总是表示许先生的研究值得欣赏。因陶与许之间的关系难处，后来许决定辞去云南大学的工作，前往华中大学任教。在那里任教一年后，又得到费孝通的热情邀约，回到魁阁。
有着巨大学术创造力的费孝通，为何要花这么多心血来一面鼓励、帮助晚辈成长，一面在同辈学者之间充当“和事佬”？人们也许难以理解这一“矛盾的统一”，而我相信，在“魁阁”营造一个新式的学术团体这份心情，正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与这点有关，费孝通曾自信地说，那种同时注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的做法，效果是显然的，在这当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逝者如斯》）。“魁阁”的成员，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合起来形成了对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其中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史国衡的《昆长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研究》、《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是其主要成果。一九四三年，费孝通访美时，据禄村、易村和玉村的调查，编译出Earthbound China（《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书，一九四五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一九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云南三村》）。基于那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又于四十年代后期出版《乡土中国》，于一九五三年出版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等作品。曾在“魁阁”工作站工作的人类学家许光，则于一九四八年发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祖荫之下》）一书。这些作品在我们今天来看，是经典，但绝对还没有成为过去，我甚至认为，它们含有的思想与资料深度，为今人所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知道，一九五○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任教的著名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撰文说他不同意费孝通在云南所做的“类型比较”的工作，说通过零散的类型比较堆砌不出一个整体的中国来（“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 no. 1,1963）。可是，正是这位高傲的英国人类学家在他一生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对学生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及“魁阁”期间那批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的作品，如许光的《祖荫之下》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是研习汉学人类学的基本读物。后人评说过往了的“魁阁社会学”，也许会模仿弗里德曼说，从这里走出来的学者，终其各自的研究生涯，并未如人们所愿望的那样，在实地调查的社区中与历史的想像中构筑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来。然而，也正是魁阁那一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让诸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这样的理论著作，奠基于深入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成果之上，对后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差序格局及士大夫的中间纽带，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在六十多年后，站在呈贡魁星阁的门前，想像这座破旧了的亭阁目睹的历史，能体会到其中的辛酸，也能洞悉它的动荡。魁星阁在它的“生命史”中曾经容纳不同的人群。求功名的士绅与乡民，曾是历史上的主要访客。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中，有六年这座陈旧的庙堂为一小批脱胎于士绅的知识分子所“占据”。他们不再在魁星老爷面前行跪拜之礼，也不再企求从他老人家那里获得“文运”的保佑。这批年轻的学子，是被日本军队的炸弹逼出昆明城来的，在被迫躲藏于乡间的日子里，他们在魁星老爷那里重新寻见了书院的精神。像古时的书院那样，这时的魁星阁处于“山水间”，使它容纳的人能在自然界里领悟社会的文化脉络，脱离已丧失了书院风度的近代大学，重新回归到文化的土壤里，将自己浸染在“山水间”，在乡土中国思考我们生活的基本特质与人文关系。
曾几何时，在魁星阁内，在这老亭阁的二层上摆放的办公桌周边，新一代的“士人”辩论着他们关注的问题。从后来发表的文章看，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乡土中国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是小农经济、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并存，是近代化引起的乡土社会的“工厂化”问题，是“士绅”在过去的日子里在社会结构中处的位置及在近代化中当扮演的角色。更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费孝通那些著名的“从实求知”实践外，在诸如田汝康对“摆夷人”（傣族）的“做摆”的礼仪人类学研究中，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了“古代社会”对于现代“物质主义”的潜在反讽（《芒市边民的摆》，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六年版）。在魁星阁提供的空间里，这批青春的知识分子思想如此“自由”，以至于今天仍然有学者将他们列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他们后来的命运产生“逝者如斯”的感叹（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然而，如果人们理解的“自由”，是指完全脱离于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就不适合魁星阁的这批过客了。当我们说学术史意义上的“魁阁”，是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派蔚然成风的日子里，中国学界主动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晶，我们同时应当记得，这个意义上的“魁阁”，除了带有书院的色彩以外，还是明清文人结社传统的某种延续。明清的内外交困时期，往往与文人结社和中国人文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相重叠。在日本飞机的炮轰下，在政统压倒道统却无法抵御“犬羊小国”的冲撞的时代里，魁星阁的这二三拨青年过客，一样地结成了他们自己的社团，言说着自己的论点，或“以清议格天下”，或以“理会”学问，而“明人心本然之善” （如明代最后的大儒刘宗周所欲为）。
所以，“魁阁”表达的，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席明纳”还是有所不同。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所不知，在离开“魁阁”的日子里，费孝通已下决心“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连串配合起来，纠正认为功能主义轻视历史的说法”（《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从这一思考延伸出来的，是一场围绕“皇权”与“绅权”的热烈讨论。在发表了的言论中，我们找到了为传统知识分子寻求重新定位的努力。从一个学科化的传统里脱胎出来，重新寻觅于“山水间”，费孝通曾有感而发，对中国的“绅权”展开了深入的历史探讨。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之“知”，指的主要是“懂得道理”，他们的威权来自人伦规范，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西方也有“精神文明”的。可是，可能是历史命运使然，世界格局的变化使他们转变为一批“继承着传统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在上者”，却因只关心“实用的技术知识”，而成为“没有适合于现在社会的规范知识”的“不健全”的人。他在《皇权与绅权》中这样大胆地质问过：“不健全的人物去领导中国的变迁，怎能不成为盲人骑瞎马？”（同上）也许是为了寻回“健全的人物”，也许是为了知识分子社团的重新建设，以魁星阁为工作生活场所的早期中国实地社会研究者，才如此沉醉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中。
在矗立着的魁星阁面前，魁阁社会学工作站的成员们无非是匆匆的过客。与他们同时出访于“山水间”的田野工作者，有从中央大学（重庆）、华西协和大学（成都）、大夏大学（贵阳）等校园走出来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中国的大西南，是人类学学科思想和实践领域中“西部探索”的早期实践者。被迫离开原有校园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也“逼”出了一批批融入“山水间”的学术青年来。六十多年前同事间的学科式“结社”，自然也有它的时代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学科建设运动与日本侵华，竟同时充当这个时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批批学者，没有因丧失谦逊之心，而将自己与清初文人结社的“塔尖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提并论。然而，站在魁星阁的三层，从狭小的木窗眺望远处的乡土，我却不禁想说，在两个时代趋近的地方，前人为今日学风之开启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启发与激励；也正因为此，“魁阁”这个名字应当被载入史册，“魁阁精神”应当引起当今“大学建设者们”的重视。
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