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人一代代地劳动生产，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并在人文的世界里，留住了岁月流光……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费孝通
1935年８月，费孝通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学王同惠结婚。费孝通伉俪在蜜月中即奔赴广西大瑶山做实地调查。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转移调查地点途中，与向导失去联系，不慎误入瑶民扑虎的陷阱，费孝通身负重伤，新婚妻子王同惠外出求救，不幸坠崖身亡。这一天她与费孝通结婚仅仅108天。
费孝通先生走了，走得突然又不突然。毕竟已是95岁高龄，如此高寿的老人安然而去，我们难过的同时也应该欣慰。还记得，费老在弥留之际，我能到医院看他一眼，老人容颜依旧，安详地躺在床上，医生们忙乱地进出，对老人做着最后的抢救。走出病房时，我脑子里蓦地冒出一个想法：就是因老人的即将离去，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回首费老跌宕起伏、富于传奇色彩和充满独特学术魅力的一生，我们应该记住许多东西。尤其是老人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所做的贡献，在未来的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日益显现出不朽的光辉。费老做过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更像一介书生，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但他更有着平民质朴的本色。费老与他那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点是“行知合一”，善于把政治活动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内容结合起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是费老与那些“国学大师”们的最大不同。而这种不同，也恰使他赢得了庙堂之上与草庐之下的广泛景仰与尊重。
我想，人们把他称为大师也好，泰斗也好，费老的学术成就已经超越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范畴。而其辐射所及，已然深入进民众植根的沃土之中，作为他的部下或属下，近十年来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他，看他如何做学问和怎么将学问运用到社会实践，这让我大开眼界。再早，在机关我也能见到费老，但那是远瞻，他留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而在我接手《费孝通文集》的编辑出版之后，甚或为了工作需要与他一起出行，才真正使我能够感知和体悟到什么是先生的平凡和伟大。他平日讲话不多，除了讲学和下去调研，先生几乎都是默然的。人老了，便殚于思考。然而他在思考着什么，由于先生关注和思考的东西太多，我们虽在他左右却十分茫然。接触多了我们渐渐发现，我们对调研考察往往是走马看花，不得要领，而先生调研考察归来在总结工作时常常是一语中的。这需要学问，也要有眼光。特别是近几年，尽管先生还是马不停蹄、往来穿梭地到基层搞研究，可他更关注的对象已然“从生态的研究进入到心态的研究”。看到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他开始思考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将出现怎样的剧变，尤其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变化，世界各国之间怎样和睦相处。对此，费老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指出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存共荣的关系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然而就中国来说，天下和谐，首先还是要重在富民。而这也正是这位学贯中西的老人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而且越到晚年，他的这种心情也就越加迫切。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为了矢志不渝的理想，他流过血汗，受过屈辱，失去过亲人，甚至被人误解……但“荣辱任来去”，已往的一切终不能动摇他所抱定的信念。这种坚韧力量的延续，是我在通读了费老七八百万字的文章后才有了更深的体会，而且这时才意识到，费老的每一篇文章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先生爱写文章，绝非是无病呻吟，借古人的话说，那其中都是有“大义存焉”的。最让人感佩的是，闲下来的费老永远都手不释卷，好像这就是他的休息。埋头读书与埋头著述，确乎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一位耄耋老人，哪里来的这种力量?我至今不解。或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著和勤奋，使得社会学这门并不怎么被人看好的学问，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才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一门“显学”的吧。
老实说，我是没资格在这里评论费老的，就像一开始读费老的著作，我是很胆怯的。可是一旦你潜下心来读下去，便会觉得先生的文章不仅睿智厚重而且好读耐读，甚而会觉得滋味无穷。他的文章就如同他的人，更像是一坛老酒，愈久而弥香。不管是纯粹的学术著作还是调查报告，甚或评论随笔和杂感，其行文吐纳无不平易生动，娓娓道来，绝无那种坐谈性命之学的空疏说教。这不免使人想到费老是那种既得中国传统文化滋润，又得西学训练真传的人物。社会学在费老手中，经过他的一番贯通融会，其作用和所发生的影响便在不知不觉中具有了普世的价值。我常常想，像费老这样的大家恐怕在今后很难再有了。中国的社会学因了费老的辛勤耕耘而应该感到荣幸。费老不仅为中国的社会学选择了方向，而且以一位总设计师的手笔为中国的社会学描绘出了未来蓝图。他倾注心力，播下了种子，不难想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社会学会结出怎样的丰硕果实。
费老虽然走了，我仍感觉他老人家还活着，就在身边，音容笑貌宛在。在他去世的前两年，老人的体力已显出不支，可他还是不能安闲，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因此在2003年的一年里，他再一次回到家乡吴江做起调查，接着去了南京和上海，继而又去了黑龙江的山西，这之后他第七次到甘肃定西，转而再上广东，他放心不下他所研究的课题。他答应过人家，他就要践诺。他把相互的信任看得比什么都重。他常说，我是一介书生，而且已经老朽，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人民的，只是大脑还清楚，可以帮大家想些办法，出出主意。他好像在与时间赛跑。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费老依然席不暇暖，行色匆匆，以近乎宗教般的热情投身到调查研究之中。大家心疼老人，毕竟年岁大了，可大家也理解老人的心情，让他停下来，无异于宣布老人生命的终结。
当老人终于躺倒在病床上的时候，大家都来安慰他，可他知道，这回自己是不会走出医院了。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依然在思考着问题，挂记着没完成的工作，而他的手和脚已经没了一点力气。虽然大家还是坚信费老能够好起来，会像以往一样重新行走在城镇乡村，然而先生却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不可能了。这是最让先生伤心的４个字。我们看了只有难过。
费老走了。他说过：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人一代代地劳动生产，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并在人文的世界里，留住了岁月流光……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
我想，费老这话不仅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我们的。时间会证明：费老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