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我国第一部促进自主创新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审议通过，标志着自主创新进入法制化管理的全新阶段。而这只是东南沿海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缩影之一。在11月10日闭幕的江苏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创新驱动发展同样是江苏省各界参会代表的共识。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东南沿海各省市近年来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增速下降、竞争加剧等挑战，高度重视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但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当前，东南沿海处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新时期，面对路径依赖、基础能力不足、自主创新技术欠缺、体制机制等问题，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远能力提升的关系，健全倒逼、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突出抓好质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推进政府率先转型，探索设立示范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健康有序进行。
破解创新困境，健全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激励机制
江苏“十二五”规划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广东提出，要强化自主创新对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推动作用。2010年东南沿海五省市土地面积占全国5%左右，GDP占全国比重达到36%，研发经费占到全国的40%，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分列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第1、3、5、6位，上海、江苏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达到2.81%、2.07%，明显高于全国1.76%的平均水平。
但部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出台的产业振兴、需求刺激政策，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强化了一些地区、企业对外延式扩张的路径依赖，不少地区还是希望依靠扩大用地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一些企业仍然期待国家延长补贴政策来维持生产经营，甚至个别部门、企业把国家政策作为钻空子、要补贴、争资源的机会，这反而削弱了地区、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鼓励创新和制约创新并存的困境。
对当前东南沿海不少企业遇到的问题，要客观分析原因，有所区别对待。
对一些体现资源环境、安全、质量、社会责任的约束要坚持，对汇率调整、外需减少等外部因素产生的经营压力，应把握好节奏、拓宽内外需渠道、稳定预期。对因投机甚至是赌博产生经营困难或破产的企业，主要是妥善处理好其带来的后续社会矛盾。对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积极搭建服务平台，鼓励其加强技术改造和研发，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走内涵式、集约式发展道路。要克服当前存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现象，构筑有利于从事实业的政策和氛围，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辅导，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和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激发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活力。
突出重点，着力加强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
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包括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产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强调要发展科技、熟练劳动力等高级要素，满足消费者挑剔的需求，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关联辅助行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实现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区域层面的产业升级是指，现有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竞争力不断提升、更高水平新产业不断涌现，同时，区域产业要素不断升级，在生产、商务、创新方面逐步提升比较优势，获取产业发展绩效的能力不断增强。结合实际，当前东南沿海产业转型升级要突出抓好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
产品质量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政策，打造出一大批世界级知名品牌，使德国产品成为世界最高品质的代名词。瑞士通过百年时间，致力于高水准传统工艺和时间精准度的提高，塑造了“钟表—瑞士”的一流品牌形象。目前，东南沿海在纺织、服装、皮革、家电、电子信息等行业，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但近期我们对某地区家电行业调研中发现，多家知名企业为应对快速上升的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惜降低原材料品质，大打价格战，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类似这种偷工减料、产品质量下降的例子在不少行业存在。
必须高度重视产品质量问题，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质量信用评价和奖惩制度，打造品质至上的社会文化，加快改变中国“产品低端、质次价廉”的形象，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产品和区域品牌建设，加大宣传，提升产品和地区知名度、美誉度，使优质产品成为地区的形象和标志。
创新能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美国在2011年《创新战略》中提出，美国获得繁荣的关键不是压低工人工资，而是开发新产品，产生新行业，保持在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及技术创新，这是赢得未来的关键。近年来，东南沿海各地为增强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组建产业联盟，搭建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等。但总体而言，东南沿海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改变，许多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和材料依赖进口，绝大多数企业没有科技和研发活动，产学研合作层次偏低，公共服务平台的定位、可持续发展模式尚须探索，一些地区科技投入强度与其经济实力还不相称。2010年广东的研发经费中，超过40%的R&D来自深圳，而深圳又有近一半来自华为和中兴；福建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各地在增加科技投入、拓宽科技金融渠道的同时，应紧紧立足本地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促进新技术、新理念、新产品的渗透。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推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跨区域互动，完善产学研的利益机制，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部门的网络化合作。配合国家战略、加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基础研发，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产业集群、科技园区、专业镇等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形态，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西门子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之所以领先于同时代的竞争者，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不仅是个技术员、发明家，还具有很高的商业天赋。尤其是随着近十年来互联网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商业模式创新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日益重要。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研发风险大，不可能投入很多钱搞研发，现在还要面对生存的问题。建议把握当前产业发展智能化、服务化、精益化、融合化、绿色化、全球化的趋势，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商业模式，加强信息化在生产、经营、管理、营销中的应用，发展电子商务，推动传统专业市场转向现代商贸物流、现金现货交易转向网上交易，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新模式，强化精益管理，优化流程管理，提高资源配置绩效。
人才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突破口。近年来，东南沿海各地都非常重视人才的重要作用。浙江提出，产业转型首先是企业家转型，要以人才和企业家转型推动传统民营经济转型。无锡2006年实施的5年聚集30名创业创新领军人才的“530”计划，至2010年底，落户“530”项目超过1200个，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带动新能源、物联网、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昆山探索发挥人才作用的有效流动机制，变“海归”为“海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在调研中不少地方反映，外籍人士申报国家项目和国家奖励仍存在一些限制，教育医疗条件不完善；大城市商务和生活成本偏高；一些中等城市和城镇创业和生活环境不完善，研究型大学等创新资源缺乏；许多企业家的后代不再经营实业；现代产业工人缺乏。
应加强与本地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方向相匹配的关键人才的引进、培养，做到事业留人。鼓励对重要科技和管理人员实施多种方式的股权和分红激励，增加可申请绿卡的国际人才拟任职单位种类，降低投资类国际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条件，探索建立适用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补充医疗保险和税收抵免政策。倡导产业报国，加强企业家培训、服务力度。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发挥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对职工的培训力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进农民工向产业工人、市民的转换。进一步优化自然和社会环境，提升科研、教育、文化、医疗水平，促进各类人才在当地“生根发芽”。
探索设立示范区，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在发展路径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政府发动型的苏南模式、私人发动型的温州模式、兼而有之的珠江模式以及东莞、南海、顺德、中山“四小虎”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涌现了深圳、浦东等新经济增长极和义乌、晋江等特色地区，尽管一些模式曾备受争议，但推动了东南沿海经济转型，也对其他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当前，东南沿海各地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应充分认识到这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持续、复杂、艰难的过程，面临着创新突围、体制束缚、路径依赖、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和挑战，不同地区、不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韩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到部分产业竞争力跻身世界一流，历时20多年。建议国家在东南沿海一些代表性地区，探索设立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创造宽松的政策和舆论环境，不以经济增长快慢论英雄，鼓励各地立足本地实际，大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制度，如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入学制度等，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为整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和启示。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王忠宏 来源：《科技日报》2011年12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