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下文简称《研究》），大部分内容在以论文发表时我就读过，有一些篇章我还是发表前的读者。这部著作是张伯伟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于一九八九年，其中有关“推源溯流”和意象批评的论述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写成，从大学论文到博士论文到专著定稿，前后经历了二十年时间。以古人治学传统而言，二十年写一部书也可以说是“寻常茶饭”，但在当今这“十年磨十剑”的时代，却是凤毛麟角了。

伯伟在“导言”中强调，他的研究立足于文献学的基础，力求“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秉承顾炎武所说的‘采铜于山’的精神，以逻辑为导引，以历史为验证，而最终必以文献为依据”（第６页）。我认为《研究》确实是立足于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扎实的文献功夫是《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特点。它广泛搜集各类文献，包括域外书籍和目录，对问题的梳理和辨析非常清晰。如论诗格，先从考究“格”字的义训开始，参之前代目录的著录，辨析“诗格”名义与诗话的区别，以见前人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在探溯诗格起源时，又就《日本国见在书目》的著录，辨析了《五格四声论》、《文笔式》二书的性质，从而将讨论确立在可靠的前提上。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已有若干部专著问世，论文也不断出现。这些成果在文献的搜集和考论上或多或少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许多属于史的问题不能落到实处。比如关于评点的起源和形态，现有的论述简略而浮泛，张伯伟的“评点论”从章句、论文、科举和评唱四方面综合考察它们和评点的内在关联，细致地剖析了这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方法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可以说，在《研究》中，每个问题的源起和发展都梳理得十分清楚，绝无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的地方。这也正是此稿延宕十三年之久才出版的原因。

文献功夫的扎实，使《研究》不只在阐述的深入和穿透力上超出同类著作，它提出的问题也独具特识，显示出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深入理解。比如诗格一类著作，在古代属于蒙学读物，夙为人轻视，近代以来除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外，一般批评史或诗学通论著作鲜有论及。而《研究》却相当重视这部分文献，并付之以翔实的研究。作者写道：

诗格一类的书，古人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顾。由于诗格的内容多为指陈作诗的格、法，不免琐屑呆板。再加上此类书的时代、真伪、书名、人名等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疑问，所以向来问津者寡。然而站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立场上看，诗格中包含着大量值得人们重视的内容，不宜简单地忽视或抹杀。（第３５０页）

此说深得我心，我也认为诗格、诗法类著作虽说是蒙学教材，但老生常谈中常包含着中国诗学中最稳定也是最基本的专门知识，中国诗学体系的建设、构成，尤其是基本范畴的确立，正是由这类书籍完成的。对这部分内容的轻忽，已明显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深入。“诗格论”富有独创性的开拓工作正好补了这一课，我认为它也是全书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对诗格中“门”、“体势”、“物象”的阐释，通过揭示其与佛学的关系，使唐宋诗格历来不为人所理解的诸多问题得到发明。例如晚唐五代诗格好言“势”，有所谓“狮子反掷势”、“猛虎跳涧势”、“毒龙顾尾势”等名目，莫解其义。伯伟考证此类“势”的话头源于禅宗的“仰山门风”，最早将其引入《风骚旨格》的齐己正是自幼游于沩仰宗的禅僧，他借用了当时流行的禅宗话头来类比诗歌的句法问题，即“由上下两句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的互补、相反或对立所形成的‘张力’”（第３７４页）。这一结论我以为是很有说服力的，为诗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宗教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层出不穷，究其所述，大抵用思想史或佛教史著作提供的知识与文学史知识相比附，其所提出的问题、所使用的材料及所得出的结论，多停留在很表面、很肤浅的层次，我自己的论著涉及佛教问题也不能免俗。但伯伟不是这样，他对佛学尤其禅宗是下过功夫的，故而能找到问题的契合点，从材料出发自然地提出问题，并予以深入的阐述。这是多年前读《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一文就很让我佩服的地方。

《研究》一书的长处是多方面的，而最显著的特色是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考察，特别是“对于每一种（批评）形式的渊源和背景花了较多的篇幅来研究”（“导言”）。作者认为，研究古代的文学思想，“需要在动态中，即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认识。但在起源、发展和趋势三者之间，特别应该重视对形成原因的探讨。一个民族文学思想的特质，往往是在其初始阶段决定的，并因此而确立了其发展演变的不同趋向”（“导言”）。在上编讨论以意逆志、推源溯流和意象批评的部分，伯伟都从思想基础、历史源流、构成模式和类型、批评实践等多方面来分析其发生、形成和被运用的历史过程，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位置和意义完整地呈现出来，由此再评价其得失和当代意义。当然，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他的阐述方式是不一样的。对起源很早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以意逆志”，除着力分析儒家人性论的思想背景外，主要是结合历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讨论，通过分析汉儒《诗经》学的解释方法、魏晋至唐代经典解释中的义疏之学、宋代理学的心性义理之学，阐明了这一命题在后代的发展演变；对形成于中古时期而一直实践于历代批评中的“推源溯流”，着重研究它与古代学术“溯流别”的传统和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的关系；至于意象批评，则侧重谈了从庄子“目击道存”、王弼“立象尽意”到庄禅相通的思想方法及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而在庄禅的区别中又讨论了禅宗“二道相因，生中道义”的话语特征。看得出，古代文学批评和佛学的关系是伯伟较为关注的问题，除“诗格论”一章外，“论诗诗论”一章也探讨了禅学对宋代论诗诗的影响。事实上，历来的批评史研究在涉及到以禅喻诗的问题时，都会举证宋代发挥“学诗浑似学参禅”之意的论诗诗。但伯伟从考察禅宗言说方式入手，更进一步指出，演绎著名禅林话头的连章偈颂在形式上影响了宋人的连章体《学诗诗》，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子诗》开创的诗偈问对则诱导了宋人以诗表述写作经验的风气，而禅门“三句”又在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方式上启发了宋代诗论；“诗话论”一章也从禅宗“语录”的兴盛，论述其影响宋代理学家语录体笔记进而波及诗话的过程，并由宋代禅学的门派和禅法之异剖析了其对宋人以禅喻诗的影响。这都是很独到的发见、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将诗禅关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伯伟的论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思理缜密，无论解释材料还是推阐理论，都谨慎而周密，很少游谈无根之辞和模糊影响之说。不过，细读《研究》，我觉得有些分析和论断似还可切磋。其一，伯伟论及“讽喻”时，曾对比中西文学的讽喻传统来进行讨论：

概言之，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讽喻概念，是以二元论（ｄｕａｌｉｓｍ）为基础，它所指向的是某种哲学或神学的思想体系。由于讽喻文学起源于初期的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与基督教神学，所以它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彼”，乃存在于“形而上”的超乎现实的层面。但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却没有“来世”或“彼岸”的概念，所以中国文学中的讽喻传统，其所指向的总是在历史或现实的层面，是真实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人和事。从汉人对《诗经》、《楚辞》的说解来看，其“美刺”、“讽谏”的对象都是确有所指的。然而，如前所述，玄学所讨论的是属于“形而上”的问题，它对现实是超越的。因此，在玄学思想占统治的魏晋时期，“美刺”、“讽谏”的概念既不会在“形而下”的现实中生根，因为这不符合玄学的性格，又不会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伸展，因为它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所以，尽管应璩的诗“讥切时事”，尽管阮籍的诗“志在刺讥”，但是解说者却不将其所“讥”的“事”与所“刺”的“人”一一指名坐实。总之，思想上玄学时代的开始，就是批评上讽喻传统的中断。它从魏晋开始，贯穿整个南朝，并延续到唐代。（第５１—５２页）

这里对中西讽喻文学传统的澄清当然是就国外汉学家的辨析而发，但我觉得这两个传统似乎不构成可比性。因为起源于早期诠释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讽喻文学，用汉语概念应称象征诗学，到马拉美的总体象征而至其极。而中国的“讽喻”主要是指一种由下而上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借助于比喻的方式婉曲地表达，与它构成可比性的应是西方的讽刺文学，而不是象征文学，也许用“讽喻”一词来指称西方的象征文学本身就不太合适吧？如果这么说能成立，那么讽喻传统与玄学思维方式也不一定截然对立，它们是两面镜子，而非一面镜子的两面，一面现则另一面隐。虽然在六朝时代两者的消长，关系十分密切，但讽喻传统中断的直接原因，我想主要还是政治方面的，是魏晋之际严酷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此消彼长的结果，正像清初的“实学”和考据学并不构成对立，但后来政治环境的作用却影响到彼此的消长一样。

其二，《研究》视上编三种方法为古代批评的基本原理，贯穿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中，因此不仅注意其与思想史的沟通，而且常由思想史出发整理批评资料，偶或不免迁就思想史，而忽略诗学史本身的理路。比如论“以意逆志”在宋代的发展时，就显示出对“理”的固执。第五十七页引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序》“且观之之法，先观其气象，后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终求其理。此乃定画之钤键也”一段话，认为这里“求画中之‘理’实即求画者之‘志’，‘根其意’而‘求其理’，亦即‘以意逆志’的另一种说法”。我觉得前后所引几条材料，“理”都与事与形对举，应该是指画理或物理，求其理可以说是究明画理，与以意逆志恐非一事。谈论以意逆志在宋代的发展，当然不能不涉及与理学的关系，但不一定非扣住“理”字，比如理学对“涵泳”的重视，我以为就是以意逆志的一个发展，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在学术史研究中，原理和规律的概括，原有“举本统末”的效用，但过分执著，有时难免强人就我。《研究》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孔子的学术传统和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以之为“推源溯流”成立的方法论基础，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但第一百四十八页断言“后人使用‘推源溯流’法多未能构成系统，这与他们没有受到‘举本统末’的方法论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似乎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推源溯流”法是有一定局限的，即使在文学传统还比较单纯的时代，钟嵘的论断也不免为人诟病，到大传统、小传统错综复杂的后代，将推源溯流法应用到长时段的诗史描述中，像胡应麟论清淡诗派、古雅诗派那样，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弊病，所以批评家们很难像钟嵘那样系统地运用推源溯流法。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不同看法，不敢自是，供伯伟和读者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