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似乎很可笑。当年胡也频与丁玲吵闹得一塌糊涂，他竟横竖看不出有了个“第三者”（冯雪峰）“插足”，还自以为是，传授秘诀似的向胡也频讲什么夫妻生活的小科学。初恋时，他向恋人频频献上赶制的旧诗，即便是小城被土匪围困空中飞着流弹，他也不能放下这种事情，而那个恋人的弟弟在他昏头昏脑的恋爱季节，巧妙地弄去他不少钱，他竟然迟迟不能发觉。他第一次上讲台，竟然十分钟发懵，说不出一句话来。勉强讲了一阵又终于无话可说，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在向他的学生张兆和求爱时，他竟然对他的教员身份毫无顾忌，正处懵懂的张兆和把他的信交给了校长胡适，他也未能放弃他的追求……面对这些故事，我觉得沈从文是个呆子，是个孩子。
初读他的小说时，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它的那份呆劲和孩子的单纯。近来读沈从文的文论，觉得他的一句话，为我们说出一句可概括他之小说艺术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这“婴儿状态”四字逼真而传神，真是不错。
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它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它更多一些朴质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的稚拙和迷人的纯情。当一个婴儿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定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的清明，充满温馨。与如今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这路作品的全部心思是用在揭示与夸大世界的卑鄙与无耻、阴暗与凶残、肮脏与下作上的）相比较，沈从文小说的婴儿状态便像一颗水晶在动人地闪烁着。沈从文写道，这是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好心肠，很少横眉怒对，剑拔弩张，绝无“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的紧张与恐怖。“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而“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老船夫请人喝酒，能把酒葫芦喝丢了。这边地即便是做妓女的，都“永远那么深厚”、“守信自约”。早在《边城》发表时，就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一个婴儿的真实与一个成年人的真实能一致吗？成年人看到的是恶，婴儿看到的是善，但都是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孩子的善良，会使他去帮助一个卖掉他的人贩子数钱，这还有假吗？这婴儿的目光，注定了他要少看到许多，又要多看到许多（有一些，是婴儿状态下的心灵所希望、所幻化出的，婴儿的特性之一便是充满稚气的如诗如梦的幻想）。
婴儿的目光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婴儿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沦丧了。沈从文喜欢这个阶段，这种心情竟然到了在谈论城里的公鸡与乡村（沈从文的“乡村”实际是人类的婴儿阶段）的公鸡时，都偏执地认为城里的公鸡不及乡下的公鸡。
抓住了“婴儿状态”这一点，我们就能很自然地理解沈从文为什么喜欢写那些孩子气的、尚未成熟的（他似乎不太喜欢成熟）小女人。萧萧（《萧萧》）、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写起这些形象来，沈从文一往情深，并且得心应手（沈从文的小说人物参差不齐，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很无神气）。这些小女人，为完成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与艺术情趣，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我们说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小说家时，是断然离不开这些小女人给我们造成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印象的──我们一提到沈从文的小说，马上想起的就是萧萧、三三、翠翠。这些情窦欲开未开的小女人，皆有纯真、乖巧、心绪朦胧、让人怜爱之特性。最使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还是那股孩子气──女孩儿家的孩子气。《边城》等将这些孩子气写来又写去。
这些女孩儿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成熟的妇人。她们将那份可爱的孩子气显示于与亲人之间，显示于与外人之间，或显示于与自然之间。她们令人难以忘怀之处，就在于她们是女人，却又是未长成的女人──孩子──女孩子。女性是可爱的，尚未成熟的带着婴儿气息的女性更是可爱的。因为，她们通体流露着人心所向往所喜欢的温柔、天真与纯情。她们之不成熟，她们之婴儿气息，还抑制了我们的邪恶欲念。世界仿佛因有了她们，也变得宁静了许多，圣洁了许多。
沈从文的婴儿状态，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女孩儿。她们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存在，将“婴儿状态”这样一个题目显示于我们，令我们去做。
话题要转到柔情上来，那些女孩儿，都是些柔情的女孩儿。但沈从文未将这份柔情仅仅用在女孩儿的身上。柔情含在他的整个处世态度之中，含在作品的一切关系之中。因此，我把在上一部分中该说的柔情分离出来，放到这一部分里一并来说。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道：“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所写的故事，也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文章是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的文章。他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沈从文爱水，而水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柔性（遇圆则圆，遇方则方，顺其自然。故老子用水来比喻最高的品质：上德若水）。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一部《边城》，把这柔情足足体现出来的，自然是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翠翠对老船夫的昵近，与水与船与一草一木的亲切，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番柔情来。一段对狗的小小批评，都能使我们将一种柔情极舒服地领略：
翠翠带点儿嗔恼的跺脚嚷着：“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且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谁学得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
在沈从文这里，柔情是一种最高贵也最高雅的情感。他用最细腻的心灵体味着它，又用最出神的笔墨将它写出，让我们一起去感应，去享受。这种情感导致了三三、翠翠以及翠翠的母亲这样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形象，都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如痴如醉的爱，而只能产生怜爱。
对这种情感的认定，自然会使沈从文放弃“热情的自炫”，而对一切采取“安详的注意”。翠翠她们的柔情似水，来自于沈从文观察之时的平静如水。他用了一种不焦躁、不张狂、不亢奋的目光去看那个世界──世界不再那么糟糕那么坏了。“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小小的眼睛安睡了”……自然界如此幽静迷人，人世间也非充斥着恶声恶气，人们互助着，各自尽着一份人的情义。
表现在语言上，沈从文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那些看来不用心修饰而却又是很考究的句子，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最高美学风范，构成了沈从文的叙事风格。这语言的神韵倾倒了八十年代一批年轻小说家。
这份柔情是浪漫主义的。人们一般不会将《边城》一类的作品当浪漫主义的作品来读。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浪漫主义是热烈浓艳、情感奔放的，殊不知还有一种淡雅的浪漫主义。前种浪漫主义倾注于浓烈的情感（爱得要死，恨得要命），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喜欢淡然写出一份柔情。不管是哪一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理想化，都要对现实进行过滤或裁剪，或根据心的幻想去营造一个世界。这边城或者没有，或者有过，但已消失在遥远的昨天了。
说了“婴儿状态”与“柔情”的话题，一个疑问也便出现了：这沈从文亲眼目睹了“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以及诸多丑恶的人与事，他一生坎坷，常在贫困流浪之窘境中，且又不时被小人戏弄与中伤，是是非非，在人际之间行走如履薄冰……这世界呈现于他的分明是暴虐，是凶残，是种种令人所不齿的勾当，而他却何以总是处在婴儿状态之中，又何以将世界看得如此柔情动人？他的沉重呢？他的大悲与慨叹呢？因为沈从文不能被准确地理解，早在当年就遭到人的质疑。
沈从文也没得遗忘症，怎么能忘掉这一切？我们何以不能换一种思路去追究一下？他并非遗忘，而只是不说而已（“文革”之后，当一些人不免夸大地向人诉说他的遭遇时，他就很少去向人诉说这场苦难）。他在《丈夫》中曾概括过一个水保：“但一上年纪，世界成天变，变来变去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过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慢慢的转成一个平和正直的人了。”这段话实际上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经历过了，便会起一种精神上的转折。沈从文将这世界看多了，便也变得心胸豁达，去尽了火气。他不再会大惊小怪了，能用冷静的目光看待一切了。他已完成了一个从婴儿状态过渡到成人状态、又过渡到婴儿状态（当然不是原先的婴儿状态）的过程。这种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超出成熟的成熟。“仁者爱山，智者乐水。”那如水的品质，是智者的品质。谁要以为沈从文是个呆子，那他可才是个呆子。他的一生，曾被人理解为软弱，其实并非是软弱，而是一片参透世界、达观而又淡泊的心境。所以，沈从文才说：“但是我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大智若愚，他的呆，已是进入了一种高境界的呆。
对于他对柔情的偏爱，我们何不做这样的解释：世界既日益缺少这些，文学何不给人们创造这些？与其将文学当成杠杆、火炬、炸药去轰毁一个世界，倒不如将文学当成驿站、港湾、锚地去构筑一个世界。
再说了，沈从文的所谓遗忘，也仅仅是表面的。他深深感受到的东西，竟如刻骨铭心一般并且顽强地渗透在他的《边城》等作品之中。他对那些不能真正体味他作品的“城里人”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的作品背后有着极现实又极恒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人生的基本形式和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比如说隔膜，沈从文小说的表面生活是平和的、温情脉脉的（《边城》始终处在一派淳朴之气中）。然而这淳朴之气下面，却是深深的隔膜（几乎是“存在主义”的隔膜）。顺顺与二老的隔膜，二老与大老的隔膜，二老与翠翠的隔膜，二老与老船夫的隔膜，老船夫与顺顺的隔膜，老船夫与翠翠的隔膜，翠翠与整个世界的隔膜（甚至对她自己都有隔膜）……注定了一切都将在悲剧中了结（一种比啼哭与嚎叫深刻得多的悲剧）。沈从文以为朱光潜先生对他所做的断语最在本质上：深心里，是个孤独者。这种孤独感散发在《边城》的字里行间。《边城》——这“边”字，就有了一丝孤独。作品一开头：“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孤独便又深了点。那独立山头的白塔，那类似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渡口景象，那一幅幅黄昏与夜晚的凄清幽远的景色……无一莫把孤独托现出来。作品最后，是一个无底的企盼（张德蒂的雕塑《边城》以翠翠的盼望做画面，极传《边城》之神），回顾了这一切，谁还能说沈从文轻呢？
但，沈从文对我们目力所及的世界确实做了淡化处理。他省略掉或虚写了一般意义上的灾难与痛苦，每写到这些地方都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一下，一滑而过，从不滞留于这些地方，更不铺陈其事，做煽情的把戏。对此，我更愿从艺术上来做分析。
我以为艺术——至少有一路艺术，必须对生活进行降格处理。当生活中的人处在悲苦中时，艺术中的人却只应该处于忧伤中。在生活中，这个人可号啕，而在艺术中，这个人却只应该啜泣。一些港台影视使人感到浅薄与肉麻，其原因正在于它们不谙艺术之道，对生活非但没做降格处理，也不是同格复印，却做了升格处理。生活中那个人都未达到大放悲声之地步，艺术倒让他泪雨滂沱哭得不成体统。这就毁了艺术。中国当代文学性格浮躁之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它恣意渲染苦难，并夸大其词，甚至虚幻出各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放纵情感而不做节制的做法，使它永不能摆脱掉轻佻与做作的样子。
不免又要提莱辛的《拉奥孔》。此书解读了古希腊的“冲淡”美学观。莱辛总结道，造型艺术只能选用某一顷刻，而这一顷刻最好是燃烧或熄灭前的顷刻。因为“在一种激情的过程中，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像就捆住了翅膀……”莱辛是针对造型艺术说的。其实语言艺术何尝不需如此？几年前，我曾对沈从文的门徒汪曾祺的小说做过概括：怒不写到怒不可遏，悲不写到悲不欲生，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我以为汪曾祺的意义，正在于他晓得了艺术。从前，我们总以为，艺术要比生活更强烈，殊不知，真正的艺术恰恰是比生活更浅淡。
《边城》是降格之艺术的一个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