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有了修订本，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本书对于国内学界影响很大，许多八十年代后期的读书人买过它的初译本(一九八七年)--当然有没有读过、有没有读完就是另一回事了。事过境迁，现在嘉映兄做出这个修订本来，我已获赠一本，虽然没有了见到初版时的激动心情，但还是有一些感想，所以想在这里把旧版与新版放在一起说一说。
先说外部的。我觉得新版还不如旧版。光是书的封面，旧版多好，素朴而不失雅致；而新版整个就灰不溜秋的，看着令人沮丧。海德格尔曾描述过他读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经历和感受，说此书魅力无穷，甚至版式和扉页之类外部的东西也令他着了迷。我想爱书人只要真爱，多半会有此类感触。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初版的那个样子。
再往里说。新版的印刷质量也是不尽如人意，总体也不如旧版。电子变出来的字似乎还不及手工排的好看。这且不说。又因为电脑排版系统的技术不过关，连希腊文的修饰符号也没有做起来，就太不美观了；更有甚者，希腊字母一概被排成ζ，如文中频繁出现的λογο统统变成了λογοζ。而旧版里是没有此类毛病的。这真要命。说这是技术问题，那么德文的变音符号应该不难解决吧？在新版里面，都成了ae，都成了oe，ü都成了ue。虽然也有这种无奈的办法，但看着总让人别别扭扭的。堂堂大书店，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以为是值得反省的。
这位修订者嘉映兄(也是主要原译者)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奇怪的想法和做法。例如，他这次把大段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删掉了，说是对一般读者没有什么用；此外更删去了初版附录中的"拉-汉名词、概念对照表"和"希-汉名词、概念对照表"等。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两门死语言，国内懂的人不多，这是事实，但其一，学术书本来就不是大众读物，其二，书是为可能的读者准备的，其三，希、拉两种语言是古典的学术语言，中译本中大段原文的保留以及译名对照表的制作不但对于一些研究者(即我所谓"可能的读者"的一部分)有用场，而且在我看来更具有"学术尊重"或"学术纪念"的意义，就好比说是学术上的一种"仪式"吧。中国现代学术太少"仪式"成分，有时不免失了斯文。但"仪式"常常是必要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的中译文到底要不要保留西学著作中出现的希腊、拉丁词语，甚至大段的希、拉原文，这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不是也属于学术规范中的具体问题呢？
以上是一些外部的感受，希望不会被出版者和修订者理解为吹毛求疵。下面还得说些翻译上的正经事。
旧版译文质量已属上乘，新版当然更上了一层楼。嘉映兄是一位敬业用功又谦虚谨慎的学者，为这个修订版他没少花心思。翻译是一件手工活，是很具体、很细微的工作，又可以是没完没了的，个中辛苦大约只有干活的人自己知道。我对照了旧版与新版的几段译文，总体感觉是现在的文字愈发顺畅了，更加可读了。具体有哪些好处，读者自己可以去对照体会。我这里只想来讨论一下几个基本词语的翻译问题。
记得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绍兴文理学院的专家楼会议室里，嘉映兄介绍了他正在做的《存在与时间》修订工作的情况，特别端出了几个基本术语的改动，征求与会同志们的意见，当时就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在我的记忆里，争议最多的是下面几个重要术语的改译计划：一是把"存在论(Ontologie)"改为"本体论"；二是把"烦(sorge)"、"烦忙(besorgen)"和"烦神(fürsorge)"改为"操心"、"操劳"、"操持"；三是把"领会(verstehen)"改为"理解"。现在我们看到，以上三个改动方案中，只有第二个在新版中得到了体现。但这并不表明问题也已经消失了。当时大家面红耳赤争论过的诸问题，多半还在焉。
把"存在论"改为"本体论"，这个设想当时就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差不多被说成是"开历史倒车"。大家认为，以"存在论"译On-tologie，特别是通过《存在与时间》初版，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界所接受；而且，"存在论"这个译名合乎Ontologie的原义，即"存在学说"--我们只消查一下哲学词典，简简单单，所谓的Ontologie就是
"关于存在的学说(lehre vom sein)"；现在重新把它改译为"本体论"，就只可能增加混乱，而对于增进义理上的了解全无好处。嘉映兄在新版附录的译名讨论中也讲到了他的犹豫，最后决定服从大家的意见，仍旧维持他的"存在论"一译。
我是同意"存在论"这个译法的，只是自己在做翻译时曾碰到过一些具体的困难和问题，以为还可以把这个译名再稍作改动，干脆再学科化些，把它译成"存在学"(我在近几年的一些译作中已经这样处理了)。例如，海德格尔经常把Ontologie(存在学)和Theologie(神学)两者并列起来，并且经常分写为Onto－logie和Theo－logie。这个时候，我们固然还可以译之为"存在之论"和"神之学"，但感觉并不太好。同一个－logie出现在同一个语境里面，一边作"论"，另一边却作"学"，不免让人莫名其妙，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这两者本来就都是"学"(－logie)嘛！我们何不就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有什么不能统一的呢？
我向来有一个判断：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中两门根本性的"学科"，"存在学"在中国受误解最多，而"神学"受抵触最大。就前者来说，长期以来译名上的纷纭歧义即是一个明证，Ontologie现在至少还有五六种不同的中文译法；就后者来说，我们今天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的学术制度，惟独这门"神学"是个例外，还不能见于我们的学科建制。我想，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存在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词语的翻译，我们确实需要慎重对待。
这里顺便也就"是(sein)"和"存在(Sein)"的翻译问题发表点个人意见。这事情现在弄得很大，几成一个热门话题。我个人仍旧同意嘉映兄的处理：把系动词的sein译成"是"或者"存在"，把名词的dasSein和das Seiende译成"存在"和"存在者"。有的学者一直在呼吁把sein和Sein统一译为"是"，并且进而主张把Ontologie译为"是论"。理由有多个，但归结起来，似乎主要还是因为：西文中的系动词sein与名词Sein是有语法上的联系的，如希腊文on就是系词不定式einai的分词形式之一。若以汉语的"存在"译希腊文名词on，就难以传达这种语法联系，所以应该统一译作"是"。这固然是有理有据的。不过，对此我仍有如下两个疑问：其一，这些在字面上统一的译名(系词"是"、名词"是"和"是者"，以及学科名"是论")，是不是就表现了西文中相应词语之间的语法(形式)联系呢？其二，追求相关译名在字形上的一致性，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在希腊文中，系词不定式einai与名词on也不是同一个字形，甚至不是相近的字形，何以我们在中文翻译中一定要强求统一呢？汉语词类之间没有明晰的语法形式联系和相应的转换关系，词类的区分更多地依赖于当下语境的构成功能。这一点不能不察，否则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了。
另外还有译文语感的问题。嘉映兄在"附录一"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说明。他问：我们能把Das Ontologisch－sein des Daseins ist......这样一个句子译作"此是之是论之是是......"吗？(参看新版，第495页)一般研究者也许会壮着胆子同意此类神仙译法，但翻译者往往会于心不忍的。对于翻译者来说，怎么好意思这样译，这样一种感觉实在是一个触及到良心深处的问题了。
至于Sorge、Besorgen、Fürsorgen等一组词语的译名，绍兴会议上的多数人也认为不如不改，还是原先的"烦"、"烦忙"、"烦神"好听。"人生在世，无非一烦"。这个意思就很好。现在如果改说成"人生在世，无非一操(心)"，就没有什么味儿了。
嘉映兄的理由有几个，大家可以参看他在新版"附录一"中做的译名讨论。"烦"这个译名是熊伟先生提供的，"烦忙"和"烦神"则是嘉映兄从熊译中发展出来的。嘉映兄也承认了熊译的妙处。但他接着又写道：从学理上面讲，把Sorge译成为"烦"是有疑问的，因为此译具有佛教背景，而佛教是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待烦恼的；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用意几乎与烦恼相反。嘉映兄由此断言：把Sorge译成"烦"，就有点把中国思想中对"心学"的注重强加给海德格尔的嫌疑了(参看新版，第503页)。这大抵是嘉映兄要把"烦"改译为"操心"的基本理由。但我以为，恰恰他这个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所谓"烦"、"烦忙"和"烦神"固然有佛教味道，但我们也可能不做过度联想，仍旧在日常生存面上来设想这个"烦"。无论是世内事物还是人际事务，都是让人"烦"的；人就是喜欢"烦"，不"烦"还不成，不让"烦"人还不乐意。"烦"是人的一种"常态"。这有什么不好的？其二，退一步讲，我们可以承认"烦"是消极的、否定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努力把这个sorge说成"中性的"，但在他那里，什么不是"中性的"呢？甚至庸庸碌碌的"常人(das Man)"、往下掉的"沉沦(verfallen)"，在他说来，我们也都要把它们当作"中性的"词语来了解。这是因为海德格尔做的是一种生存论存在学的分析，而不是要做道德学上的判断。所以，对于海德格尔的词汇，我们还不可简单地以积极与消极的标准来加以评判。再说了，"烦(sorge)"还与"畏(angst)"联系在一起，你可以把后者解作"大无畏"，但其"消极"特性终不可免除。海德格尔在包括《存在与时间》的前期哲学中透露出来一种整体的"阴沉"感，"死"呀"无"呀的，向来为人们所担心，你总不能把诸如此类貌似"消极的"词语统统改成"中性的"吧？
最后来说说"领会"。嘉映兄曾有意把它改译为"理解"。理由也是简单明了：我们在解释学(又译"诠释学")著作的汉译中已经习惯于把Verstehen译为"理解"，但何以一到海德格尔那里就变成了"领会"呢？按理说，海德格尔是现代解释学哲学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存在与时间》本来就是一部解释学经典。反对这种改动的同志认为，"存在之理解"听起来总没有"存在之领会"或者"存在之领悟"优美。不过，多数人以为翻译中有时候是不得不放弃"优美"的。我们现在看到，嘉映兄在新版中并没有实现他原来的打算，仍旧保留了"领会"这个译名--是不是终于不愿牺牲"优美"了？
但问题依旧存在：若我们来写一部解释学史，讲到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时用"理解"，而到海德格尔就用"领会"，接着讲伽达默尔又用"理解"，这叫什么道理？所以我是完全理解嘉映兄的苦处的。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来说，"领会"或"领悟"确实要比"理解"贴切，这时候，译者要不要向通行的译法低头，要不要伤害译名的统一性原则，无疑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抉择。
类似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这里只附带提一下dasein和existenz两个术语的汉译。这两个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译成汉语时却难以维持译名的统一性和一贯性。嘉映兄把dasein译为"此在"，我是一向支持着的；他进一步说，我们同样可以把康德和黑格尔那里的dasein(已有"定在"、"限有"、"存在"等译法)统一译成"此在"，这个想法也甚合我意。只说说这个existenz吧。我们通常译之为"存在"、"实存"等，嘉映兄在译本中把它译为"生存"(因为海德格尔以此词特指人的存在)，并且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让原则受了委屈"。不过，我倒是觉得可以推广"实存"一译，无论是康德、黑格尔的existenz，还是海德格尔、萨特尔的existenz，我们一概可以处理为"实存"。至于到底是事物"实存"，还是上帝"实存"，还是人"实存"("实际生存")，就可以因人、因文而异做不同解释了。但这种解释是翻译之外或者翻译之后的工作，翻译的首要考虑仍是字面--按嘉映兄的美妙说法，是要"守护字面"。这个意见我也在别处说过，这里可不赘言。
译事之难，译无止境，呜呼！
二○○一年十月一日记于西子湖畔求是村寓所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版，4.20元；《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修订，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26.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