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

传统的历史主义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文学批评对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给文学带来了宽广而丰厚的世界。历史主义批评，历来是最行之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批评。即使后来五花八门的新批评新方法得以登场而批评界趋之若骛时，它也依然是不可以动摇的。当那些时髦的、灵动的、怪异而神秘的批评，在经过一阵实践之后，而纷纷显出它们的玄虚、所得结论似是而非、只能求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小解释时，人们看到，只有历史主义批评，才有能力阐释文学的基本命题和解决重大的文学史问题。它的宏大、厚重、稳妥与颠仆不破的科学性，是其它任何批评方法都是望尘莫及的。

但历史主义在走过二十世纪的最后阶段时，却在虚无主义的烟幕中逐渐蜕变为相对主义——在中国，这种蜕变几乎使历史主义完全变成了相对主义——它就是相对主义。

历史主义的基本品质是：承认世界是变化的、流动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应与历史的变迁相呼应。它的辨证性使我们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并使我们的叙述获得了优美的弹性。但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放弃对恒定性的认可，更没有放弃对一种方向的确立：历史固然变动不居，但它还是有方向的——并且这个方向是一定的。据于此，历史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对价值体系的建立，始终没有怀疑历史基本面的存在。它一直坚信不移地向我们诉说着：文学是什么、文学一定是什么。

而现在的所谓历史主义则无限夸张了相对性——辨证性成了“世上从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皆流，一切皆不能界定”的借口。因此，就有了一种貌似历史主义的结论：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述。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性——所谓文学性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只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变与不变的辨证，就悄悄地、使人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变就是一切”的相对主义。

今天中国之思想界的背后，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背后，则是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形而上的理解——一种无节制、无边界、无原则的理解。

中国成了泛相对主义的超级大国。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们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其实就是冠以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

如此历史主义，使那些使用者们享受了思想深刻而带来的巨大优越感。在这个时代，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而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

相对主义，其实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形象是满腹狐疑的形象。最优雅的姿态，不是认同，而是质疑——质疑一切现行的价值模式、道德模式、审美模式。近几年，我很少去参加什么学术性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知道任何一次学术性会议的结果——结果就是最终跳出一个相对主义者来，将你三天或五天的会议成果，统统解构掉。这几乎是所有学术会议的厄运。

相对主义使用的惯常语式是疑问句而不是陈述句。假如你用一个陈述句说：文学是有基本面的。他就会用一个疑问句反问你：文学有基本面吗？文学真的有什么基本面吗？这个所谓的基本面在哪儿？然后，他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时，十分干脆利落地使用一个独断性的陈述句：文学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固定不变的基本面，所谓的文学性纯属虚构，文学性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这个主动几乎就是天然的。一个短促有力的反问句，于瞬间就能毁掉你一个苦心经营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思想。到了今天，相对主义在中国已成了一件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许多思想者，对这一武器的性能心领神会。他们正是凭借这种武器而雄踞思想界的颠峰的。

将一切都通过如此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构掉。

我曾在一个沙龙性的辩论中调侃过这个笼罩着我们精神世界的相对主义。我说，总有一天，你回到家中，在你的母亲为你打开门的那一刻，你疑惑地发问：你是谁？你就是我的母亲吗？母亲是什么？怎么能证明你就是我母亲呢？难道你站在门里就能证明你就是我的母亲了吗？再说了，世界上有母亲吗？——有真正的母亲吗？

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从批评到创作，都沉浸在相对主义的氛围中。我不知道，这是深刻还是不幸。

相对主义的宽容、大度的姿态，还导致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无原则的原谅。由于从心中去除了一个恒定的文学标准，当我们在回顾从前的文学史时，我们似乎很成熟地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从前的作品。文学的标准有今天与昨天之区分吗？文学也在进化论的范畴之中吗？徐志摩的诗一定（至少应该）比李白的诗好吗？鲁迅的小说若不超过《红楼梦》，就一定说不过去吗？

历史是可以原谅的，但文学史却是不可以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