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学派与怨毒文学】

布鲁姆曾将那些背离审美原则的形形式式的文化批评——比如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笼而统之为“憎恨学派”。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打着不同旗号的学派，都志在摧毁从前、摧毁历史、摧毁经典。它们要做只有一条：让“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立即退场。这些男性代表着历史，是西方的文学道统。他们包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等组成泱泱一部西方文学史的一长串名单。

“憎恨学派”——这是一个很别致但确实击中要害的称谓。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几乎无一不摆出一副血战天下、“搞他个人仰马翻”的斗士姿态。对存在、对人性、对世界的怀疑情绪流播在每一寸空气中。我们的思维走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然而然地去肯定一些，建树一些，而是不免生硬、做作地去否定一切、毁灭一切。世界走到今天这个恐怖无处不在的时代，我总觉得与世界范围内憎恨空气地流播有关。这些学派不管如何深刻、如何与文明相关，它的效果是一致的：打破了从前那个也许隐含着专制主义、隐含着独断的和谐，众声喧哗的那一边，出现了价值体系的崩溃、意识与行为的失范。

“憎恨学派”的主旨在于揭示存在的恶、倡导压抑的释放与声音、腔调的杂多、对流行采取绝对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它是一种迎合那些因个人道路不畅而对世界充满憎恨的人之心理，并为他们找到憎恨理由的思想潮流。在人们唯恐压制民主、自由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语境中，漫无边际地张扬开了。

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民主、自由还是混乱？

憎恨学派蔓延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本来没有多少疑问的文学发生了疑问。在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里，文学尽管流派众多，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文学本身是什么。文学是什么，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而现在，有无文学性都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学派似乎也不关心文学问题，他们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以及若干形而上的问题。布鲁姆讥讽他们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文学界不谈文学，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每年一度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一年不知要开多少回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都是以文学的名义而进行的。但，你如果身处现场，保证不会使你想到这是一个将要获取文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文学论文答辩、这是一个关于文学的会议，你会误以为一脚闯进了政治局或每个社会问题论坛。这个场合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侃侃而谈政治、革命、现代性、经济、全球化、反恐、三农、格瓦拉、卡斯特罗与普京。

而谈来谈去，就只有憎恨——对制度的憎恨、对人性的憎恨、对人类的憎恨、对历史和经典的憎恨。

“憎恨学派”这一称谓使我想到了另一个称谓——这个称谓是由我近来确立的：怨毒文学。

这一称谓最适合中国当下的文学。世界文学似乎并没有因为憎恨学派的流播，而让怨毒充斥于其中。相反，世界文学倒一直保持着一种较好的平衡。而当下的中国文学，却四下里散发着阴沉而浓重的怨毒气息。

怨毒是一种极端而变态的仇恨。文学离不开仇恨。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主题就是仇恨。仇恨是一种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它可以公开。哈姆雷特在向母亲倾诉他内心的仇恨时，滔滔不绝，犹如江河奔流。仇恨甚至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人因仇恨而成长，而健壮，而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然而怨毒又算什么样的情感呢？

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这一切，使我们离鲁迅的深仇大恨越来越远。

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

文学可以有大恨，但不可以有这样一种绵延不断的、四处游荡却又不能堂而皇之的小恨。

并且文学必须有爱——大爱。文学从它被人们喜爱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爱”赫然醒目地书写在自己的大旗上。而今这面腌臢不堪的大旗上就只有精液、唾沫与浓痰。